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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农务总会及农桑总会19处，分会276处32。如果从性质上来说，清末农会这一具有近代色彩的民间社会团体并非属于农民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似也可称为商办的新型民间社团”33。由于这些组织又大都设于城镇，脱离农村，与广大农民缺乏密切联系，加之组织十分狭窄，会员人数很少，很难说集中代表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缺乏应有的阶级基础，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具有重要地位和显著影响34。事实上，晚清政府关于设立农会的政策，并没有在全国普遍施行，五县均没有设立农会组织的相关记载。
到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1913年，湘潭、醴陵、湘乡均先后成立了县农会，以推广农业知识，辅导农民改进耕作方法和协助农民解决困难。醴陵因为经费等原因这次年冬被解散。湘潭也只有农会之名，并没有开展活动，到1924年，县农会分五路推举筹备委员，成立县农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委会实力土豪劣绅把持。当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农民协会章程，要求解散旧农会，建立新的农民协会，县农会活动终止。湘乡的农会组织由于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1913年湘乡县农会附设了蚕业传习所。1922年县议会拟订的《湘乡镇乡分农会暂行简章》。简章规定，镇乡农会的职能是“对农学有精细之研求，务有切要之改良，以灌输农民知识，增高农民地位，发达农民企图”。乡镇农会人会资格为，有农业学识者、有农业经验者、有耕地牧场原野山林等物权者，有经营农业及其副业者。四项之中，只要合其中一项就可入会。事实（c）上，当时把持湘乡各级农会的都是一些乡绅和地主。农会组织一般不参与乡村政治活动，对乡村社会秩序并不产生影响，只是作一些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播。1924年，湘乡县农会编印《整理农林大意》、《备荒浅说》等小册子，以辅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1925年，县议会决议拨给县农会事业经费375元。在这些政府准许或扶持的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农会组织之外，也有一些以政治为目的的农会组织，如1912年，湘乡沈伯玉组织提倡均产的“裕农会”，被湖南都督勒令取消。1913年，王志清在湘乡坳头组织宣传新三民主义的“农禾会”，也被政府取消35。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的农会组织与这些旧农会有着本质性区别。它是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农民政权。
毛泽东在不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宗旨和历史使命进行过恰当的论述。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6。这些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37。《湘乡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联席会议宣言》称：“今后，我们奋斗的唯一目标是铲除包揽词讼、把持乡政、武断乡曲、鱼肉人民、勾结军阀团防、组织暗杀队、侵吞地方公款、造谣污蔑、破坏党和政府以及工会农会、压迫农民的土豪劣绅。”38湘潭县农民协会的成立宣言称“农民协会为要求农民的自身解放及反对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和压迫的组织”39。
农民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宗旨和使命决定了农民协会的主体只能是一批农村劳动者，他们是“真正农人”40。1927年2月，衡山县农民协会发出公告称：“照得农民协会，主体原属农民。凡剥削地主，以及土豪劣绅，不容投机混入，破坏本会章程。以后筹备农协，总要真正农人，会内一切事件，全由农民执行。”41据当时调查，1926年11月湖南省有5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07万人。在这些会员中，自耕农占8。15％，半自耕农占13。82％，佃农占39。31％，雇农占26。42％，手工业者占7。44％，小商占2。21％，小学教师及其他群众占2。15％42。
农民协会这种阶级构成状况，也就决定了农民运动的政治行为的性质。这就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关系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政府，农民协会成为了新的政权形式。
（1）掌握行政权。在行政决策权方面，按县和县以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县一级，农民协会组织与旧县政府分享政权，限制了县长的行政决策权，做到了“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43。在衡山县公法团和知县联席会议上，县农民协会和总工会的意见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县农协委员长和县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就在联席会议上迫使知事将迫害过岳北农工会的原知事赵桂苏归案。县公法团联席会议还决议，从民国15年秋征起，全县附加不得超出正供，将土豪劣绅、团总等直接掌握征收的亩捐统统取消，并一律不预征钱粮。在县以下，农民协会直接取而代之。毛泽东曾指出，“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44。农民协会用清算、罚款、游团、关押、驱逐、枪毙等方法打击地主，“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着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45。农民协会就利用掌握的区乡政权，铲除吸食鸦片、赌博等各种恶习；开展筑路修桥、开荒造林；破除封建迷信，反对旧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大力兴办小学，普遍举办农民夜校等公益活动。
（2）控制司法权，镇压敌对势力对农民运动的阻挠和破坏。1926年12月，在湖南省颁布《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后，各地农民协会纷纷组织特别法庭惩治土豪劣绅。湘乡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1927年3月先后处决了曾智楚、刘青笃等一批土豪劣绅。湘乡各区、乡农会都设有公断所，乡村所有的纠纷都归农民协会负责解决，社会秩序大有好转。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60件民刑诉讼禀帖，自成立农会以后，平均每日只有4…5件。湘潭农民协会则组织了一系列的暴力活动，在1926年12月，围攻了县知事公署，勒令交出大土豪大劣绅曼容秋，经农会公审后处决。1927年3月组织1万多农民捣毁大土豪陈家益巢穴，剿灭地主武装“铁血团”，处决劣绅朱子昂。长沙县在1927年4月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区乡农协送县关押的土豪劣绅数十人，被判处死刑的有25人。
（3）建立农民的武装。在农民武装方面，地主阶级的武装常备队、团防局等被接收，由各级农协建立农民自卫军。1926年秋，衡山岳北和柴山洲农民协会夺取了白果、新桥和油麻田团防局的枪支，组成了农民纠察队。1927年3月，衡山县农民协会接收了县团防局的400多人和枪支，并将它改编为农民自卫队。湘乡在1927年2月，县农协接收了县防团，建立农民自卫队并在区、乡及城镇建立了纠察队，革命武装达10万人，同年5月，编组“工农义勇军”。醴陵在1927年3月成立农民自卫军，用自制的土枪、土炮、梭镖、大刀武装农民。湘潭县1926年8月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纠察队，有队员400人。到1927年3月，成立了县农民自卫队，4月组织农民处死银田团防局长汤竣岩，全县收缴了地方武装团防局枪支700多支。1927年3…5月，长沙各级农协在柳直苟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分别摧毁和接收了长沙县各级团防局，共缴获枪800支，组建了200多人的县农民自卫军，各乡镇均成立了农民纠察队。
（4）推翻族权和绅权。农民协会“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46许多祠堂也成为了农民协会办公场所，岳北的妇女终于走进了祠堂，让那些族长老爷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然，五县在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具体程度上有所不同。毛泽东当年考察的结论是：“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势力还隐隐和发民权力对抗。”47
第二，农民领袖和乡村权威。
传统乡村政治是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在农民运动时期，农民协会通过从下层发动，而建立了强制性的权力体制，并成功地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旗帜下，取代了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了新的权力体制。那么，这种从下层发动的政治运动，最初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呢？也就是说，那些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农民领袖是如何获取足以动员民众的权威资源的呢？
如果不将共产党高层如毛泽东、彭湃等人对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纳入到研究范围的话，我们可以将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分为两大类，即直接深入到乡村基层社会的农会领袖和已属于政治权力体制层面的农民运动领袖。前者政治权威的获得及行为方式完全属于乡村政治范围，后者则已具有城市政治运作的性质。岳北农工会及岳北区农民协会等广大县以下农会组织的领袖们属于前者，而县级以上的农运领袖属于后者。
乡村政治是在乡村社会这个特定的社区范围内进行的。与城市政治有所不同的是，乡村政治行动者的个人身份特征，对于理解乡村政治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一个“乡邻乡亲”的熟人社会，任何政治行为不只是靠“目标”或“理想”能解释的，“乡亲们”对许多事务的评价或者参与，总是与对行为者的评价相联系的。在许多时候，特别是在“外界力量”还不是以强制手段进入乡村社会时，行动者的“人品”、“名声”或“见识”，才是乡村社会内生的、真正具有号召性和组织性的力量。
1923年的岳北农工会及1926年岳北区农民协会主要组织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刘东轩，衡山白果镇瓦子河村人，家境清贫，1916年考入免费的江南兵工学校学钳工，1920年被分配到水口山铅锌矿机械科当钳工。1922年9月江西安源路矿罢工胜利消息传到水口山，即组织同科10多名工人暗中组织俱乐部，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俱乐部副主任，并领导了水口山工人大罢工。1923年4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创建了岳北农工会，当选为主任。
谢怀德，衡山白果镇街后人，成年后随父打铁度日，后进江西安源煤矿做修理工，1922年初参加李立山主持的工人夜校，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安源路矿大罢工时，他出任工人纠察队副队长，罢工胜利后，被选为总代表，工人俱乐部交际股股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12月，奉派至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协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并与刘东轩和蒋先云一起领导了水口山工人罢工。1923年4月受中共湘区委员会派遣，回到家乡岳北，协助刘东轩组织了岳北农工会，当选为副主任。
赵国城，衡山白果尹家台人，6岁丧父，家境贫苦，17岁时随兄赴江西安源煤矿谋生，为电机班司炉工。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当选为电机锅炉房总代表，率领500多名工人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家乡岳北，筹建农会。1926年6月，岳北区农民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委员长。
彭桂峰，衡山贯塘颜家冲人，幼年丧母，读私塾一年半后辍学，随父在白果一带做工。1923年夏秋，积极参加岳北农工会活动，并任执行委员，在阻禁平粜斗争中率先上阵，被誉为“革命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