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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实在要比一卷书还有意味，不过这里也还只是且谈谈他的诗文耳。
元赟著有《老子通考》四册，只在图书馆看到，我所有的只是一部两册
的《元元唱和集》。集内元政、元赟诗各一卷，二人互为序，题宽文二年，
次年刊行，即西历一六六三年。我这一部新从名古屋买来，旧敝多虫蛀，末
叶有墨笔题记二行云：此书上下二册，以清酒一升，从僧贞中易得。贞中不
知是何时人，盖亦是风雅和尚，配得读元政诗者，唯清酒时价一升值至十元，
亦已大不廉矣。《先哲丛谈》卷二纪元赟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引元
政诗。今案原诗悉见《唱和集》中，其一人无世事交常谈，客惯方言谈每谐，
原题云《谢元赟翁来访》，其二为《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十首之三，全诗
凡五韵，今录于下：
“邂逅遇尾城，至今已四载。今年会洛阳，来往劳孤拐。清谈无点俗，
相忘如痴ɑ。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犹未解。”元赟
和诗，其一云公是道安能说法，我非曼倩好诙谐，尚有意趣。其二末四句云：
“方言不须译，却有颖舌在。坐久笑相视，眉语神自解。”有如角觝，
工力便不能相敌。盖元政受五山文学的流派，自有洒脱之趣，元赟则乙榜出
身，犹多絷缚，二人虽同是景仰袁中郎者，其造就自不免有异也。《唱和集》
中元政《送元赟之尾阳》十诗，有小序云系用袁石公《别陶石篑》韵，文中
说明其缘起云：
“余尝暇日与元赟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钟伯敬、徐文长等集，特
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今兹九月之初，既夜正长
而风遽冷，寂寂不睡，灯下拥被，独阅石公之集，读至别石篑诗，忽感近日
老人将有尾阳之行矣，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拟阳关曲。”《先哲丛
谈》卷二云：
“元政诗文慕袁中郎，此邦奉袁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而元政本因元赟知
有中郎也。元政书曰：数日之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
《广庄》诸篇识地绝高，《瓶史》风流，可想见其人，又赤牍之中言佛法者
其见最正，余颇爱之，因足下之言知有此书，今得之读文，实足下之赐也。”
元政所著《草山集》前后三十卷，仓卒不得见，《唱和集》中有《和李梁溪
戒酒诗》，小序云：
“余尝答人书漫论文章曰：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盖流
自性灵者有德之言也，出自模拟者不必有德之言也。流自性灵者或虽不整齐
而无痕，出自模拟者虽是整齐未必无痕，余虽不知文章，于此二者暗中摸索
亦可知也。何者，言即心之迹也，因迹求心，虽不中不远矣。由此言之，世
之好文章者，不本道德，徒拾古人之唾馀，以为得巧，可耻之甚也。”此意
亦原本公安，而说得颇妙，以道德与性灵合为一，尤有意义，其时钱受之辈
正在力斥袁钟，而深草上人乃能知爱好，大可佩服矣。日本汉文学中一时亦
盛行七子派拟古典诗文，山本北山著《作诗志彀》等书，尊中郎而反于鳞，
排斥模拟，提唱性灵，开辟一新途径，《志彀》序题天明壬寅，距元政时盖
正是甲子一周。元政本名石井吉兵卫，二十六岁出家为日莲宗僧，居深草之
瑞光寺，供养父母竭尽孝敬，后两亲同年以八十七岁殁，阅二七日元政亦卒，
年四十六。作辞世和歌，意云：深草的元政和尚死了，虽是自家事，也觉得
可哀。又遗命不建石塔，但于墓上种竹二三株。元政有《竹叶庵诗》十首为
世所称，见《唱和集》中，其一云：
屋前竹叶垂，屋后竹叶隔，
屋上竹叶覆，中有爱竹客。
此盖足以为其墓志铭矣。（廿九年八月廿四日）
□1940 年10 月刊《中国文艺》3 卷2 期，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如梦记
《如梦记》九篇，约四万馀言，文泉子著，明治四十二年己酉东京民友
社刊，菊半截一册，红洋布面，定价金三十五钱。案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
明治六年生，三十二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出身，追随正冈子规，为新派有名
俳人之，又与子规提倡写生文，多所写作，单行本有《写生文集》，《帆立
贝》，《如梦记》等，大正六年（1917）卒，年四十五岁。
我于丙午年（1906）到东京，其时子规已卒，杂志《保登登岐须》由高
滨虚子编辑，俳句写生文小说正大发达，书架上现存一册九卷七号，夏目漱
石的小说《匐将》就发表在这册里边，《我是猫》的第十回也载在卷首，可
以想见当时的形势。匐将在中国普通译作“哥儿”，但方言中似别有较适合
的名词，如越中之“阿官”是也。那时候在东京，遇着写生文与自然主义的
潮流，自然主义的理论甚可佩服，写生文则成绩大有可观，我不很懂《保登
登岐须》上的俳句，却多读其散文，如漱石、虚子、文泉子以至长冢节的著
作，都是最初在那里发现，看出兴会来的。其中文泉子最为特别，他不像别
人逐渐的变成小说家，却始终只以写生文为范围，他的《写生文集》与《帆
立贝》等，从前也曾搜得，回国时不知怎的遗失了，如今所有的就只是这一
小册追忆儿童生活的《如梦记》而已。
庚戌年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
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
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
意得见此书，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情形犹恍忽如见。三田虽是大
街，唯多是晚间去散步，印象总是暗淡萧寂，与本乡不同。辛亥初冬回故乡，
作小文记旧游，只写一则而罢，题诗其后，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何苍黄，
盖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
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1940 年11 月5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如梦记译者附记*
上文系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所写，曾收入《药堂语录》，盖已是三年前
事矣。那本红面小书在我手边则已历三十三四年之久，只是常常想起，却总
未能决心着手，至于今日。
翻译不易，才力不及，这理由是容易明白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想要翻
译的呢？在日本有过明治维新，虽已是过去的事，但中日两国民如有互相理
解之可能，我想终须以此维新精神为基础。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
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
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因此总想译述出来，虽然自己深知这是很不易的事。语
学与文才俱优的可以委托的人，找起来未必没有，只是他们所知的大抵是近
今更西洋化了的日本，对于明治时代恐怕有点隔膜，有如请西装的青年陪了
穿茧绸夹袍的老人谈话，这其间有三四十年的空气间隔着，难得谈的投机的。
我之所以不顾能力不足，或闲暇不多，终于决定自己来动手者，其原因即在
于此。文章译得很粗糙，未能把本来的趣味恰好的传达出来，但是凭了平时
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写生文与《如梦记》的好感，总之想以理解之心，运
笨拙的笔，一句句的写下来，至于力不从心，那是没法子的事。全书共计九
章，希望每月能译出一章来，那么到了明年夏天，全部译完了，可以出一小
册单行本子。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
话的注释做成，这已写了一部分三万字，下馀的大约也还有十万字之谱吧。
这工作中途搁下来，一转眼就已是五个年头，想起来更有岁月不居之感，亦
正是所谓如梦也。
（民国癸未九月十日）
□1943 年12 月刊《艺文杂志》1 卷6 期，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如梦记译本序
《如梦记》一卷九篇，文泉子著，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日本东京
出版。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生于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大学国文科出
身，追随正冈子规，为新派有名“俳人”之一，写了许多“写生文”，大正
六年（一九一七）卒，年四十五岁。
在明治末年日本文坛上盛行着法国自然主义的潮流，子规等新派俳人是
俳句的革新家，可是也感受着时代思潮，成为他们的提倡写生的一种机缘。
所谓写生即是主张写实，不像旧式诗人那么公式地说假话，却要实地去看去
听，把所感到的事物写下去，这像有真实的生命。写生，是新派俳句的新的
手法，可是也可用于散文，这就叫写生文，它可以独立，于练习俳句上也很
有益。所以他们的杂志虽是讲俳句的，也登载好些写生文，这《如梦记》便
是在里边登过，再印行单行本的。
古来日本俳人多兼擅文章，松尾芭蕉即是最好的例，那时这一派里正冈
子规以下，夏目漱石，高滨卢子，坂本文泉，长冢节都写许多散文，夏目的
《我是猫》，高滨的《俳谐师》，长冢的《土》乃是有名的小说，扳本的这
一卷《如梦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小说，但是用写生文来记述他童年的回忆，
也正是文学上所有的一种式样，同样的值得加以赏玩。书中所记大概是十岁
以前的事，在明治维新初期，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或者与中国的民国前后
有点相似，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值得记载，这里就只觉得太简少一些，有点可
惜，但是这也是难怪的。写生文虽说是重在写实，但它到底还被俳句影响所
牵掣，他们最忌“词费”，不肯长篇大幅地去描写，所以简短是当然的事。
后来夏目的学生中勘助著有《银茶匙》，上下两卷，叙写从幼小时直到中学
时代，更为精细，虽不是写生文派，却可以说是大部的《如梦记》，此外就
不见其比了。坂本的这本小册子很少见，在出版的次年偶然在东京冷僻的小
书店里得到了一册。
本书题名在著者自序中译作《梦一般》，比较近于白话，但是原名
Ywmenogotoshi，是文言口气的，直译应是《如梦》，现在便保存它这个原意，
只是加上一个记字，说起来较为顺口，自序中亦均改正，以免岐出，虽然在
那边如说《梦一般》似乎要好一点。
知堂记。
□1959 年4 月1 日刊香港《星岛晚报》，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日本国志
廿六年二月我写小文略谈《人境庐诗草》。附记有云，“去年秋天听说
有我国驻日使馆人员在席上声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
原著。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的是
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
以断定他是写不成《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当时所根据的是作者态度之不
同，虽然自己相信不会看错，总嫌未免稍倾于主观。
近日得到姚文栋的杂文集，可以证明姚黄二家的书名同实异，截不相干。
姚集名曰《读海外奇书室杂著》，中缝则题曰《东槎杂著》，共文二十四篇，
盖在使馆为随员时所作，有《陈元赟先生事略》尚可读，馀亦多是照例的慷
慨论时务而已。卷末有《日本国志凡例》，作于光绪甲申九月，云全书十卷，
分记东西两京，畿内，东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国为纲，首疆域，继以形势沿
革，以至物产，凡二十四门，盖是地志体裁，末有“未备”一条，自言刑法
食货等皆未及记，后之君子尚其补诸。日人星野川口宫原三人皆有跋，见姚
氏编《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谓其译我群地志书，集其大成，凡例记采用
书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旧地志也。由此观之。二书性质不同显然可知，姚
氏所著固自成一种日本国志，但若与黄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矣。
黄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
无古人者，当推学术，礼俗二志，有见识，有风趣，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
乃能有此耳，若说瑜不掩瑕，则文中惜不注出处，如礼俗志中多用川濑栲亭
之《艺苑目涉》中民间岁时，寺门静轩之《江户繁昌记》，往往一篇一卷全
文录入，如能随处注明，体例当更为完善也。
□1940 年11 月19 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四鸣蝉
近代日本文学作品，由本国人翻为汉文，木刻出板者，在江户时代中期
大约不很少，我在北京所见已有三种。其一是《艳歌选》，十四年春间所写
的《茶话》中第六则即是介绍这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