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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理论，我们将以“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具体的解释模型。提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中国乡村政治社会，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的一个开拓性理论成果。他认为，中国文明史一直是伴随着城市与乡村分离、对立过程行进的，而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政治社会状况的城乡差别和不平衡尤为突出。这种不均衡性正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并制约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共同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只有深入到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政治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释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扑朔迷离的景观”＇15＇。实际上，这种“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它根据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特点，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国家权力体系及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层面，必须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基础性政治社会，而且试图从乡村政治社会内在的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来解释国家有关制度安排及对当代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没有由一个个处于政治孤立封闭状态的村社构成的基础性政治社会，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就无从立足并凌驾社会之上进行自我更迭循环。而且，往往正是基础性政治社会的状况和特点才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16＇。
2。路径选择
本研究选择的路径是具有利益关联和交换关系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村政治社会的行动逻辑。按照“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在我们讨论国家、乡村社区和村民在进行利益交换时，不仅要将国家权力体系和制度安排作为主导性的因素来考察，同时必须对“国家”进行具体的区分，要将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依存和冲突进行界定，将乡村治理研究视野的“国家和乡村”之分析路径转换到村民利益需求视野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的解释路径。它要求，通过研究作为乡村政治行动主体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进行相互交叉式利益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行动逻辑，来揭示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
首先，它是一项历史考察，需要从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中，以现代化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自给自足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种角度，来把握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源和演变过程。
其次，它是一项经济分析，需要从现实乡村社会的利益群体及其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中，来分析乡村社会政治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绩效。它将从财政体制对乡村利益结构和公共权力运用的相互关系上，来解释乡村与国家互动过程中的政治交换，来理解当代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现及对政治行动的影响，从而揭示乡村民主的本质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将更多地从村民利益和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视野，来审视乡村社区的秩序和国家在乡村进行的政治经济动员。
再次，它是一项制度研究，需要追究基于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和现实的规则演变过程，来理解乡村政治的类型和性质。它要探讨国家进行乡村社会制度安排最为具体和直接的原因，要研究国家的制度规则进入乡村社会的实际绩效。当然，对制度本身的分析是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只是本书是在历史过程中，从动态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规则体系的表现形式。
最后，它还是一项社区研究，需要考察社区中权势人物同国家权力体制之间直接的联系，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各种权势人物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方式。作为一项政治分析，以具有共同地域、生产条件、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氛围的乡村社区作为研究的视野，是对以国家为逻辑起点的政治理论的必要补充。可以说，社区研究是国家研究的基础，而国家研究则是社区研究的逻辑发展＇17＇。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手段是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
实证研究，是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测的研究方法，要说明“是什么”的问题。从研究方法分类来说，我们的研究属于实证研究的个案分析，是有关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毛泽东将这种微观个案研究称之为“解剖麻雀”。他说，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18＇。费孝通先生在回答有关“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时说：“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搬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么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19＇。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本书才将“岳村”作为一种实证个案的类型进行研究。当然，本书也注意到了个案研究的局限性＇20＇，并试图将一定区域作为研究背景来进行阐述并赋予了更多的理论关怀。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进行实证调查和理论阐述时，并不否定必要的价值意义。一般都认为，实证研究并不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与实证研究相对应的规范分析才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提出行为的标准，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和说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对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很难将这两种方法区分开来。因为，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象进行解释、分析、证实或预铡，从来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不同价值观的研究者，对社会各种活动和现实的观察会有不同的角度和取舍。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严格意义上的区别。我们坚持的实证研究，只是特别强调了事实先于价值，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据弃先人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21＇。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将采用经验研究的方式，直接从中国农民的生活实践中去理解中国农民的政治要求和主张；直接从基层政府和县乡干部的行政活动中去认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本性。
统计分析，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方法。它主张从现实社会出发，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经过数量归纳，采用科学的简化方法设计出一种对分析现实社会有用的统计模型，通过调查统计，获得现实社会资料的种种观察数据，再经过适当的统计解释，得出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结论。而与统计分析相对应的模型分析法，则是通过抽象的方法，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简化到易于解决的程度，即可反映所研究问题基本性质的逻辑模型，再采用逻辑证明得出抽象的理论模型，经过理论解释，再把抽象的理论模型应用于社会现实，从而得出现实社会中一个个具体的结论。模型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可以相互补充，但不可以互相替代。考虑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尚不能将所研究的问题抽象成为简单的理论模型，为了进行真正意义的实证分析，我们将更多地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为此，我们不仅运用了已有的各种统计资料，还通过对各种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三、研究样本和文献
选择研究样本，是实证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本研究按照类型学的标准和区域比较的方法，并依据毛泽东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一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事件，确定了区域、县级、乡镇级和村级等四个层次研究样本。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1927年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回湖南视察农民运动。为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国民党湖南省部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并议定将考察的重要意义及六项事宜，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巡视工作。这六项是：（1）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2）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3）解释开放米禁问题；（4）指导解决民食问题具体方法；（5）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军政时期；（6）宣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的议决案＇22＇。
1月4日，毛泽东从湖南省城长沙乘船到湘潭，5日到银田镇，6日抵韶山，10日经杨林到湘乡大坪，11日抵湘乡县城，14日到横铺肖家冲，15日入衡山白果，17日抵福田，18日至宋桥（世上冲），4日至23日在衡山县城，24日返省，向中共湖南区委、党校和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27日赶醴陵县城，31日至醴陵东富寺，2月7日（正月初一）回长沙，再向中共湖南区委报告了调查情况，并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23＇。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昌。
3月毛泽东在湖南《战士》周报和《湖南民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等事实，批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充分肯定了农民在革命时期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冲击的行动，他称赞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24＇，并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主张，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考察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地处湘中和湘南，是湖南省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对江南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我们将以这五县为区域性的研究背景。
2。衡山县与“乡村建设”
将衡山县作为县级研究样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讲，衡山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实验县，对分析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意义；从现实方面来讲，衡山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代表性。
衡山县位于湖南省中部，湘江中游，因南岳衡山而得名。秦统一中国后，此地属长沙郡，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始称衡山县。衡山县辖区数经改变，现北界湘潭县，西南邻衡阳县，西北接双峰县，东隔湘江与衡东相望，南端隔湘江与衡南毗邻，中部北、东南三面环绕南岳区，总面积934平方公里。全县有8个镇，10个乡，驱4个村，18个居民委员会，3256个村民小组和66个居民小组，总人口38。8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4。4026万人，占总人口的88。64％。衡山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7。5度，年平均降水量为1400毫米。全县有耕地面积26。48万亩，其中水田24。52万亩，旱地1。96万亩5山地面积78。52万亩，林地71万亩。全县有两座中型水库，72座小型水库，20722口山平塘，有效灌溉面积22。95万亩，旱涝保收面积占85％以上。1999年，衡阳县农业总产值5。19亿元，为工业总产值的104％，粮食产量506亿公斤，各类水果产量1万吨，水产品总量5189吨，木材采伐5584万立方米，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农业开发县、红壤开发县、杂交种子基地县、经济林基地县＇25＇。
民国25年（1936年），衡山县被国民政府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实验期4年，其目的是改善县政机构，推行地方建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举彭一湖为衡山首任实验县长，以推行其“乡村建设”理论。彭到任后，裁局改科，撤区并乡，建立示范小学、乡村师范学校和卫生院，举办农事实验场推广农业新技术。民国27年（1938年）3月，著名作家孙伏园继任实验县县长。民国28年（1939年）2月，湖南省政府决定衡山县实验工作暂停，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