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三，绅权发生质变，各种社会势力以暴力和强权的方式深入到乡村社会，成为了对社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权威。
在中国历史上，北洋政府的合法性从来就没有得到社会普通认同。各地军政府在与北洋政府的博奕中，以推行社会自治为名，不断地扩充其势力，使地方权威迅速膨胀。但在民国初期，这种新的军政势力一般都还停滞在城市政治层面。乡村政治社会与体制性力量的距离加大。这就使代表体制性力量的保甲执事人员的作用受到影响，宗族组织在形式和功能上逐渐替代了原保甲体制的部分功能。而原来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士绅阶层，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民国的激变，加入了城市化的浪潮，因而留在乡村的多为一些年老力衰的绅士。他们在这种混乱局面下，也很难发挥作用。于是，那些以暴力为后盾的社会势力则乘机以强权的方式进人乡村社会，一些暴发的、缺少文化的“土豪劣绅”则逐渐兴起，许多人成了地方上新的头面人物，乡村成了一个被文化精英遗弃的地区。绅权开始变质，从民众自愿的服从发展成为以暴力和强权为基础的地方恶势力。而这种恶势力形成后，就与官府及宗族组织相互勾结，巧取豪夺，横行乡里。原来维持乡村社会稳定的三角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绅权发生这种质变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会道门组织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深入到乡村社会。像洪帮、同善社、安良会、最乘教、归根教这些会道门组织都先后在五县开展过活动，并在许多乡村成立过事务所或佛堂等机构，以增强其影响力。特别是清代就发展起来的洪帮（也称天地会），因许多县的首领（如湘潭的马福益）接受过革命党人的黄兴、刘揆一为首的华兴会的领导，参与过反请活动14，革命后大都以功臣自居，所以在民国初期发展得很快，在许多乡村（如湘潭的易俗河等地）都设有机构，其成员大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程度上成为了地方权力真正的拥有者。在民国初年，由恶霸、富商和官吏组织的同善堂更是如此。在五县的县城都设立了“先觉祠”或佛堂，而且在广大农村设立事务所。当时在岳北影响最大的就是伺善堂在岳北设立的事务所15。这些会道门组织的道首、道徒，大都利用其团体的力量不断扩大自己在乡村社区的影响，而成为地方权威人土，分享了乡村社会权力。
总之，辛亥革命后，构成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基础的皇权、族权和绅权发生了变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多重权力中心，社会秩序的稳定结构受到了影响。这样、在民国初期、“政治上层，虽由君主而移为民主；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其于地方政之组织与区划，仍依清代旧贯，殊鲜更张，因此所谓地方事业，不操之于官，即操之于绅；等而下之，又操之于棍痞。生杀欺夺，民之所能自存者几希，民之所能自主者几希，民之所能以自致其治者亦几希矣”16。广大乡村遂成为了一块酝酿革命的温床。
二、农民运动和乡村传统
中国农民的又一次革命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爆发了。这场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员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这场革命的最初形态却与岳村密切相关——以岳村一带为核心区域的岳北农工会曾经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使之成为了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
岳北农工会是岳北人民最引为骄傲的历史。1923年4月，在浙江萧山和广东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当时在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回乡后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向贫苦农民讲革命道理，介绍安源、水口山工人罢工的胜利，贫苦农民听了深受鼓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展近300多骨干分子参加农运工作，并学习水口山工人罢工的十人团的组织方式，以村庄为单位，成立农民组织，十户为一小组，产生十代表，百户产生百代表，全区产生总代表。1923年9月，湖南军阀开战，无暇顾及农民运动，刘东轩、谢怀德看到时机成熟，于9月3。6日在白果的刘捷三公祠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近3000多人，正式成立岳北农工会。大会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7人为委员，刘东轩、谢怀德任农工会正、副主任，并决定以刘捷三公祠为会址，发表了宣言和四项行动案17，从而升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岳北农工会成立之后，即开展反对地主将粮食外运的阻禁平粜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将停泊在晓岚港待外运的地主的几百担谷子给扣下，强迫以1元钱4斗5升的惩罚价格卖给农民，并狠斗了岳北有名的大地主廖连元和赵念慈（军阀赵恒惕的胞兄）。其影响迅速扩及衡阳、湘乡、湘谭等县，会员多达4万人。由于岳北农工会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他们用重金收买衡山知县戴敦汉，勾结军阀谭延■派驻衡山的谢国光部，封闭了农会，并逮捕了刘东轩和谢怀德等农会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农会一方面组织近800人与谢国光部进行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向驻守在衡阳的谭延报告情况。由于谭当时表面上愿意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利用农民力量来对付赵恒惕，即出告示支持农民运动，命令谢国光释放被捕人员18。可是，不久谭军退出衡阳，旧军阀赵恒惕重新控制了湖南，形势突然逆转，赵恒惕不能容忍革命的火焰从他的老家烧起，乃派兵一营镇压了岳北农工会，枪杀了农会骨干周德二、赵丙炎、廖芳炳、李玉邕等人（即时称的“岳北四烈士”），逮捕了农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70多人，焚烧了岳北农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住房19。岳北农工会被解散，农民运动暂时进入低潮20。对于岳北农工会的深远意义，邓中夏指出，“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21。李维汉则有更为形象的说法：“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始为有名的岳北暴动（民国12年），但在赵恒惕淫威之下，完全被镇压下去了。然岳北暴动影响，周围四五县的农民脑子中都不忘记‘岳北’二字”22。
正是由于有了“岳北”的这一记忆，1925年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23，中共湘区委员会指派在安源煤矿做工的中共党员赵国城等回家乡岳北，重整岳北农运这面旗帜。1926年2月，赵国城、彭桂峰等9人在白果下街圣帝殿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多方工作，几个月内农协基层组织秘密发展到8个。5月，北伐军进入衡山，岳北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6月上旬，岳北农民协会成立。赵国城任委员长，彭桂峰任副委员长。1926年5月衡山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正式成立了衡山县农民协会，中共衡山特别支部书记刘爱农担任了委员长，赵国城等人担任执行委员。月底，全县建起13个字号农协和203个区农协。1927年3月，县农民协会改编了县团防局，成立了农民自卫队，至4月，会员增至30万人。5月，衡阳“沁日事变”后，军阀军队占领衡山县城，县农民协会被捣毁，由共产党领导的衡山农民协会停止了活动。
五县的其他县的农民运动没有经历过衡山岳北农工会这个阶段。这些县农民运动的兴起，大都在1925年，分别以成立秘密组织或办学校的方式开始其最初的活动。湘潭县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西二区建立爱国反帝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同时秘密建立乡农民协会20余个，会员达1000余人。5月由共产党员易春庭和汪先宗发起，经县知事公署批准公开成立了东一区八叠乡农民协会，随后各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会员发展到5000多人。到11月乡农民协会发展到30多个，会员达8200多人。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湘潭，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派省农运特派员到湘潭指导农运工作，8月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湘潭农民协会，到11月，县内成立区农民协会14个、区农民协会筹备处4个，乡农民协会450个，乡农民协会筹备处20个，会员达12万人。醋陵和湘乡两县的农运组织都起始于农村夜校。1925年，安源煤矿一批醴陵籍共产党员回家乡兴办农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并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鼓励工作。1926年2月，成立西一区第一乡农民协会。6月底，建立40多个乡农民协会，会员达1。7万人。7月在县城成立了酷陵农民协会，11月底，全县15个区，323个乡均建立农民协会。1927年春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24。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先后派谭天民等为农运特派员到湘乡指导农运，他们成立了农协筹备小组，联络贫苦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团结起来谋求解放的道理，并采取个别串联的办法，秘密发展农民协会。到11月，全县共成立44个区农民协会，498个乡农民协会，会员19。05万人。1927年元月27日，县农协召开执行委员和区农协员长联席会议，改选了县农协执行委员会，月底农协会员就发展30万人，69个区的农协组织都建立了起来。长沙县的农运则直接受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影响。1925年长沙县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要求选派了郭屏藩等14人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3月，郭屏藩等人分别在铜官成立临湘农民协会、锦绣镇农民协会和大贤镇区农民协会，全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到5000多人，4月，成立了长沙县农民协会。这是湖南省第一个县农民协会。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农民协会进入公开大发展阶段。8月湖南省建设厅批准长沙县农协立案，并委托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此时，全县共建区农民协会12个，基层农民协会640个，会员发展到66425人。到1927年4月，全县区、乡农民协会全部建立（区农协18个，基层农协1200多个），会员20多万人25。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马日事变以后，这些县的农民协会组织均被破坏而停止活动。
我们对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历史过程描述是简单的。这主要因为已有许多著作记载了这些激动人心的岁月。我们需要探讨的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这种反体制的组织性力量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它对乡村社会秩序和权力体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此，我们将从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农民领袖与乡村权威、政治动员与乡村经济等多个方面对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运动进行学术梳理，以期得出农民运动与传统社会转型的相关结论。
第一，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
文学家已经证明，农会是与近代社会自治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并在清末“新政”改革期间就产生了26。早在1890年，孙中山即倡议“仿泰西兴农之会”27。1895年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中，也建议效法外国，“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立农会，督以农官”28。以创办实业而闻名的张謇在1896年和1897年分别提出了《农会议》和《请兴农会奏》，对农会的创办方法、经费来源、组织程序、职能功能以及作用等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思路。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主张设立农会，发展农业，本质上截然不同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施行的“重本”政策，更非出于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目的，而是将其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以研究农学、讲求农务、推动农业发展为主旨的新式社会团体。1898年，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田，由绅商之有田业考试办，以为之率”29。1907年清朝的农工商部为制定和颁布《农会简明章程》奏折曰：“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30其利也有三，一为“劝导演说，聪明以瀹，于振兴实业之中，启教育普及之渐”，二为“博稽新法，日事改良，究草人士化之精微，课计然金穰之实效”；三为“团结一气，共图公益，有所兴作，合群力群策，以谋无尔界此疆之别”31。该章程规定各省于省垣所在地设立农务总会，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次第酌设分所。“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水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酌量地方情形，次第兴办。”到1911年为止，全国已成立农务总会及农桑总会19处，分会276处32。如果从性质上来说，清末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