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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１热缰型遄榈笔庇�98人，有81亩田，按每人8分土地承包到户后，多余的2。6亩作为了小组的公田。当然，当年分田到户时，将集体的公共积累都分了，一些固定资产如生产队的房屋、耕牛都分了。由于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村民小组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的所有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虚拟化5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了村民对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同的认识，也在事实上影响到了村民以及村干部对村民小组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认同。
尽管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村民也普遍不认为村民小组是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在有关乡村社区的许多事务中，特别按土地和人口征收税费时，村委会还是以村民小组作为核算“单位”下达任务的。当然，各村民小组将任务分到农户后，虽负有催缴责任，但各农户并不负有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在小组范围内，有农民不交或少交税费，那只是这户农户的事情，村民小组的其他农户并不需要对此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村民小组只是个结算单位，已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经济组织了。
村民小组作为公共组织，也要有一定的组织成员作为代表。在生产队时期，各生产队主要有三到五位“队干部”，即生产队长、政治指导员、会计、保管员、出纳等。在公社后期，岳村各生产队均取消了政治指导员，保管员与出纳由一个兼任，所以只有三位“队干部”。现在的村民小组，就只设一个组长。
从有关规定来看，村民小组长是由村民选举的。但在事实上，这种选举并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一般的情况就是在村干部的主持下，由村民们议一下。按照许多村庄研究者的观察，由于“村民小组长”这一职务非“官”非“民”，没有什么经济利益，村民一般并不是很乐意担任村民小组长。但是，我们在岳村发现，“村民小组长”这一职务，虽然并不具有多少经济意义，但却也是乡村政治中稀缺的政治资源，村民要获得此职位也需要有一定的“背景”，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出任的。
根据白果镇制定的具有一定示范意义的《组长岗位责任制》，村民小组组长的职责是：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根据衡山县《土地承包实施细则》，落实好责任田到户30年不变的政策规定，督促农户种好责任田，发展和推广优质水稻，不许抛荒田地和鱼塘；二是按时带头完成上交任务、农业税、水费和各项上交统筹款。镇政府下达到村，村落实到户，由组长督促各个农户按上级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三是积极协助和参加计划生育工作，组长是计划生育协会成员，应该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做好送交上级下达到户通知的责任，及时向村反映本组计划生育情况，杜绝违反计划生育的事故发生。四是严格国土管理，村民建房、修路、打井、做红砖，必须出具报告，本组同意，村签字，报镇国土所批准，严格控制占用农田，严格控制影响公路、机耕路、河流池塘等水利设施。五是各个组要建现金收付账目，做到每年底召开群众会，把账结清，账目向群众公开。六是稳定社会治安，各个组要带头遵纪守法，遵守村规民约，搞好法制宣传教育，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组长并要团结群众，做好本组的民事纠纷调解，把矛盾和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矛盾不激化上交。七是搞好村里农业用电管理。安全用电，各个组长负责本组支线，线路设施维修和保护；组长有权也有责任管理本组的用电和电费收缴。如有农户偷电，被电工发现，协同电工对偷电户作出罚款。八是积极发展经济，组长有权指导农户科学种田，大力推广优质水稻种植，大力发展养猪、鸡、鸭、鱼，有条件的组，大力支持农户发展个体经济或联户办企业，积极为农户办实事，增加农户收人并督促农户完成屠宰税。九是各个组长带头提倡尊老爱幼，树立讲政治、讲正气、讲风格的新风尚，及时调解本组的民事纠纷。
事实上，村民小组掌握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虽然村民们愿意担任村民小组长这一职务，但并不很热心办理这些事务。大多数组内目前处于一种松散状况。有时召开村组会议，有些组长也不参加。这就迫使村支部和村委会越过村民组长直接深入到村民之中布置和安排有关事务。
第四，群团组织在村治体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群团组织从来被视为团结、联系本组织成员的纽带。中共中央1994年《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就指出，党组织要把共青团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支持团组织的工作，用适合青年特点的方式，把农村中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和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要重视、关心农村妇女组织的建设和工作，进一步发挥其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要重视和加强民兵组织建设。要支持群团组织从各自的特点出发，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为发展经济、共奔小康建功立业。岳村目前主要的群团组织有村团支部、村妇女联合会、民兵营和老干组。
团支部主管全村的团工作，但是村里面团组织基本没有开展活动，团支部书记只是挂个名，连全村到底有多少团员也没有准确的数据，根本谈不上发展团员了。由于工作不得力，团费也收不上来，每年每村团支部要交镇团委的10元钱团费，只得由村委会代交。可以说，岳村团支部在村治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
妇联组织主要任务就是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工作。由于计划生育是一件政策性和强制性很强的工作，特别容易得罪人，在乡村这个人情社会中，要算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因而，村妇联主任有一个时期根本没有人问津。但近几年来，却成为了一个“肥差”。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白果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每月给每村妇联主任发60元工资。这对于岳村这个并不很富裕村庄的村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特别是，由镇计划生育办直接发工资，很容易使村民产生是“公家人”这种感觉，是镇计划生育办在村里的代表。村妇联主任与镇计划生育办这种直属关系，使她对于村委会的工作有一种距离感。
民兵营是人民公社时期大办民兵师时组建的，主要搞武装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征兵、民兵训练和民兵普查工作。表面上来看，民兵营长在村治结构中是一个虚职，但在事实上，由于他主管着征兵这类国家性事务，对村治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在探讨民国时期的兵役制度对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时已经说明，当时由于人们抗丁，所以给乡村领导者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同时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获利机会。自建国之后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来，由于参军还是农家子弟进入主流社会（城市社会）的主要途径之一，这就使征兵成为了一种权力资源。村干部往往会利用这种权力资源，来影响和控制村民的其他的行为。这说明，只要国家的硬性任务进入乡村社会，无论是乡村社会不需要的还是需要的，都会给乡村权力者带来机会。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县和乡镇都有人武部负责征兵工作，村里只不过是协助工作。但按照各地的习惯，国家征兵开始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有关人员一般要参加乡镇组织的有关会议，对征兵的具体规定有一些了解，并要承担进行宣传和鼓动适龄青年报名应征的义务。这种对信息的先占权，往往会成为了村干部作为行使权力的手段之一。如果体检合格，要进行政治审查时，部队征兵的来村里了解情况也一般先通过“组织”，民兵营长就成为了具有直接影响的人。事实上，只要村干部坚决反对某人应征入伍，各级人武部门和部队一般也会考虑这些意见。因此，一到征兵的时候，家里有适龄青年而又想当兵的，都会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接近村干部，就是平时很少有人“买账”的村民营长也有人请吃请喝了。村干部也会利用这些机会处理一些平时较难处理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岳村的“老干组”则是村中很有权威的组织，在乡村现实政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个“老干组”称呼不一，有时候也称之为“老年协会”，但在许多正式场合还是称之为“老干组”。其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组织并不是包括村庄里的所有老人，主要是那些离退休后回村定居的国家干部和因年龄退下来的村干部。按照岳村的政治传统，村里的大事都去征求这些老干们的意见，每年9月9日老年节时，村里还花钱组织一次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村里事务的意见。村里发生了什么纠纷村民也愿意请他们出面调解，此时他们就充当着公证人的角色。特别是，这些老干又大都是党员，他们有权参加村里的党员大会，过组织生活，对村里的重大决策有表决权，还有代表上级党政对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进行监督意思。白果镇现有离退休人员600多人，其中干部有60多人，大都居住在本乡本土，发挥着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离退休人员，特别是那些党员干部，他们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不仅是一种习惯性权威的影响，而且具有组织性权威力量。因为，他们作为党员可以依照党章规定参加村里的许多大事的决策，他们的意见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参考性意见，而是在行使一种制度性权力。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说明，这些老干与传统社会
第四章新时期乡村政治的发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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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
四、家庭利益和乡村秩序
家庭是以一定的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组合起来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初级群体。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家庭一直不仅被看成道德秩序的基础，还被看成是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因此，无论纳税、产权的支配、法律和秩序的维护，一直是家庭的责任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责任”55。正因为如此，家庭以及相联系的宗族，一直是观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单元。但自从进入社会转型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不断分化，宗族势力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彻底地动摇了乡村宗族势力的基础，阶级划分代替了血缘的亲和力，家庭的社会功能甚至被取消，家庭及宗族基本上退出了中国乡村政治分析的视野。新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经济利益得到了国家法律的肯定，并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乡村家庭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许多场合和一定意义上，家庭又成为了乡村政治的行动者56。
家庭作为乡村政治的主体，是乡村利益关系的对象化。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成为了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经济单元，家庭的经济功能加强。它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劳动和进行产品的分配和交换，来维护和实现其经济利益和其他社会功能。家庭作为“经济人”，由于其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的性质而成为了“政治人”。另一方面，在主要的经济活动转入家庭之后，国家特别是基层政府必须寻找新的手段来控制家庭，使家庭在政治上联结成为一个紧密的网络。由于家庭经济功能的存在，在目前这种压力体制下，许多超经济强制，比如不完成上交提留，不准结婚、不准入党和不能担任村干部等等“土办法”，使农户对经济义务的承担成为了影响家庭成员的个人合法权利和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这种超经济连带式的强制行为，表面上是针对个人的，而其原因和结果都直接与农户相关。乡村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目前乡村秩序、组织和调控的基础。具体来说，目前家庭对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其作为乡村政治表达性主体的复杂化。
家庭的权力结构，表明的是家庭内部人员相互之间客观存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传统农户的内部人伦关系是一种垂直结构，在处理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之间的关系时，以父、兄、夫为上，子、弟、妻为下，而且要求上下有序，依从守规，即以父系、父权、父治为依据，父的身份和权力传于子，子女受父的支配，财产实行长子继承制。这种分配极不均衡的传统家庭权力结构关系，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基础所在。可以说，正是“在家庭中人们养成权威的观念和服从的习惯”57，使家庭成为了维系、传递政治权力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