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位代表。”
可能正是周恩来将这种民主平等的思想贯穿到一个人的方方面面，所以他赢得了不仅中国大陆，同时包括台湾、香港甚至全球华人的尊敬和爱戴。
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子女，但他们为革命养育了几十个烈士孤儿，前国家总理李鹏就是其中之一。周恩来的一个侄子曾在北京读书，并且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他忠实地遵从他伯父的指示，从没有把他同总理的血缘关系告诉任何人。后来这位侄子同一个淮安姑娘结婚，他所在的机关将他妻子调到北京，这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周恩来知道后责备地问道：“为什么妻子要调动，而丈夫就不能调动呢？”这样，这对夫妇非常失望地离开首都北京到淮安小城工作。
周恩来还有一个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女周秉健，从北京中学毕业后到内蒙古当农民，后通过自身努力考取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内蒙古工作。
阴冷的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摆脱了折磨他1000多个日夜的病痛，走完了他艰难而又壮丽的人生。伟人的逝世，让世界惋惜，联合国大厦门前各国国旗全部降半旗志哀；中国亿万民族怀着极大的悲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淮安驸马巷（周恩来故居）、南京梅园以及上海、西安、重庆、广州等周恩来曾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悼念他，人们把对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永不泯灭的怀念称为“心碑”，心碑比有形的墓碑更有价值，虽无形，却重于泰山！
家风连着党风。领导干部能否正确使用手中权力，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非私事小事，而是直接关系领导干部形象、关系党风好坏、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原则性问题。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邓颖超同志在遗书中曾经特别强调两点：“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感情出发，而不依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
周恩来同志制定十条家规，邓颖超同志临终叮嘱身后事，这是周恩来、邓颖超高尚人格的写照，也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他们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砖一瓦、一钱一物，精神财富，子孙为之自豪，世人为之敬仰。
毛泽东、周恩来还有很多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执政后，都一如既往地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手握权力的“贵族”。他们的表率作用铸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座座丰碑和一面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第五节“兴亡周期率”和第一场廉政风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大部分都牢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的号召，警惕“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的袭击”。他们生机勃勃，廉洁勤政，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都说：“我们身上有多少土，他们身上也有多少土，我们身上沾多少油，他们身上也沾多少油”。那时物质条件匮乏，一个县大概有一辆吉普车，干部下乡骑辆自行车算很奢侈的，大部分干部都是背起背包深入基层，在老百姓的炕头上，场院里了解百姓疾苦，为百姓办实事，所以很受百姓欢迎。但也有极少数干部进城后面对花花世界，开始放纵自己，滋长了蜕化变质的危险倾向。为了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为了共产党人永葆革命青春，毛泽东和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个人廉洁自律、艰苦奋斗，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以“三反”为主要内容的摧枯拉朽般的廉政风暴。
从1950年6月起，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同时，由于土地改革的迅速开展和城乡物资的大规模交流，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以及国家建设的扩大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从而使城乡市场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不仅国营经济有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48。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也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一些不法资本家采用各种阴险狡诈的手段，大搞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取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活动。他们搞“五毒”活动的手法是骇人听闻的：在国家机关收买“坐探”和“内奸”，收集经济情报提供给帝国主义，破坏抗美援朝战争。他们乘军需紧急之际，偷工减料，牟取暴利，有的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带菌的旧棉花做“急救包”，用坏牛肉做罐头，用腐坏的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使许多为祖国英勇杀敌的志愿军战士，遭受到不该遭受的伤害。他们不仅把握一些合法组织向国家讨价还价，还秘密结社，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国营经济进攻，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活动。根据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九个城市的统计，在45万多资本主义工商业户中，有“五毒”行为的占76。
同时，不法资本家还以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糜烂的生活方式来腐蚀工人阶级、公方代表和国家干部，使党和国家一部分工作人员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面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党不得不发出号召，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但在“五反”斗争后期对违法户的处理上，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从宽的政策，为的是“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中共中央1952年5月9日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三反”运动的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起因是为支援抗美援朝，毛泽东在1951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说，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的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报告中还提到，由于内外勾结，在财经机关和企业中，出现了不少贪污分子。沈阳揭发出的贪污分子达3629名，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局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当时1万元相当现币1元，下同）的材料不作处理。这个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北京市委上报的“关于反贪现象”的报告，所展现的一些高官们的贪污现象更令毛泽东愤怒。在贪污分子中，财经、企业部门占402名，公安部门占112名，其中老干部占79名。据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朱德报告，建国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仅北京就有400多名党的干部堕落腐化。除此之外，各地上报的腐化现象也很严重。在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集体嫖娼。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勾结土匪残害百姓。对此，群众无比愤怒。这些现象总体上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虽然微不足道，但对于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那是无法容忍的。
面对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腐败图，毛泽东震怒了。为了反腐败，运动在东北已经开展了起来，这个运动要不要在全国发动呢？毛泽东陷入了深思。当时，国家百废待举，困难重重，外有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内有蒋介石集团在大陆东南沿海的一次次骚扰，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党残匪尚未肃清，想不到新中国刚刚诞生，就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斗，建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还能允许腐败现象存在吗？难道历史上所谓的“兴亡周期率”共产党也逃脱不了吗？
关于“兴亡周期率”的内容要将历史拉回到1945年7月1日。
一架美式军用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在山城上空盘旋了一周之后，向北飞去。飞机上载着黄炎培、章伯钧等6位国民党参政会成员。他们是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和谈，赴延安参观访问的。
黄炎培是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毕生从事职业教育。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于“西安事变”后为建立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奔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努力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入抗战救亡工作中，在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议员后，他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和坚决主张抗战，反对妥协投降。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黄炎培被推选为常委会主席。此后，在国统区风起云涌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黄炎培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1949年2月，黄炎培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毅然奔赴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和民主建国会负责人。
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此次在延安参观考察了5天，看到延安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气象颇为感慨。临离开延安前的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黄炎培到他家里做客，两位政治家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和黄炎培交谈，他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已经预感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但在他的心中还存在着一团疑惑。他毕竟熟读古今历史，有着几十年的丰富阅历，他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可怕的周期率，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
黄炎培诚恳地说：“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很难跳出这‘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一席耿耿直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略做沉吟，朗然应道：“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你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史全伟著：《毛泽东与艰苦奋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1—102页。
黄炎培听罢连连点头，当即说：“这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