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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的生理及病理的学术方面还容留得下迷信，别的方面可想而知，政治道
德以及一切人生活动自然也为迷信所主宰，社会上蛮风的复活或遗留又是当
然的了，这实在是不容轻轻地看过的事。提倡科学，破除迷信，这句老生常
谈实在是救国条陈里的最要的一条。丙寅医学社诸君发行《医学周刊》，我
在《世界日报》上常常见到，虽然对于医学全然是个外行，却觉得这个意思
很好，可以说是于世道人心大有益处，因为这与我的救国条陈颇有点相合。
我常见医家门口有一块匾，文曰“是乃仁术”，心想这倒很可以拿来题在周
刊上面，因为他不但是疗治去求诊的人的疾病，还想疗治一般自以为无病的
人的呆病。这回《医学周刊》将汇印成书，叫我题几个字，但是我不好意思
真写一块匾送过去，所以只好撰了这几句闲话，聊以塞责云尔。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
1927 年作，1929 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爱的艺术之不良
三月十八九日北京《世界日报》“明珠”栏所载云召先生的《小说话》
中有一节文章，是论“不良小说”的，其中有这几句话：
最近禁止的十一种不良小说，禁止是都值得禁止的；现在我把我所知道关于这几本
书的大概，来谈一谈。
《爱的艺术》。。这三种都是研究性欲的书籍。《爱的艺术》是外人蔼里斯著的，
有北新书局的翻译本，但卖完后在北京未再翻印，市上普通见的乃是冒充上海光华书局而
实是翻印北新的本子。总之，此三书便是好书也该禁止；况且在性教育尚未确定的中国，
这些非科学式的科学书是应该禁止发售的。
云召先生使我能够知道最近禁止十一种不良小说的事情以及这些书的名
目，这是我所感谢的，但他的对于《爱的艺术》的批语未免有点不对。《爱
的艺术》是《性的心理之研究》第六卷里的一章，该“研究”在学术上的地
位世间已有定评，现在却还称之曰非科学式，不知要怎样才能算作科学式呢？
蔼里斯的这部书在“文明”国半开化国到处都碰钉子：英国既禁止于先，日
本则把它的译本阉割得不成样子，译出一部分到中国，又被官厅认作不良小
说，读者斥为非科学式，真可谓命苦了。但是，我们替它辩白有什么用呢？
即使辩明白了，蔼里斯实是学者，这部研究实是科学书，也岂能救它免于禁
止么？“便是好书也该禁止”，说得十分干脆。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做书
的不是，谁叫他写出这种违反圣道的东西来，又输入这礼教之邦，以败坏我
风化，“非所宜也，大不敬”，不被禁止何待乎？
□1928 年4 月刊《语丝》4 卷16 期，署名岂明
□收入《永日集》
杂拌儿跋
北京风俗于过年时候多吃杂拌儿，平伯取以名其文集。杂拌儿系一种什
锦干果，故乡亦有之，称曰梅什儿，唯繁简稍不同，梅什儿虽以梅名，实际
却以糖煮染红的茭白片和紫苏为主，半梅之类乃如晨星之寥落，不似杂拌儿
之自瓜子以至什么果膏各种都有也。平伯借它来做文集的名字，大约是取它
杂的意思，集内三十二篇文章，确有五分之一的样子是有考据性质的，但是，
正如瓜子以至果膏究竟还是同样的茶食，这些文章也与别的抒情小品一样是
文学的作品。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喔，在这个年头
儿大家都在检举反革命之际，说起风致以及趣味之类恐怕很有点违碍，因为
这都与“有闲”相近。可是，这也没有什么法儿，我要说诚实话，便不得不
这么说。我觉得还应该加添一句：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
又这样地新。
我以前在重刊本《梦忆》序上曾经说过：“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
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
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
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
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
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抗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
了。”唐宋文人也作过些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认为文章游戏，到了
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做古文；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
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
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
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
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现在的人无论写什么都用白话文，也
就是统一的一例，与庚子前后的新党在《爱国白话报》上用白话，自己的名
山事业非用古文不可的绝不相同了。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
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
读可以说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是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除了还是想要去
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这也可以说
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
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
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
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
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
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
现在便拿来写在后边，算作一篇题记。久病初起，胡涂的头脑更加胡涂，有
些话说的不得要领，愿平伯勿笑也。
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周作人，于北京。
□1928 年作，1929 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桃园跋
议论人家的事情很不容易，但假如这是较为熟识的人，那么这事更不容
易，有如议论自己的事情一样，不知怎么说才得要领。《桃园》的著者可以
算是我的老友之一，虽然我们相识的年数并不太多，只是谈论的时候却也不
少，所以思想上总有若干相互的了解。然而要问废名君的意见到底是如何，
我就觉得不能够简单地说出。从意见的异同上说，废名君似很赞同我所引的
说蔼理斯是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话。他现在隐居于西郊农家，但谈到有些问题
他的思想似乎比我更为激烈；废名君很佩服狭斯比亚，我则对于这个大戏曲
家纯是外行，正如对于戏曲一样。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我的头
脑是散文的，唯物的。我所能说的大略就是这一点。
但是我颇喜欢废名君的小说，这在《竹林的故事》的序上已经说过。我
所喜欢的第一是这里面的文章。《笑府》载乡人喝松萝泉水茶称赞茶热得好，
我这句话或者似乎有同样的可笑。“然而不然”，文艺之美，据我想形式与
内容要各占一半。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
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炼的却很不多
见。在《桃园》中随便举一个例，如三十六页上云：
铁里渣在学园公寓门口买花生吃。
程厚坤回家。
达材想了一想，去送厚坤？——已经走到了门口。
达材如入五里雾中，手足无所措，——当然只有望着厚坤喊。。。
这是很特别的，简洁而有力的写法，虽然有时候会被人说是晦涩。这种文体
于小说描写是否唯一适宜我也不能说，但在我的喜含蓄的古典趣味（又是趣
味！）上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文章。其次，废名君的小说里的人物也是
颇可爱的。这里边常出现的是老人，少女与小孩。这些人与其说是本然的，
无宁说是当然的人物；这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景的
写像，特别是长篇《无题》中的小儿女，似乎尤其是著者所心爱，那样慈爱
地写出来，仍然充满人情，却几乎有点神光了。年青的时候读日本铃木三重
吉的《千代纸》中几篇小说，我看见所写的幻想的少女，也曾感到仿佛的爱
好。在《桃园》里有些小说较为特殊，与著者平常的作品有点不同，但是，
就是在这里，例如张先生与秦达材，他们即使不讨人家的喜欢，也总不招人
家的反感，无论言行怎么滑稽，他们的身边总围绕着悲哀的空气。废名君小
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
黄昏天气，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
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
说了好些话终于是不得要领。这也没法，也不要紧，我在上边已经说过，
这是不会得要领的。而且我本来不是来批评《桃园》和废名君，不过因为曾
经对废名君说给他在《桃园》后面写一篇小文，现在写这一篇送给他以了旧
欠罢了。
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于北平市，岂明。
□1928 年作，1929 年刊“北新”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永日集》
燕知草跋
小时候读书不知有序，每部书总从目录后面第一页看起。后来年纪稍长，
读外国书知道索引之必要与导言之有益，对于中国的序跋也感到兴趣。桐城
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
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
因为我喜欢读序，所以也就有点喜欢写序；不过，序实在不好做，于是改而
写跋。
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
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
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但是话虽如此，我却恐怕连这个也弄不好。平
伯的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读过的，大部分还是原稿，只有三两篇是从
印本上看来，可是现在回想整个的印象，实在有点儿迷糊了。我觉得里边的
文字都是写杭州的，这个证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错。可惜我与杭州没
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
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
么讨厌，但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
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
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但是，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
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
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
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燕知草》对于我理应有此一种给予，然而平伯所写
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来也仍充满着温暖的色彩与空
气。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字意味的一种，这
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
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
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
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
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
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
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
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
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
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
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
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
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