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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们甚至连工资也没有办法发，养家糊口都困难。乡镇就只有那么一点钱，就是有人搞腐败，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案子，因为财力和权力都有限，无东西可贪。
罗副书记看见杨越讲越激动，怕他说些太过分的话，几次打断了他的发言。在杨注射完后，罗就建议去参观岳北农工会旧址。
2。2
岳北农工会旧址地处白果街1公里外的岳北村，原是刘捷三公祠，是一栋四合大院。虽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年都是大门紧闭。幸好杨镇长熟悉门道，在旁边农舍大叫几声，有一小女孩响应，每人1元，进入旧址。
岳北农工会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从这次调查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在衡山白果这个较偏僻的地方，为什么能产生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在第一阶段的调查时，我根据掌握的材料曾初步总结了如下几点：其一，岳北地区属于四县（衡山、双峰、湘潭和衡阳）交界之地，地处南岳后山，相对南岳前山来说，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要弱。其二，当年曾国藩训练湘军时，此地属募兵范围，形成了此地习武之社会风气。其三，岳北的乡民习惯于流动，有许多人到外地做工，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其四，民国时期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在此，以赵家为首的地主进行的土地兼并较为严重，赵、廖、刘、唐四姓劣绅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农民所受压迫较深。
岳北农工会旧址所展示的文物和文件也大体验证了我上面的思考。事实上，当时回岳北组织农工会的刘东轩、谢怀德，都是白果本地的。其中，刘东轩，衡山白果镇瓦子河村人，水口山工人，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1922年12月5日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谢怀德，衡山白果镇人，原在安源煤矿当修理工，1922年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安源路矿罢工胜利后，被选为修理厂的总代表、工人俱乐部交际股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作为本地人从外面回到岳北，是以本地人的身份从事农民运动的。这说明，一切反抗乡村传统的革命运动都需要依托地方权威或地方人际关系来完成最初的组织性准备。对于这一点，我在韶山调查时就有所认识。因为，当年毛泽东就是利用乡亲关系、在自家的楼房上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
这些从白果走出去加入了共产党的革命者回到岳北后，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向那些贫苦农民以及乡村社会大量存在的流氓无产者传授革命道理的，并通过传统的拜把兄弟的方式与那些有造反意向的农民建立起准组织关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就发展几百骨干分子，并学习水口山工人罢工的组织形式，以村庄为单位，十户为一小组，产生十代表，百户产生百代表，全区产生总代表，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农民组织。1923年9月，湖南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农民运动。刘东轩、谢怀德看到时机成熟，就于9月16日在白果的刘捷三公祠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3000多人，正式成立了岳北农工会，从而升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已完全不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可比的了。他们已受到了城市文明指引。这从当时发布的《湖南省衡山县岳北农工会成立宣言》可以证明。这份宣言称：“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上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之外，甚么都没有的啊！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偷窃扒摸的啊；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时，提起钱没谷米；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拉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啊！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工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啊！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闲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啊！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农历八月初六日）”。可见，岳北农工会实际上已是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
这…点，在岳北农工会失败后的农民运动表现得更加突出。1926年6月上旬，成立的岳北区农民协会，则直接以阶级斗争为口号，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权性行为，使岳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土豪劣绅不能随便退佃；二是修桥筑路，解放了生产力；三是提取公产、祠产发展国民教育，做到了乡有国民小学；四是禁止赌博和吸毒，整顿了社会秩序；五是创办了新民剧社，大演文明戏，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六是创办农民夜校，培训农运骨干；七是解放妇女，实行男女平等。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认识到农民运动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当时的中共领导者如陈独秀等人就依据外国的教条而忽视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只有毛泽东这些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非常深刻了解的革命者，才从农民运动中发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因此，为了回击来自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就来到了衡山的白果，对这里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从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是在1月15日离开湘乡横铺乡肖家冲，经过湘潭分水坳进入衡山境内，当日下午步行到白果。当晚，在区农协会——关圣殿召集了区农会干部座谈。农协委员长赵国城、副委员长彭桂峰向毛泽东汇报了岳北农运情况，陪同毛泽东考察了岳北农民纠察队总部。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白果赵氏芳三公祠听取了白果女界联合会秘书朱隶堂和妇女代表的汇报。接着到岳北农工会会址刘捷三祠召开调查会，毛泽东高度赞扬岳北农民运动“好得很”。并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毛泽东还指示要对岳北农工会烈士家属好好照顾，并看望了一家烈属。下午毛泽东到刘家祠堂视察设在这里的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当晚住宿在白果街后海楼屋农民夜校校长刘友琴家，调查了农民夜校情况。17日上午毛泽东离开白果，经福田、宋桥（世上冲）20日到衡山县城，24日毛泽东结束了在衡山为期10天的考察，乘船离开衡山县城，顺湘江而下返回长沙。
毛泽东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岳北农民运动的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衡山县农民协会为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举行了人民公葬。当时发布的《衡山人民公葬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启事》称：“我邑岳北农工会被军阀赵恒惕以强压摧残，农工代表赵丙炎、周德二、廖芳炳、李玉邕四烈士或被惨杀或被瘐死，于今越三年矣。窃思诸先烈为主义而死，埋冤地下、其骨虽寒，其血长热、今者国民革命将告成功，无非诸先烈精灵所任而俟之。既我辈后死，幸得观成，景仰前徼，曷胜哀悼，爰发起公葬，籍妥忠骸。业于一月十八日，经全县民众假县党部议决：追悼会场，假设文庙；追悼日期定于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一日止（即阴历正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二日止）；公葬费用，除暂由保管处借用外，拟呈请政府饬令由没收地主谋惨诸先烈元凶廖连元、李鸣九两家逆产内提充，并分途捐募；公葬地点，指定县城南外巾紫峰。黄士一堆，岂曰酬庸，褒扬前贤，即所以策励后进。凡我同志，如承赐挽联铭诔，以志哀思，或乐捐葬仪，襄此盛举，即希于二月十五日（即农历正月十四日）以前径寄衡山人民公葬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设衡山田赋征收处）。呜呼！表彰忠烈，责在吾侪，义士鸿儒，幸毋吝玉”。
烈士的公葬，激起了农民的革命热情。然而，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者的错误，中国农民运动又一次走向了低潮。1927年5月，衡阳“沁日事变”后，军阀军队占领衡山县城，县农民协会被捣毁，农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部分被捕杀，一部分转移外地。岳北农民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
参观完，感受太多。一切事件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历史。岳北农工会以及岳北农民协会领导的农民运动离我们也已有70多年的岁月。70年对人类历史长河而言，也许就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具体的生命来说，却相当于人一生的时光。因此，当我们试图在绍庄村及岳北寻找到当年用生命和鲜血书写过岳北农民运动的革命者时，才发现这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能聆听这些传统乡村社会的反判者亲述他们的丰功伟绩了。我们只有从尚存不多的历史资料中走近他们，希望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做了些什么事。随着我们对这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和这些值得敬仰的农民领袖的深入了解，新的困惑也就产生了：其一，当年的乡村社会内生的地方权威与外来的政治权威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联系的？其二，农会组织对传统的宗法制度冲击的意义。可以说，岳北农民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冲击，岳北妇女敢闹祠堂就是明证。但在农民运动失败之后，宗族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并重新控制了乡村权力。那么，为汁么农民运动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特性？这是否是一切农民运动不可逾越的局限？
2。3
在镇政府食堂午餐。三菜一汤的工作餐。在白果镇，由于财政困难，镇里无论来了什么人，一律只在镇食堂就餐。今天可能由于俞教授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县委罗副书记的来到，加了一道菜。饭后，俞教授、罗副书记、陈副主任等回衡山县城。
下午2时，在白果镇政府李副镇长陪同下，同立成、小任到白果镇绍庄村。在路上，李副镇长一边吃着在街头小摊买的用作中餐的农产品，一边诉说着乡镇干部的烦恼。
他言称，现在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乡镇干部真的很难当了。计划生育难，催缴税费就更不用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政策问题。目前中央的许多政策都是限制乡镇党政及乡镇干部的权力的。比如，中央在计生工作问题上，过早地来了个不准抬东西、不准拆屋、不准捆人，不准打骂等“七不准”，使基层干部的工作很被动，致使目前计生工作有反弹的趋势。收税费也是这样，根本没有具体的办法使农民自愿交钱交粮。每年到了税费入库的时候，所有的乡镇干部都得到村子里面去，有的农民不愿交，就只得由乡镇干部帮助他们卖粮卖猪。这种“帮助”，讲得难听一点，就是农民不交，乡镇干部组织人员强行将他家的粮或猪装上车，有时真像抢一样。如果村干部配合还好一点，不配合，问题可大了。乡镇干部工作苦任务重不说，还经常领不到工资。我们也要养妻儿老少，没有钱拿什么吃饭穿衣？
问：既然如此，那还当乡镇干部干什么？
李说：这个问题也想过。比如像自己，从部队转业回衡山，因没有门路，安排到乡镇工作。前几年在镇供销社工作的妻子下岗了，自己又没有能力为她安排工作，就只得让她开一个文化用品店，几年下来，生意还不错，收入比自己这个副镇长要高得多。现在在家里也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老婆赚的钱多，地位自然就比赚钱少的副镇长高。自己这几年当镇干部，表面上风光，可并没有多少实惠。只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更合适的事情可做，不然早就不干了。（2000年1月21日到白果时，访问过其妻。据其妻言，自李当副镇长来，几乎没有钱拿回来养家，最多保他本人的开销。文化用品店全靠她一人经营，因她还会摄影，所以这几年来每年总有二至三万收入，家里日子还过得去。只希望他能将工作干好，对得起白果镇的老百姓。）
从李的言谈以及已接触的几位乡镇干部的观点中，我已明显地感到他们对目前的身份和权力以及社会评价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是否可以说，这些乡镇干部，在乡村社会虽然直接代表着国家，但又开始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了？
为此，需要对乡镇干部的身份特征进行考察，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