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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著名作家孙伏园继任实验县县长。民国28年（1939年）2月，湖南省政府决定衡山县实验工作暂停，孙伏园去职＇26＇。衡山的“乡村建设”实验，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衡山乡村社会政治的状况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源。
3。白果镇与岳北农工会
将白果镇作为乡镇一级的研究样本，主要由于白果镇的岳北农工会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的独特地位以及“镇”预示了乡村城市化这一发展方向。
白果镇位于衡山县西北部，距县城37公里。古称白果市，为岳北最大的圩场之一＇27＇。相传清乾隆年间，此地涓水河畔有一株古老的白果树，人们纷纷来此摘白果入药，“白果”地名因此而得。因临涓水河畔，很早在此建有一座石拱桥，古称镇岳桥。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集镇。白果镇体制变迁的历史较为复杂。从体制方面来说，明时，属崇岳乡第一部；在清代，衡山县共设17个字437个区，在白果设立朝字，辖白果、江东、松柏桥一带；民国21年（1931年），衡山县撤字建区，原区改乡，全县建8个区、437个乡，在白果设第二区，辖30个乡和新桥、白果2个镇；1936年乡村建设实验，废区，实行乡、县两级自治制，全县设55个乡2镇，设立了白果乡；1937年，衡山县重新划定管辖范围，设26乡2镇，设白果乡，辖有13保、317甲；1946年白果乡与白山乡合并为果山乡；1949年9月衡山解放，全县划为7个行政区，在白果设立衡山县人民政府第七区，辖原白果乡与新东乡，设51保，447甲；1950年3月，废保甲，建村人民政府，第七区共辖34个村；1952年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划小区、小乡及乡级编制供给的决定》，在白果设第三区，共辖23个乡；1953年，区乡行政区划再次调整，第三区辖21个乡；1956年6月，撤区并乡，设白果乡，辖原第三区的白沙、紫楼、扶椅、将军、爱好、瓦铺等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撤乡镇，并大社，衡山县共设21个人民公社，在白果设立了伟大人民公社；1959年伟大人民公社改为白果人民公社；1961年衡山县结合整顿、巩固农村人民公社，调整社、镇行政区划，并在8月恢复区公所，设白果区，辖新桥、马迹、东湖、贯塘、白果、松柏、棠兴等10个公社；1966年2月，衡山县废区设25个公社，设白果公社；1983年衡山县开始政社分设，建立乡、镇人民政府，白果公社改名为白果乡；1984年6月白果与棠兴2乡合建白果镇，辖25个村委会、242个村民小组、2个居委会、4个居民小组。现总面积54。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2914亩，水田21193亩。总人口28974人，其中农业人口28527人，占总人口的98。5％。总户数为7338户，其中农业户7267户，为总户数的99％。据镇政府上报的数据，1994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9582。71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947。71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5。7％，上交国家工商各税、农业各税达800万元；1998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5833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8178万元，占总产值的14％。
白果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3年以白果岳北村为核心成立的“岳北农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湖南省最早的农民协会，为湖南农运之先声。在“岳北农工会”被赵恒惕镇压之后，1926年共产党人又在白果镇成立了岳北农民协会。1927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在白果进行农民运动考察时，高度赞扬岳北人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28＇。
确定白果镇作为乡级研究样本，还在于镇与乡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根据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规定，建制镇标准是：（1）凡县级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建制镇。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2千的，可以建镇；（2）总人口在2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凡具备条件的乡在改置镇以后，实行镇管村体制；暂不具备建镇条件的集镇，其所在地的乡政府要委派专门干部加以管理；（3）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厂区、小港区、风景旅游点、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千，如确有必要，也可以建镇。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像白果镇这种实行镇管村体制的镇，具有较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在社区发展的性质方面，镇一般既有农村区域，也有城市区域，既有农业人口，又有非农业人员，镇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也是中国城市化的起点。这样必然会产生城市第二、第三产业与农村地区的第一产业之间经济结构的矛盾，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这种经济结构的矛盾必然导致显著的城乡差别，也就必然产生市民利益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等＇29＇。
4。绍庄村和岳村
在村级层面，本书重点研究的是白果镇绍庄村。
绍庄村，离白果镇政府驻地2公里左右，与岳北农工会会址相连。同中国许多村庄一样，绍庄村形成的历史并没有文字记载，存储于乡村社会的记忆也特别模糊。为了搞清这个村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曾从民族发展、姓氏迁移、习俗变迁、乡村建筑、甚至墓葬等多个方面进行过考察。
绍庄之地，位于衡山南岳后山地区。衡山县志中称，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作、栖息。夏、商、周时期，此地为苗族和扬越族的聚居之地。秦至西汉，汉民族才大量南移＇30＇。但对具体的村庄来说，情况则非常复杂，不能简单用民族的发展史作为依据，较为直接的证据应该是姓氏的迁移。根据这一线索，我们按照绍庄村目前主要由李、杨、周三姓村民组成这一现实，研究了各姓的来龙去脉。据1929年编纂的《衡山县地方自治调查实录》记载，岳北地区的李姓是在宋代开始从江西迁入的，杨姓和周姓则在明代始从江西迁入。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属于海内孤本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编修的《衡山县志》，却只有李姓迁入的记载。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编修的《衡山县志》中，才有杨周两姓在明代中期迁入岳北地区的明确记载。当然，李、周、杨等姓氏分别在宋明两朝从外地迁入岳北地区，并不意味着绍庄村作为自然村落就形成了，因为此时的“岳北”是一个泛指南岳衡山后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确定具体的时间，我们查阅了有关族谱。由于绍庄村多姓杂居，各姓又分为多个族派，各族派说法多有不一，使这种考察变得十分困难。据目前占该村60％人口的李姓（陇西堂山霞李）七修族谱称，该性为授姓，最初生活在陇西地区，宋时逐步向南发展，元朝时多住江西，明时其中一支迁往衡阳。到衡阳后，又多有分宗，其中一支在明初从衡阳县移住岳北，分居于岳北、建筑和今天绍庄村等地。当时绍庄村叫山廓下，大约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时，山霞李有旗人为耕种方便从对面的岳北、涓水等村分户而在绍庄村现址筑房而住，到民初人口渐多。贯塘胡杨五修及六修族谱称，先祖法新公本胡姓，清初时因读书于南岳始由茶陵迁到衡山，第三代时，以军差不时，顶充户役以脱军籍易姓为杨，世居衡山贯塘即朝字六区＇31＇。大约在清道光年间有一房迁居白果一带。民国初，杨达道房的同盟支开始迁居岳北＇32＇。乾隆四十六年续修象占公述称，周族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元大德居长沙府湘乡县云溪寺，第四祖来籍衡山岳北朝字白果＇33＇。周姓（汝南堂）的老人却言，他们的祖先是在民国初年从松板桥迁过来的。县志也云：清末民初，县内有部分自耕农为耕作方便，从大庄中搬出，另立新庄＇34＇。综合这些历史资料和村里老人们的记忆及传说，大致可以认定，现代绍庄村直接源于清末李姓的开拓，而杨姓和周姓在民初才定居这一地区的。也就是说，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应该形成在民初之后。
支持这种推论的证据还有建筑和墓葬。衡山县农村古老自然村在平原地区多系聚族而居，一姓一村居多，且以富户住宅为中心营建，形成大村庄，并多建有宗祠。山区丘陵地带，或伐木搭棚，或筑土墙顶盖杉木皮，单家独屋，布局零散。而岳村地势属于平原和岳陵之间，村庄背靠一小山，围山而成，面对平原良田，地域开阔，却没有衡山传统的建筑风格，其布局较为分散甚至出现姓氏交叉，各姓均没有建立宗祠。这些特征恰恰说明了岳村作为单个家庭或小家族因故迁居开始、经过多家多姓历时嵌人发展而成为村落的状况。在绍庄村各姓氏的祖坟地，我们发现最早的祖坟不过四代，为民国3年（1914年）。这也证明，绍庄村作为正式村落的历史并不久远＇35＇。事实上，绍庄之名始于1961年人民公社化时期由白沙大队分出时，其意为“介绍进集体农庄”＇36＇。
现绍庄村有7个村民小组，196户，678人，其中农业人口648人，农业户为178户，退休户口落回本村的17户。耕地面积为524亩，其中水田508亩，旱地16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8l亩。全村主要依靠离村12公里的新桥水库进行农业生产，是较为典型的水利社会。村里除一个小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人外，基本上没有集体经济。全村主要由李、杨和周姓三大姓氏组成，长期以来，村里的主要权力基本上由三姓分享，村三主干（支书、主任和秘书）由三姓人分别担任。为了搞清楚目前农村社会的组织状况，本书将从政治资源和权力分配、国家权力进入、社区利益保护、村民的政治意愿和认知水平、政治参与等方面，对绍庄进行观察和分析。
为了表述，我为绍庄村取了一个的学名叫“岳村”，这是学术研究通用的做法。岳，在汉语主要指高大的山，江淹《陆东海谯山集》诗云“轻气暖长岳，雄虹赫远峰”的岳就是此意。绍庄地处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后山，民间多将整个后山地区称之为“岳北”，并困岳北农工会的存在而闻名近现代中国政治界。因此，称之为“岳村”，还有敬仰之意。
5。文本资料和现状观察
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最感困难的莫过资料的欠缺。对于县一级，我们尚可从历史档案、地方志书和各种文件、有关正式出版物中寻找到部分资料。乡镇一级，基本上很难得到正式的历史性文本，但有关现实的数据和事件记录大体还是可以探知现实事件的线索。在村庄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族谱、家先谱、口头传说资料、各种会议记录、村干部的工作总结、各类宣传口号，特别还收集了许多有关农民个人利益的许多证据、民间调解协议甚至相关的起诉书及法院判决。尽管这些文本资料，使我们有可能获得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性线索，但并不能仅仅依此来理解这种历史性变迁。因为，这些文本资料已经凝留了记载者的判断和思考。对此，英国学者王斯福有过这样的评价：“自梁启超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是通过各种记载文本来看待乡村生活的，而这些文本传递着一种筛选出来的观点：一个知识改革精英认为乡村应该怎样的。甚至于当这种观察（如毛泽东的观察）是建立在对农民生活的经验调查的基础上的，它仍只是一种高度有选择性的观察，因为它是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中加以解说的”＇37＇。
为了获得现代乡村社会真实的信息，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以记录现实乡村社会政治行为的观察性活动。这些活动有人物访谈，实地调查，参与性观察，并采取多式样的问卷方式来获取相关数据。
四、有关说明
规范的体例是一部学术著作所必须的。这种体例需要说明文章的表述逻辑、概念体系和检验方法。其中，表述逻辑是有关文本结构安排＇38＇；概念体系是对报告的重要概念的界定；检验方法是有关理论和事实的特定验证手段。
1。表述逻辑
本书除导论外，由正文、结论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正文共分四章，主要内容有：
第一章，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分析。我们分别从“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皇权和保甲制度”、“族权和宗族组织”、“绅权和士绅统治”及“土地、赋税、文化和乡村控制”五个方面来表述这样一个观点：在传统社会，地方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