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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一种不满，可称之曰史的常识之缺乏，此盖由于史学之大专门化，书既
浩瀚难读，学者所致力又多在年代职官之末，遂渐与生活游离，艰于自立，
遑论及物。能惧思者当知及今之世复兴史学实为要图，而文史撰述凡有利于
此事者，流传推广，亦不容缓。往年读《心史丛刊》三集，以史事为材料，
写为随笔，合知识趣味为一，至可益人神智，念之至今未忘。今见谢先生此
著，其佳处亦正相同。谢先生尝从心史先生游，又曾闻任公静庵诸先生之绪
论，有所著述，自能集三先生之长，裨益学子非浅鲜，抑亦庶几足以补从来
之缺憾，满足时代之要求，其责任尤大矣。
中国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记于北京。
□1944 年11 月刊《文史》1 期，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新诗序
这一册《谈新诗》是废名以前在北京大学讲过的讲义，黄雨君保存着一
份底稿，这回想把他公开，叫我写篇小序，这在我是愿意也是应当的。为什
么呢，难道我们真是想要专卖废名么，那未必然。这也只因为我对于这件事
多少更知道一点罢了。废名在北京大学当讲师，是胡适之兼任国文学系主任
的时候，大概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最初他担任散文习作，后来添了
一门现代文艺，所讲的是新诗，到第三年预备讲到散文部分，卢沟桥的事件
发生，就此中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
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
见与说明。我因为自己知道是不懂诗的，别无什么可否，但是听废名自讲或
者就是只看所写的话，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边总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
思想与观察。废名自己的诗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人家拿来出板，这册讲新诗
的讲义本来是公开的，现今重刊一回，对于读者有不少益处，废名当然不会
有什么异议吧。
废名这两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家里，五月里试寄一张明信片
去，附注上一笔请他告知近况。前几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
天，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踪，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达黄
雨君的意思，不过回答到来恐怕要在《谈新诗》的出板以后了吧。来信里有
一部分关于他自己的生活，说的很有意思：
此学校是初级中学，因为学生都是本乡人，虽是新制，稍具古风，对于
先生能奉薪米，故生活能以维持也。小家庭在离城十五里之祠堂、距学校有
五十里，且须爬山，爬虽不过五里，五十里路惟以此五里为畏途耳。
后面又说到学问，对于其同乡之熊翁仍然不敬，谓其《新唯识论》一书
站脚不住矣，读了觉得很有趣。未了说“于春间动手著一部论，已成四章，
旋因教课少暇，未能继续，全书大约有二十章或多，如能干与知堂翁再见时
交此一份卷，斯为大幸。”废名的厚意很可感，只是《肇论》一流的书我生
怕看不大懂，正如对于从前信中谈道的话未能应对一样，未免将使废名感觉
寂寞，深以为歉耳。
民国甲申七月二十日，知堂记于北京。
□1945 年8 月刊“太平”初版本，署名知堂
□收入《立春以前》
沙滩小集序
民国三十三年阴历岁次甲申，但是阴阳历稍有参差，所以严格的说，甲
申年应该是从三十三年一月廿五日起，至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止才是。这在
民国除了是第一次的甲申年以外别无什么意义，可是在以前的历史上，这甲
申年却不是寻常的年头儿，第一令人不能忘记的是三百年前崇祯皇帝煤山的
事，其次是六十年前中法战役马江的事。青年朋友不喜欢看历史的人或者不
大想到亦未可知，我们老一辈的比较更多经忧患，这种感觉自更痛切，鄙人
恰巧又是在这一年里降生的，多年住在北京，煤山就在城内，马江虽只是前
辈参加，自己是曾身列军籍的，也深感到一种干系。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最
近这几百年情形弄得很不像样，差不多说不出有哪一年比较的可以称赞，不
过特别是我辈甲申生的人想起来更是丧气罢了。
在这时候，有友人们想集刊文章，给我作还历的纪念，这在我是万不敢
当，而且照上述情形说来，也是很不相称的。不过朋友们的好意很可感激，
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不是有意义
的事，虽然交际的新旧不等，有的还不曾相见过，但交谊还是一样，这也觉
得很有意思。此集由傅芸子君编辑，名称商量很久，不容易决定，傅君当初
拟名为《汉花园集》，本来也很好，但是仔细考虑，汉花园是景山东面的地
名，即旧北京大学所在地，其门牌但有一号，只大学一家，怎好霸占了来，
固然未必有什么商标权利问题，总之我们也自觉得不好意思。由汉花园再往
西南挪移几步，那里有一条斜街，名曰沙滩，倒还不妨借用、于是便称之曰
《沙滩小集》。本来想用“沙滩偶语”四字，似乎比较有风趣，但是据故事
的联想，偶语未免有点儿违碍，所以终于未曾采用。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
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不可，
在海边沙滩上聚集少数的人，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
各自说他的故事，此亦大有意义，假如收集为一册书，岂不是有趣味的事，
与《十日谈》可以相比么。意大利那时是瘟疫流行，绅士淑女相率避难，在
乡村间暂住，闲话消遣，乃得百篇故事，此《十日谈》之本事也。中国现今
也正在兵火之中，情形有点相像，人们却别无可逃避之处，故欲求海滨孤岛，
蛰居待旦，又岂可得，在这时候大家不能那么高兴的谈讲，那也是当然的了。
这集里所收的文章都是承朋友们好意所投寄，也有我自己的混杂在内，
我不便怎么说谦逊或是喝彩的话，但总之是极诚实的表示出自己，也表示出
在这乱世是这么的还仍在有所努力，还想对于中国有所尽心，至于这努力和
尽心到底于中国有何用处，实在也不敢相信。其次，大家合起来出这样一册
小集，还有一种意思，便是庄子所说的鱼相濡以沫。这一层意思，我觉得倒
是极可珍惜的。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周作人撰。
□1945 年刊“太平”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立春以前》
虎牢吟啸序*
孔子删诗之说，现代学者不大有人相信，但儒家很重诗与礼，那是没有
问题的。孔子论诗的话，最具体的是《阳货》篇的这一节：曰，“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站在学诗的立场说的，诗的用处大概也就是《子路》篇中所说的从政及
专对等事，便是多识也还是实用方面的，若是通彻主客两边，就诗的性质有
所发明的，我想那是第三项的怨吧。要来说明这意思，最好是借用孟子现成
的话。《告子下》记孟子批评高叟说诗：有曰，“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
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
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后面又申明之曰，
“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孔孟的话都
是伦理的教训，这里却把诗之文艺的性质也说明在内了。本来诗就只是怨。
《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原兼括哀乐，但欢愉之词难工，三百篇
首亦有《关睢》《桃夭》，而感人最深者还是《绿衣》、《谷风》、《黍离》、
《兔爱》诸篇。人惟不能忘情，故不能无所怨嗟，所道固一人之言，而所寄
者则万人之情也。个人在宇宙间，只是沧海之一滴，太仓之一粟，惟其所代
表者乃永劫及无边的人生，是乌可以无言乎。人有所怨，可以为诗，抑亦圣
人之所取者也。
胡逸民先生壮年奔走革命，民国建立后曾司狱政，并任南京监狱事，今
乃以事被幽于老虎桥，忽尔下阶，几同入瓮，处境如此，可以怨矣。时值乱
世，会逢百罹，处此境者不止胡先生一人，惟千万人有此情意而不能言，代
言者乃不可少，此亦是能言者之责任。国乱民困，有沦肯及溺之惧，及今不
言，对于祖国是愈疏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
以为。”诗有益于治道，乃为不虚，胡先生之作，庶足以当之矣。
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会稽周作人序。
□1948 年作，1978 年刊，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呐喊索隐
欠了《子曰》一笔文债，无法偿还，心里老是惦记着。忽然想到《阿Q
正传》要制电影上银幕了，关于阿Q 的性格想说几句话，目的是凑成一篇文
章，可以还债，并不是有什么新的意见发表，可以供制电影片之参考。我以
为阿Q 的性格不是农民的，在《故乡》中出现的闰土乃是一种农民，别的多
是在城里乡下两面混出来的游民之类，其性格多分与士大夫相近，可以说是
未蜕化的、地下的士大夫，而阿Q 则是这一类人的代表。阿Q 性格中最明显
的两点是精神的胜利与假革命。士大夫现在称为知识阶级，精神的胜利至今
还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武器，以精神文明去压倒外来的物质文明，以固有道德
去镇伏异端的民主思想，以纲常名教风化正气等名词为盾牌任意的骂倒别
人，这类的事情大家见闻得很多，证据已经很是充足了。阿Q 的假革命即是
投机，而投机又是士大夫擅长的本领，我们不去别处找证据，只就《正传》
所记的看去，也就足以为证了。阿Q 本来是个正统派，他最厌恶那“假洋鬼
子”，又叫他作“里通外国的人”，至于对于革命党，更是“一向是深恶而
痛绝之的”，可是一听到城里革命党起事，他就决心去投革命党，因为他可
以“要什么就是什么”了。最妙的是阿Q 想到第一去革静修庵尼姑的命，走
到那里的时候，却已迟了一步，据老尼姑告诉他说，”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那就是秀才和假洋鬼子，他们除打碎了万岁龙牌之外，还革走了一个观音娘
娘座前的铜香炉。阿Q 到底是未蜕壳的士大夫，所以弄不过他的前辈，但是
这里便已可证明他们三位都是一伙儿的同志了。虽然作者后来觉得有点厌烦
起来了，赶紧把阿Q 枪毙了事，就把《正传》结束起来，其实这干事实不尽
相符，不但阿Q 本人在民国初期依然健在，依据道理说来，他比起秀才等正
牌士大夫来固然相形见绌，难免失败，但既是士大夫的一流，他尽有本事应
付环境，不会投进网罗里去的。总而言之，阿Q 与秀才假洋鬼子赵太爷等在
《正传》里都写得很可笑可气，但我们也要理解他们，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
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的遗传性不好，错处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整千百
年的生活专制之下，养成这样的习惯，如阿Q 们所表示的，别一方面则如闰
土的苟且生存，那是乡下农民的例子，至于原因还是相同，即专制封建的社
会所造成者也。
我本来想将上边的意思再拉长一点，写成二千字，也就可以缴卷了。可
是我拿起《呐喊》来翻了一遍之后，觉得此外还有好些材料可以谈谈，所以
改变方针，动手来写这一篇索隐的文章了。我并没有胡老博士的历史癖与考
据癖，也没有这能力，但是恰巧我得着了好些材料，不趁这机会利用了，搁
着也很可惜，便就记忆所及，零零落落的把它写了下来。这所谓索隐，与《红
楼梦索隐》并不相同，只是就小说中所记的事情，有些是有事实的根据的，
记录下来，当作轶事看看，对于小说本身并无什么关系。作者运用材料本极
自由，无论虚构或是实事，或虚实混和，都无不可，写成小说之后，读者只
把它作整个艺术作品看，对于虚实问题没有研究的必要。我这里所以只是讲
故事，而且这故事也并不是我所说的，我的责任只在记录罢了。
那么这些故事到底是谁所说的呢？我这里不能不再费点工夫说明一番，
以明责任。我的亲戚里边有一位方女士，她是鲁氏老太太的一个内侄女，又
是义女，常在老太太那里居住，她知书识字，和老太太很谈得来，所以知道
的事情很不少。有一回我们偶然谈到《呐喊》，她把里边有事实作背境的有
些事情告诉我听，后来又说到《彷徨》里的故事，我都摘要记录在日记里，
这些大概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关于她的话只说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