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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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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急问:“斯大林的态度呢?”
    密使摇摇头:“斯大林只说给予必要的军事援助,要我们用硬通货购买苏联武器(几个月后,朝鲜用9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万吨其他矿石换取了苏联价值139亿卢布可装备3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其他的没有明确答复。”
    毛泽东沉默半晌之后毅然表示:“中国和你们站在一起,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军队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就是现在,我们也会向你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里不是有两个朝鲜师吗?我们将这两个师连同全部武器都移交给朝鲜。告诉金首相,我们一分钱也不要!”
    送走了满意而归的朝鲜密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作为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对朝鲜同志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和中国一样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残害的朝鲜有着深深的同情;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历史学者,他对朝鲜与中国的安全关系了如指掌——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啊。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了!
    谁打响的第一枪是再也无人说得清楚了,南北双方都说是对方先开的火。唯一让人们确认的是,战争爆发7天前,外号“不祥之鸟”,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战争和动乱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临三八线,审定了南朝鲜的北进计划,并留下了一张以后传遍全世界,被世界人民作为罪证的照片。
    只是,照片上正全神贯注地研究北朝鲜军用地图的杜勒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被美国人认为会很快结束的战争竟会延续3年,最后以美国抛尸5万屈辱求和,打了美国建国以来第一场败仗而告终!杜勒斯更不会知道,这场战争还将使他最为仇恨的中国共产党以在邻国的土地上击败16国联军的最简洁方式洗刷了百年国耻,并通过战争胜利这种最无可置疑的手段宣告了一个新的强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
    1950年8月27日上午,鸭绿江边中国临安城的老百姓正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和安静,尽管邻国朝鲜正在鏖战,但中国不是参战国,老百姓没有想到战争会到自己头上。
    但就在这天上午10时7分,四架美国飞机从鸭绿江对岸的朝鲜上空飞过来,扫射了中国的边陲城市临安。
    同日,在辑安、安东,共有5批13架美国飞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的和平居民死伤23人,大批房屋车辆被击毁,美国人将战火烧向了中国!
    1950年9月12日午夜,美国五星级上将、二战时任盟军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在日本东京披挂整齐,那个玉米芯烟斗紧紧叼在嘴上,这位在“二战”时名副其实的英雄,却要去血染朝鲜,他不可一世地冒险从朝鲜仁川登陆成功,坐镇亲自指挥朝鲜战争。他狂妄声称:“只要中国人敢参战,我将让只靠步枪作战的中国人尸横遍野,将整个战场变成屠场。”
    麦克阿瑟忘记了,中国人是吓不倒的!战火烧到了家门口,中国人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年后的1950年10月19日,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到1953年7月20日双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历时不到3年时间,366万中国将士在这场战争中伤亡,其中阵亡116万人,受伤22万余人,失踪被俘29余万人……阵亡者中有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以此为代价,中国军队共歼敌71万人。
    军事科学院主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61页。动用如此劣势的装备打出这等战绩,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美国四星级上将、第三任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有一段闻名世界的话:“朝鲜半岛的战争,是我们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而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横行世界的美国人至今只吃过两次败仗:一次是在朝鲜,一次是在越南,而这两场战争真正的对手都是中国。
    这场战争的胜利,由中国率先在东方打破了雅尔塔格局。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认为“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的错误看法,对毛泽东不得不充满敬意。极端蔑视中国人,仇视共产党的丘吉尔到死都没有明白:仅仅几十年以前,两万人的八国联军可以毫不费力地打到北京,同样是中国人,使用与西方相比更加劣质的武器,为什么近200万人的16国联军却被他们从鸭绿江边杀退400公里,直至丢脸地退出战争?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中国人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任何一场战争都会给当事国人民留下一点什么。
    抗美援朝战争留给了中国人民太多骄傲和自豪。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朝鲜战争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无可争议的胜利宣告了自己的强大。
    如果说建国前的国内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之战”,那么朝鲜战争便是新中国不折不扣的“立国之战”。
    这场胜利涤荡了中国百年国耻和民族自卑感。
    中国哲人宋宜昌说:“胜利激发出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迟早会产生一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
    至此,党中央、毛泽东在进城后圆满地向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交了两份考卷精品,是堪称名垂青史的精品。

第四节 领袖率先垂范

    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他所居住的中南海被撩去神秘的面纱,成千上万的普通中国百姓都虔诚地去瞻仰领袖的故居。
    在中南海高大的院墙内,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建筑群。从中南海的南门,也就是新华门往里走,顺着南海西岸的马路行至北头,便会看到一个大院,院门口上方的黑色大匾上,书写着乾隆皇帝的三个金色大字——“丰泽园”。“丰泽园”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群,它由许多小院落组成。“丰泽园”大院的东侧,有一个小院,叫“菊香书屋”。
    菊香书屋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各有五间房,在五间北房的当中一间门上挂有“紫云轩”的匾额,毛泽东从进中南海直到“文革”前,工作和生活多半的时间是在这“紫云轩”度过的。“紫云轩”是毛泽东最喜欢住的地方,说有“家”的感觉,所以身边工作人员称他为“紫云轩主人”。
    “紫云轩主人”崇尚自然,讨厌华奢、排场、浪费。住进中南海后,毛泽东一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信中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勤俭建国的方针,他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在“紫云轩主人”的办公室兼卧室里,人们看到的是一张陈旧的大写字台,几把陈旧的圈椅,一张硕大的木制硬板床,床上放着打了补丁的白色毛巾被和枕套、衣架上挂着同样打着补丁的睡衣,据说这件睡衣毛泽东从解放初期一直穿到他去世。然而在这间朴素无华的房子里却充满着浓郁的书卷气,荡漾着浓浓的书香,床上靠墙几乎占床三分之一位置堆满各种线装书,桌上、书架上,甚至洗手间坐便旁到处是书。主人生活在书的海洋里,他手不释卷,心里装着全中国、全世界,还容得下去享受荣华富贵吗?由此想到当今不少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家里装修得富丽堂皇,各种奢侈品应有尽有,就是没有书。落马的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就是个典型例子。在他堂堂一省之长的书房里竟没有几本书,书架上取而代之的是黄金、玳瑁、象牙雕刻等贵重工艺品。这种人心里还会想着人民、想着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去奋斗吗?
    〖JP+1〗进城后的毛泽东自身牢记“两个务必”,生活中坚持克勤克俭,在用人上也特别反对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毛泽东很重感情,但在处理与亲友故交关系的问题上,一直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原则:亲友故交生活上确有困难的,自己就解囊相助;如果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企求,则一律按规矩办事,决不循私情。建国后,毛泽东的收入除供生活开支外,并不富裕,日常生活也是过得十分简朴,好在他有些稿费,可以用于接济一下生活有困难的亲友们。毛泽东经常向全党各级干部强调: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的许多亲朋故旧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则提出要到北京来。接到这些信,毛泽东很为难。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我们共产党如果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给我过目就行了。实在不好解决的,再交给我。天天看信、天天回信,别的事我就不用干了。”秘书问这类信怎么处理时?毛泽东回答说:“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写信、不说话;凡是反映地方工作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做参考,但不要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1—163页。〖ZW)〗
    人总有三亲六故。毛泽东也不例外。在如何对待亲友的问题上,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特别是在他成为执政党的领袖、新中国的主席之后,仍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与亲友的密切联系和情谊。他爱亲友,却从不为亲友谋私利;他重感情,但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他始终严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原则,即使在对待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以及韶山的毛氏弟兄、母舅文家的表兄弟也同样是用“四不主义”,从不违反原则。
    毛泽东除严格要求个人和亲友外,在对下属干部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圆满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后回到东北,在哈尔滨、长春和沈阳都受到了当地官员的盛情接待。对丰盛的晚宴、豪华的房间,毛泽东很是生气,批评那里的省市领导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沈阳的干部会议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讲起了这几天的亲身经历:“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的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说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说到这里他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罐里一捻,愤愤地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当李自成啊!”
    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页。
    对于大吃大喝,毛泽东一贯反对,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针对大吃大喝、讲究排场,迎来送往、铺张浪费,毛泽东和历届中共中央都是明令禁止、严格查处的,然而时至今日仍有禁不止,大有顶风而上的人。一顿饭吃掉农民一年的口粮,一个乡政府一年吃垮一家饭店的报道已不是什么新闻。一届乡政府吃喝欠下的债,几届乡政府也还不完;不少县级政府的吃喝招待费年年剧增,从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甚至还多。这些号称人民父母官的人,对照一下50年前毛泽东的批评,不感到耳热脸骚吗?
    毛泽东在对待子女教育方面的广阔胸怀,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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