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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理
最近读了两本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好书。一本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在这本记实性的报告文学中，作者李昌平以对中国农民真诚的热爱和有错就改的忏悔心情，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本是《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在这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作者于建嵘以求实的学术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向世人发出了要从政治危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警告。
《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是以一个基层党政负责人的身份来体悟中国三农问题的。但李昌平不是那些以欺压农民为满足的地方小官僚，而是一位具有社会良知的改革者。作者用让人感动得流泪的事实，诉说了农民生活的贫贱困苦、农业发展的举步维艰和农村事业所面临的破产，讲述了自己在农村基层进行改革的艰难及向共和国总理上书并遭受迫害的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对待农村改革的态度。在李昌平看来，中国农民的苦难是由于农村和城市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国家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户籍、土地、税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制度将农民长期禁固在农村以实现最为彻底的剥夺。为此，他提出了给农民国民待遇的社会解决方案。
《岳村政治》的作者是以一个学者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但作者并不是那种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位长期在农村基层进行社会调研的行者。他远离目前浮躁而多事的学术中心，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长达二年多的农村调查，在走村串户中寻找事实和答案。作者从政党政治、社会动员和乡村权威秩序等多方面详尽地考察了曾经改变过中国命运的湖南农民运动，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解读了中国农民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命运。特别是作者通过对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以及农民采取集体行动反抗基层党政组织等事件的研究及分析，得出了中国的三农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应该从政治危机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的全局性和严重性这一重要结论。因此，作者提出了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组织，让“农民自己说话”的政治解决方案。
李昌平在向我们讲述一个真实的而危险的中国农村，他让我们从良心和道义上感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对农村的剥夺及中国农民作为二等公民的痛苦。而《岳村政治》则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历史逻辑，他让我们从责任和理智中认识到如果不能让农民从长期经受的压迫中解放出来，那就一定会发生给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灾难的政治性动乱和反抗。当我们将这两部书结合起来解读时，才会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农民增收问题，会成为共和国总理最头痛的问题；才会真正认识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是目前各级政府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载商务印书馆评论网）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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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在漫长的历史上，政治是安邦治国之道，是发生于高城王宫之事，小小的村庄是无所谓政治的，当然不会纳入知识者的视野。然而，任何经国大事都要延伸于一个个小村庄并接受其反应。只有当一个个小村庄也能够参与政治，国家的大政才有真正广泛而牢固的基础。《岳村政治》以一个小村庄为载体分析经国大事在村庄的反应与运作，这本身或许就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折射。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世纪，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世纪。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农村。因为，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人现代工业社会的。这正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改革开放这两次革命都发源于农村的秘密所在。20世纪的百年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了农民，谁就会丢掉中国！
而要抓住农民，首先就要懂得农民，懂得农民生存生活的农村。进入20世纪，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民和农村及相应的农业第一次成为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农问题”。农民和农村也第一次成为知识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20世纪，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有两次高潮。一是二三十年代。这一期间，有着不同倾向、不同旨趣的人将目光投向边缘化的田野。通过各自的调查与认识，将历史上不为高雅的士大夫所关注的乡村社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关注着一个共同性的主题，就是“贫穷”，这也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认识农村，分析造成农村贫穷的原因，寻找解决农村贫困的道路。于是有了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调查》（1926）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28…1937），晏阳初针对“愚、贫、弱、私”的农村“新民运动”（1924…1937），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31），陈翰笙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29），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禄村农田》（1943）及后来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更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及之后的寻邬、兴国、才溪乡、长岗乡调查（30年代初）等。这些研究对于认识当时的农村或者引起世人对农村的关注都发生了各自不同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主要集中于经济和社会，村庄政治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是因为政治生活总是与权力与权利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上，只有皇权、绅权、族权，而无个人作为主体的民权。农民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政治自然也只是上层的“建筑”。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促使民权进入中国社会，但并没有下沉到乡村。只是由于激荡的革命才使传统的乡村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剧烈的革命主要是变革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农民的政治活动更多的是基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员式参与。以公民权利为主体的政治还没有在乡村社会生成，也不可能构成乡村研究的对象。
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村政治才构成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尽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激烈变革，农民和农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贫穷”这一中国农村最大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受“饥饿逻辑”的推动，农民再次成为变革的原动力，并直接引发了改革这一新的革命。伴随农村改革的是对农民和农村研究高潮的兴起。只是与前一次高潮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研究的视野更广阔，内容更丰富，其标志之一就是乡村政治进入学者的视野。这是因为在农村改革中，为适应家庭承包制的新经济体制，国家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并于1987年通过和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在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的公民，并享有管理本村公共事务权利的基础上，是农民公民权的具体体现，因而被称为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政治真正成为“众人之事”（孙中山语），不再只是上层少数人的“建筑”；成为农民的日常生活，而不只是可知不可及的法律制度条文，以公民权为基础的乡村政治开始生成。
村民自治所引起的“民主下乡”，不仅改变着乡村的政治生态，也引起学界的新奇、关注、诧异和质疑。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论，现代民主理应由城到乡，怎么在民主化进程中“乡下人”会走在“城里人”的前头？村民自治是内生于农村经济社会。还是仅由外部强制输入，甚至是个别领导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是农村改革的产物，还是自古有之，至少人民公社也有类似的现象；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和基础，还是不切实际上的空想，甚至于会“沦为历史的笑柄”？诸多争论和质疑一直紧相伴随。正是在村民自治引起激烈争论之际，本书的作者于建嵘来到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访学结束时又考取了我的博士研究生。《岳村政治》一书便是其博土学位论文。
本书作者是我招收的最早的博士生。作为指导老师的我在学问上是没有多少可指导的，更多的则是共同的探讨。或许是受我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及村民自治引起的学术争论的影响，作者决定选择乡村政治为博士论文选题。对此，我只是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学生超越老师。我常说，“不想超越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教出超越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二是希望作者超越现有的争论，进人乡村社会生活，让事实说话。
或许是受以上两点希望的影响，本书作者确定论文选题后，没有急于下笔，而是走出书斋，沿着毛泽东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最终选择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作为调查点，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为写作论文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六十多年后重走毛泽东走过的路，到当年革命风云激荡的乡村再考察，这本身是一件独特的事。事实上，作者是在为民主寻根。究竟村民自治有否内在的根据，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变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在历史变迁的事实中寻求答案。
在已有的乡村研究中，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一定时段的研究，二是限于社区的个案研究。比较典型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本书作者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一是长时段的视角，二是县、乡、村的路径。这都服从于作者为民主寻根的目的。
截取一定时期的横断面对一个村进行考察，有助于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但难以解读现象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岳村政治》在注意已发生什么的同时，着重要探究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作者将视角由近及远，延伸到整个20世纪，试图从历史的变迁中寻求答案。因为，在20世纪，传统的乡村政治结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同时又经历了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人民公社体制、农村改革等四个不同时期。这四个时期既层层递进，又环环相扣。《岳村政治》一书的副题“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表达了这一历史和逻辑的脉络。作者尽可能地从历史事实和演进中得出结论，提炼观点，在著书中立说。
转型期是一个大的时间段。对于转型来说，首先耍弄清作为转型起点的原型。《岳村政治》因此以“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为切入点，分别从“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等方面揭示了传统乡村政治是皇权统辖下的乡村自治。尽管在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乡村属于自治状态，但统治乡村的只是皇权与族权融为一体的士绅。乡村自治不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权基础上，自然与村民自治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的角度分析了传统乡村政治结构的生成原因与基础。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辛亥革命后，不仅国家层面的政治，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是，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相反，社会激荡所引起的社会失序生产出大量的“土皇帝”，对农民的剥夺者更多，更失去节制，伴随国家权力下沉的是重建传统秩序的努力。所以，《岳村政治》在描述“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重建”、“乡村建设实验和乡镇行政化”这些形式上的政治变迁过程中，从“掠夺、兵役、人口和乡村反抗”的角度解读国家行政权力下沉乡村社会的理由及后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权力的下沉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尽管是现代化的伴生物，但如果下沉的国家权力只是以掠夺性为目的，那么这种整合最终会归于失败。上层整合失败的同时，是自下而上革命的成功。而成功的革命则取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动员。乡村动员因此成为革命的主题，并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相当一段时间。革命中乡村动员的重大成果是第一次赋予农民以社会主体意识，众多分散的农民第一次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党所组织。岳村是革命最剧烈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的诞生地，作者以大量生动的史料展现了这一图景。革命后，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为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