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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还有：高由的《中国地方自治的由来》（《史潮》第1期，1931年），闻钧天的专著《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黄强编写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印行1935年），李珩的《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农村》第1卷，1935年第10期），千家驹、李紫翔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新知书店1935年），千家驹的《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第二卷1935年第1期），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7年），江问渔、梁漱溟主编的《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中华书局1938年），葛寒蜂《中国的保甲制度研究》（《农学月刊》1940年第6期），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重庆商务1944年），汇集了吴晗和费孝通等人理论研究成果的《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这些理论成果，对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政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和资料。在实证性资料收集方面，日本在我国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的研究人员，1908年至1945年先后在东北、华北和华东进行了大规模的乡村习俗和经济状况调查。
与那些学院式研究的旨趣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规模地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更关注对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改造，并写出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其中，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最为著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理论界和台湾学术界均有许多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但大都侧重于明朝以前的研究，对近代以来却鲜有关注。在国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考察却因弗里德曼1957年在伦敦出版《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和1966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族和社会》而推向了高峰＇5＇。在这些著作中，弗里德曼在中国学者大量的实证考察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汉人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他不仅注意到了宗族内部的权力分配，也论及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控制的关系，并分析了各种自愿组织的社会角色。只是这些理论成果，并未在中国大陆理论界产生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陆理论界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基本上被阶级斗争学说所取代。有关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禁区。
80年代，马德生等人在香港通过对广东陈村26位移民的多次访谈而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村社区的现代史》和《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等著作，侧重探讨了社会变革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关联性，以及“道德”和“威严”等传统权力结构与全国性政治权力模型的联系。美国学者杜赞奇运用华北惯调资料写成的《文化、权力和国家》，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萧风霞在《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书中通过对华南乡村社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过程的考察后提出，本世纪初以来，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地向下延伸，社区的权力体系已完成了从相对独立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90年代以后，张厚安等人系统地论述了研究中国农村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并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这部当代较早系统研究农村基层政权的专著。王沪宁主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课题研究，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本土特征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王铭铭和王斯福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等著作，通过对基层社会的深入考察，关注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问题。徐勇在《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这部专著中，从城乡差别的历史演进出发，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城市与乡村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变迁及历史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野，分析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村庄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对乡村社会结构及权力配置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中，胡必亮在《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一书中对制度创新与乡村权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著述还有：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张厚义的《转型社会的中国农村变迁》（《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2期），张雨林的《村庄的转型与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任军的《中国乡村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l期），王日根的《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和权力》（三联书店1997年），王旭的《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吴毅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稳定形态及其效应》（《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张全在、贺晨的《镇政府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王振耀的《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张厚安、徐勇等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程同顺的《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的《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和《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认识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关系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许多相关性结论和方法论启示。但是，这些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乡村政治问题，而没有将乡村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缺乏在制度、观念层次上进行深人、精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连续转换过程缺乏细致的研究＇6＇。随着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以及不同视野的学术观察，呼唤着新的理论概括和更高层次的综合。因为，没有这种综合，我们在解释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时仍然感到了许多困惑。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的不足，才是目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之最为深刻的根源。
3。选题意义
为了弥补这种学术不足，本书将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
本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及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关注，多侧重于经济方面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7＇。事实上，“19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事实证明，农村的兴衰治乱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基石和标志。国家的乱始于农村，农村的治必然带来国家的兴盛与安宁，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性规律”＇8＇。乡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如果离开乡村政治视野，任何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方案都将面临失败的境地。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9＇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又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10＇在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要求：“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11＇既然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稳定仍然是全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仍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问题，那么对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就不只具有学术意义了。当然，我们的研究虽然希望能为解决中国乡村目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政策性建议，但对于中国乡村政治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才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
本研究将有助于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并不认为乡村社会存在着政治，政治只属于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人们关注乡村社会的政治状况，只不过将其作为国家政治的背景来考察。如果说，政治就是组织公共权力、运用公共权力和约束公共权力的过程，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一切活动，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就存在着政治。对此，我国现代乡村政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张厚安教授有过很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在农村，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关系（包括各种新的利益群体、权力结构、政治参与、政治控制等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给农村基层工作，如征粮派款、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化教育等都带来了新的问题。必须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首先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和政策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2。事实上，随着我国乡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村民自治的全面推进，人们已开始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农村市场化过程产生的公共权力和公共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问题是人们的这些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近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状况和特征的描述，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
二、框架、路径和方法
分析框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有关问题的解释模型。研究路径是具体研究的视野和分析角度，是关于解释模型的具体运用。研究方法是研究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是有关研究的具体技术方案。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分析框架具有哲学层面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采用微观实证的方法研究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问题。
1。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3＇。也就是说，经济原因是一切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存在和变化的基础，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既然一切社会问题都根植于最深厚的经济事实之中，一切社会现象最终都受一定的经济原因的制约和影响，那么，研究社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法并不排斥现代经济学理论提供的新的理论成果，它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流行西方政治分析界的现代经济分析理论＇14＇，特别要汲取西方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成果。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理论，我们将以“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具体的解释模型。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