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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具有高度的东亚共通性,特别在文艺方面为多,使中国人容易能够了解
与接收,其阻隔只在言语一层上,若有妙手为之沟通,此事即可成就。稻孙
先生此选,以谨严的汉文之笔,达日本文的情意,能使读之如诵中国古诗,
无论文情哀乐如何,总之因此引起其感兴,多得知人情之味,此正是所谓胜
业,亦复功不唐捐者也。西儒有言,文学的最高贵的是在于拭去种种的界限
与距离,岂不信哉。我不知诗,岂能谈译诗,今但于诗之上下四旁言之,写
得数十行,聊作跋语,以表示对于译诗者之敬意云尔。
□1941 年4 月3 日刊《新中国报》,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骆驼祥子日译本序
中国新文学之兴起,于今才二十馀年,时间还很短,成绩自然也就不能
很好。大抵在多少有传统的根基存在的地方,新的成就也比较的明显,例如
散文作品、小说与随笔都还相当的发达,比起诗歌戏曲来,在量与质上似均
较优。这里边当然有好些原因,但是语言问题恐怕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文学
中的事与理,即内容尽可随时变更,只要有“诚”存在便好,可是表现的形
式假如不称心,缺少了“达”,那就不能令人领解其佳处了。小说与随笔之
发达较快,并不在于内容上有传统可守,不,在这上边其实倒很有些变更了,
它们的便宜乃是由于从前的文字语言可以应用,不像诗歌戏曲之须要更多的
改造。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由言文一致渐进而为纯净的
语体,在清朝后半成功的两部大作可为代表,即《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
现代的小说意思尽管翻新,用语有可凭藉,仍向着这一路进行,至老舍出,
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
同,非是偶然也。竹中先生精通中国文学与世相,近来费其一年馀之光阴,
尽心力以翻译老舍所著的《骆驼样子》,殆亦着眼于此。近日译成付梓,征
序于余,余久不读新文学书,今但就感想所及,写此数行,聊以塞责,若关
于文学批评,则当俟之识者,非鄙人之力所得及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周作人识。
□1942 年10 月刊《万人文库》,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诗经新注
数年前买得《日本古典丛书》本《万叶集品物图绘》二册,是《毛诗名
物图说》一流书,第二册卷首解题追记中说及此外还有山本溪愚的《万叶古
今动植正名》,就《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中所有名物加以考订,也是很
有价值的书。我便留意搜求,不久也收得一册,乃是著者死后二十三年纪念
出板,全书不分卷,但分列草竹木鸟兽鱼虫等十部,共计二百五十二品,附
绘图二十九幅。
山本溪愚世为儒医,精通本草学,善绘画,所图画动植凡千四百幅三千
馀种,皆极精美,又能诗文,著有《对竹斋诗集》及七经解,俞曲园先生见
之,曾贻书称其能诠明古学,真有志之士也云。动植图惜未得见,惟寒斋有
《蠕蠕集》二册,一为《百虫诗》五十五首,由本鸿堂著,即溪愚之犹子,
二为《百虫画》,自蚕至蚯蚓凡六十六图,竹山氏模写溪愚原画,本板着色,
其他各种虽云将续刻,似未实现,故遍觅不可得。
经解只有《诗经新注》一种三卷,铅印三册,明治癸卯出板,著者是时
年七十七,即以是年卒。真下氏跋言先生兼精于本草,鸟兽虫鱼草木之名无
所不识,辨识名物诚为新注之一特色,其说诗亦时有新意,如绪言末条云,
盖尝论之,诗之三体,颂不及雅,雅不及风,以其益文而远于质也。卷端有
拟小序,以《野有死麋》《静女》《桑中》《采葛》《大年》《丘中有麻》
《山有扶苏》《褰裳》《丰》《东门之。。》《溱洧》《东门之枌》《东门之
杨》为淫诗,云孔子所尝删去,再入选中者,盖淫哇之诗常存于口碑,如“玉
树后庭花”在盛唐犹存是也。于《静女》注中又云,此盖秦火散佚之馀,学
者欲存三百篇之后,所谬混入也。虽孔子删诗之说现已知不可信,惟其解说
亦复新颖可喜。自言三世遵奉朱子之学,然及注经,“其所可疑者不敢回避”,
此种学者态度甚可佩服。余虽非经生,惟四书五经曾经读过,其中对于《诗
经》与《论语》一知半解,时常翻阅,得山本氏《新注》,亦颇有用处。前
日偶从东京得真下氏著溪愚山本章夫先生小传,见所载大樱黄鸡二图及著作
目录,因记寒斋所有诸书,由《动植正名》而归结到《诗经新注》,亦是奇
缘也。
□1943 年9 月刊《古今》30 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书房一角》
正仓院考古记序
不佞读大村西崖所著《正仓院志》,始知正仓院及其古物,心向往之,
此已是三十年前事矣。嗣于平子铎岭书中得见二三麈尾图,又在别处见开元
年款制墨影片,皆是正仓院藏物,令人惊且喜,此固是千馀年前古器物,第
其用不仅限于考古,实在可以说是读书常识之一部分,现今学子亦多应知道
者也。我辈谈墨上溯南唐,却亦无人见过,今明皇时墨实物尚存,且在沉香
亭赋诗之前,岂非奇珍,可开眼界。自读《世说新语》,莫不知有麈尾其物,
平常总以为形似拂子,然则王谢家风乃与禅和子无殊耶,正如古德执持现时
如意,争能搔背,都非考查旧物,不能知其本来面目,读书作画亦便处处障
碍也。
夫正仓院御物在日本为国宝,其重要意义所当别论,在异国之人立场自
未免稍异,不佞所最感兴味者,乃在于因诸遗物得以窥见中国过去文化之一
斑,而此种种名物在中国又多已无考,日本独尚有保存,千百年后足供后人
瞻仰赞叹,其为惠实大矣。若日本特殊文化,研究非易,泰西法勒耳翁辈虽
有论列,今未及问津,宁从盖阙。唯古称同种同文,则语本无根,泥古而不
通今,论学大忌,知或以与中国有关之资料为唯一证据,以为日本古文化即
是如此,斯则陷于大谬,无一是处,有如瞽人扪烛以为是日,不但按灭烛光,
抑且将灼其指矣。
傅芸子先生在日本京都讲学有年,特蒙便宜,得至奈良数次参观正仓院,
写成考古记一卷,将以问世,命写序文。傅先生倾倒其该博之学识与经验,
以成是书,记录考证,备极详明,辅以多数图象,有益于吾国学子者极大,
更奚俟不佞赘言,唯见著书主旨大段与鄙意相合,私心窃喜,因不辞固陋,
略述所见,用以塞责云尔。
中华民国廿九年九月三十日。
□1944 年11 月刊《文史》1 期,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序
梁盛志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治史学,又留学日本,专心于中日文化
交流史迹之研究,历有年所矣。近日更就文学方面,寻求两国相互之关系,
编为一书,携以相示,且属作序。余年来不写文章,又俗务繁冗,亦苦无暇,
唯读梁君之作,不禁有所感触,为书数行。梁君近若干年中始终致力于日本
文化之研究,过去无人注意日本文化,梁君孜孜为此,正是寂寞之工作,现
在几乎尽人皆言日本文化,粱君仍屹然守其故辙,此寂寞恐亦与前此不相下
也。
昔曾有言,在非亲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在亲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
气了。凡对于日本事情说真实话的,永远难免此难。余读国际文化振兴会征
文集中梁君之文,甚为梁君幸,但心中亦实颇为梁君危。梁君知日本颇深,
而意又甚诚,故所言悉从衷心发出,在现今中国人多以日本人口吻谈日本文
化之时,梁君独真率地发表其中国人的意见,其不被视为谤书者盖几希矣。
乃振兴会独有取焉,审查报告中且有人云,愿得闻诚实的苦言,胜于肤泛的
谀词,此不徒梁君之幸,若稍夸大言之,谓中日相知以至相和之机即基于此,
亦无不可。梁君本此精神,益勉力于交互绍介之工作,为两国造百年和好之
因,实为一大事,此书从文学上说明中日文化交流之事实,正是此工作之一
部分,今得早日出版,大可喜也。
余老而为吏,于文事日以疏远,但得见学问道上仍有安寂寞者矻矻工作,
实为大幸,故写此篇以应其需,若文章之芜杂,则固已审知之矣。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1944 年11 月刊《文史》1 期,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白川集序
我认识傅芸子君已有十年,现在北京图书馆及北大文学院任职,更朝夕
可相见,但是提及傅君,总即令人想到北白川,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傅君客日本京都甚久,居于白川之滨,我们平时通讯写熟了这地名,现
在傅君结集居东所作文章,题曰《白川集》,觉得这名字是再适切也没有的
了。傅君为人敦厚温雅,日本语所谓美也比远,此可云都人士也。其在日本
京都与在中国北京同样的相宜,其所研究者为两国之艺文文物,又特注重于
相互之关系,如俗语有之,此宁非宝剑赠与钟馗耶。
今人盛唱文化交流,此诚为当务之急,唯文化交流其实是古已有之,其
年月固甚长远,其成绩因之亦更广大,非后人所能企及。近世中国之注意日
本事情者,固亦大有人赞叹其固有之美,然大半对于过去两国间之文化交际
特致其留连欣慕之意,实例至多,即傅君此集,其用意盖与《正仓院考古记》
相同,亦正可为最近的一好例子也。
窃意异民族间文化相通,自亦各有其饱和之度,今言中日文化交流,似
不重在互为炫售,第一当谋情意之交通,如是则言昔年相互之关系,或今日
各自之殊异,其用处均极大,学术艺文之书而有外交政治之用,谅当为东亚
国士所许可欤。
我愿傅君或继此而更有《北海集》之作,以北京为中心,为乡土研究之
探讨,此于傅君亦是极适切之胜业,且与以前工作相合正如鸟之两翼。古人
有言,得陇而望蜀,此殆人之常情,幸傅君勿笑也。
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1944 年11 月刊《文史》1 期,署名十堂
□收入自编文集
茶之书序
方纪生君译冈仓氏所著《茶之书》为汉文,属写小序。余曾读《茶之书》
英文原本,嗣又得见村冈氏日本文译本,心颇欢喜,喤引之役亦所甚愿,但
是如何写法呢。关于人与书之解释,虽然是十分的想用心力,一定是挂一漏
万,不能讨好,唯有藏拙乃是上策,所以就搁下来了。
近日得方君电信,知稿已付印,又来催序文,觉得不能再推托了,只好
设法来写,这回却改换了方法,将那古旧的不切题法来应用,似乎可以希望
对付过去。我把冈仓氏的关系书类都收了起来,书几上只摆着一部陆羽的《茶
经》,陆廷灿的《续茶经》,以及刘源长的《茶史》。我将这些书本胡乱的
翻了一阵之后,忽然的似有所悟。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只是想到了一
件事,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
《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
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
深了解了罢。
这里我想起中国平民的吃茶来。吃茶的地方普通有茶楼茶园等名称,此
只是说村市的茶店,盖茶楼等处大抵是苏杭式的吃茶点的所在,茶店则但有
清茶可吃而已。茹敦和《越言释》中店字条下云:
古所谓坫者,盖垒土为之,以代今人卓子之用。北方山桥野市,凡卖酒浆不托者,
大都不设卓子而有站,因而酒日酒店,饭日饭店。即今京师自高粱桥以至圆明园一带,盖
犹见古俗,是店为之店,实因坫得名。
吾乡多树木,店头不设坫而用板桌长凳,但其素朴亦不相上下,茶具则一盖
碗,不必带托,中泡清茶,吃之历时颇长,曰坐茶店,为平民悦乐之一。士
大夫摆架子不肯去,则在家泡茶而吃之,虽独乐之趣有殊,而非以疗渴,又
与外国人蔗糖牛乳如吃点心然者异,殆亦意在赏其苦甘味外之味欤。
红茶加糖,可谓俗已。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中
国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茶经》云,啜苦咽甘,茶也。此语
尽之。中国昔有四民之目,实则只是一团,无甚分别,摚鹬浞炊嗨孜铮�
可为实例。日本旧日阶级俨然,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此中同异正大
有考索之价值。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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