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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代表着国家，但又开始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了？
为此，需要对乡镇干部的身份特征进行考察，要搞清楚他们的来源、素质、待遇、升迁机会和行为特征。
2。4
离开白果镇往西行不到1公里就下了县级公路，穿过很宽阔的一片水田，来到一环山而成的村庄，村边有一个小水井，旁边刻有一块石碑，上面有“白果镇绍庄村”字样。到绍庄，李副镇长带着
我们直接往村秘书家里走。他解释说，绍庄村委会是一栋破房子，平时没有人在里面办公，有事一般到村秘书家里。主要原因是这个村的村秘书是个老村干，有威信，掌握着村实权，家又在绍庄村的中心位置。
翻过一个小山坡，我们就到了村秘书的家。村秘书家的房子好像建了有几年，可没有进行任何粉刷。在正堂供了一个祖先灵牌。在灵牌下面挂了一幅有毛泽东像的日历。左面墙有一幅关于绍庄村基本情况的图片，右面墙则是一些有关村委会工作的规章制度。
村秘书姓周，任村秘书已有8年。周身着一件很破的西装且满是泥土，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在这里显得很特别，很有点文化味。据周介绍，他1976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务农，其妻则利用农闲时间在外打工。
李副镇长讲明来意，并特意强调我们是县委罗书记亲自陪来的，村里面要接待好，不然罗书记怪罪下来就不好办。周听此言，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便解释说，我们是搞学术研究的，不是什么官员，有什么就说什么，事实求是是我们唯一的要求，不要过多地考虑什么领导的意见。我还宣布了这次调查的“纪律”：其一，不吃村里的招待餐，我们在农民家吃饭和住宿，全额付款，不需要村里的任何补贴。其二，不干预村里的任何决策。只是一个观察者，村里面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周首先介绍了一下绍庄的基本情况。他先按报表说了村的耕地面积、人口和姓氏分布等情况。当我问到村里的流动人口和经济状况时，他计算了好一会后，列举了如下一些数据：全村外出打工的50人，男性多；原有4人在镇办企业，现在因效益不好都回乡种田了；手工业者有10人左右。全村共有小百货店4——5个，农产品加工的有2家；3部拖拉机，2部三轮车，1部微型车；全村共有电话30部，电视机170多台，有的家里有2台。近几年95％的农户都建了新房，在绍庄村建一栋新房大约需花3万多元，因此有40多户欠了债，一般都欠几千元；全村有20多人在外读大中专，去年就考上4个，其中有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发现，周在讲话时，很注意李副镇长的表情。只要李略有动作，周就要停下来，看一下李。如果李没有明确表示，他才往下说，所以说得较乱。于是，我礼貌地请李回镇里去忙他的工作。，果然，走后，周说话自然多了。我便问及了村里的集体经济和村财务况。
周答：绍庄在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大队所有的公共财产基本上都分到各村民小组了，村委会除一个约10亩的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入外，基本上没有集体收入。为了支付1997年改建引水渠的涵洞时欠下的近6万元贷款，村里规定每年每人上交村提留10元。现在还亏损了近2万元。
我又问了一些具体的数据。周搬出了近年的账本给我看。我抄录了近几年来该村的财务情况。从中得知，该村基本上是靠借债维持。收入来源只是村提留，主要开支是村干部的工资和所谓的其他管理费。
问：作为村委会成员，你如何评价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
周答：总的来说，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些年的工作可以三七开，即主要的三项工作，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完成得好，而上交提留完成得不好。
问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
周答：在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分的。村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在组织上都得听党支部的，也就是听支书的。因此，村里面的党员还是很有地位。绍庄村现在共有党员30人，其中有4位是离退休回乡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4人在部队入的党，3人为社办企业的人员。按姓划分，杨姓为4人，周姓3人，刘姓1人，其他均为李姓。村里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支部扩大会和组长会议决定。
周特别提到，自己不是党员。不是不争取，申请书交了几份，几次培训班都参加了，就是通不过。
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你入党呢？
周答：这个问题可不好说。说实在话，这有个能力和权力问题。按照现在农村的规矩，党还是领导一切的。只要不是党员，一般的情况是不能担任正职即村支书和村主任。我已做了几届秘书了，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认的，村里的大小事没有我参加就不好办。可由于我不是党员，就一直没有办法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如果我入了党，就会对有些人产生威胁。现在许多地方不发展党员，就是这种原因。
我感到周所讲的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农村政治资源垄断和分配问题，便说，近几年不是有许多不是党员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而担任了村委会主任。对此，如何解释？
周答：这要看这些选举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总的来说，绍庄村的村民还是很重视村委会选举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全村423人有选举权，参加投票的有370人，参选率达到87％以上。这在目前的绍庄村是十分难得的。因为，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对村里的事务不是很关心了，各发各的财，很难有什么事让大家齐心的。这说明，群众还是在内心上关心村里的发展的。可是，这次选举并不是完全按照（村组法）规定进行的。特别是在村主任选举上，实行了等额选举。先由村里的党员和村民小组长、老干等推选了一位村委会主任的人选，没有实行差额选举。如果搞差额选举的话，或者实行海选，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问：听说村里的宗族势力影响了村委会选举？
周答：绍庄村是一个小村。这个村最大的特点是姓氏比较集中，由三大姓组成，其中，李氏是大姓有400余人，杨氏有60余人，周氏80余人。这些年来，绍庄村给人的感觉是宗族现象很严重，工作做得不很好。实际上，说到宗族现象，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有许多年，绍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秘书这三位主干都分别由李姓、杨姓和周姓担任。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宗族问题。因为，虽然大家同姓，可并不一定能为你说话，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不是由三姓的人分别担任三主干，有人就会说，某某姓吃亏了，被欺负了。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比如上次村委会选举，由于李姓担任了书记，所以大家就选杨姓的任村主任，周姓的任秘书。后来李书记以身体原因数次要求辞职。李辞职后，镇里任命杨姓的村主任任支书，同时指定一位李姓替补为主任。镇里面这样处理，在村民们看来，还是可以的，比较公平。在农村，有宗族现象，可即使在同宗内部也还是会有矛盾。绍庄村的宗族现象实际上只是由于姓氏不同而形成的一种习惯。
问：绍庄有没有什么宗教组织。
周答：近几年白果街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会，绍庄村有10多个老人参加了这个教会。主要原因是由于老人有了病痛到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而且这些人参加了教会之后，学了一些爱国家、爱集体的道理，在村里也起一些作用。
接着，我又询问了他家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周说：在绍庄村这样一个没有集体经济的村，村干部并没有什么经济实惠。这些年镇里面规定，村三主干由镇里面发工资，其中村支书每月工资95元，村长90元，秘书85元，工作搞得好，每个月每人有30元奖金，另外完成了上交提留按3％发给奖金。1999年我们村因只完成任务的65％，所以没有奖金，而且村于部的工资也由镇里作为上交提留的任务款扣了下来。但村干部还是想办法将收到上交提留款先作工资发了，只是奖金部分不敢留下来。作为村秘书，一年有1000多元的工资和补贴。因为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所以平时自己的主要职业还是种田。现在种了近10亩田，农闲时，老婆就到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比分田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
问：作为一个农民，你当年如何认识分田到户的？
周答：绍庄是在1980年实行分组作业，1981年基本上就实行了“包产单干”，这在当时的衡山县算是走得比较快的。分田时，我只有19岁，没有结婚。我当时认为，分不分田无所谓，分也成不分也成，因为，按我们家当时的情况，集体劳动不沾人家的光，也不吃亏。尽管如此，我父亲当时还是倾向于不分，他说大家在一起要安
全一些，有个什么事情有集体帮助。但我却倾向于分，主要感到新鲜。我当时到处讲，分田可以啊，以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睡觉，不用天天出工了。现在看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发展，也的确给了农民的自由，使农民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像我们家这种认识的，在当时很普遍。
谈话中，看了周拿出的近年来他写的报告及工作笔记，从中发现了许多错别字和语法问题，但在有关农村现状和政策的表述方面却此较准确。像他们这些村干部，并没有经受专门的训练，其工作能力主要靠在乎时的工作中摸索和积累。
从与周的谈话中，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绍庄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其二，农村的政治资源分布的状况。“党员”这一身份好像也成为农村的政治资源之一。其三，对乡村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在乡村社会，有些习惯本身就是利益。但这些利益通过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呢？这些表达方式是否对乡村政治发展产生影响？其四，农村地方权威的产生一般都与社区公共利益相联系。这种社区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水利建设，电力设施，道路修筑和维修，集体土地的利用。因为这些事情都与大多数村民利益相关联。其五，乡村社会是利益主导宗族？还是主导着利益？
2。5
接着，访村民杨某。
杨某，长春…组组长。主要职业种田，平时也行医，相当于当地的赤脚医生。自称其医术是祖传的，方圆数里的村民有病都来他家医治。
杨家的住房是新建的，外墙是由瓷砖装饰，显得很漂亮。杨家正堂屋也供奉了一个祖宗神台。而且摆了许多椅子。有点像公共活动场所。杨见我注意到了这些，忙说：我这里是村里的“人民大会堂”，大家没有事，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聊天。
问：都聊些什么呢？
杨答：还不是村子里这些事情。最近聊得最多的就是农民负担问题。
问：都有些什么观点呢？
杨见我问及此问题，激动万分。从衣箱里翻出各种交费单据，近似哭言曰：现在的农民太苦，日子太难了。刚搞承包责任制时，我们种田有钱赚，生活也改善了。现在不行了。近几年，虽然丰收，可由于粮食不值钱，而各种化肥、农药和种子价格高质量伪劣，种田的成本太高，太不合算。种田不赚钱不说，而各种费税又多得让农民承受不了。国家税还好说，你种的田是国家的，就得交租，种皇田交皇粮，天经地义，而且国家的农业税并不重，只不过特产税有时不合理。乡镇统筹太重了，非常不合理。国家天天喊减轻农民负担，又有何用？那些镇干部不从我们手里收到钱，就没有饭吃，就没有酒喝、没有鸡鸭鱼肉和小车子。农民负担重，不能完全怪村干部，他们也是农民，交税费也跑不掉，主要责任就应该是县官和镇干部。他们为了升官，为了有政绩，就拼命在农民收入问题上做文章，说什么衡山县人均收入已到了1980元，快小康了。他们吹牛皮不要紧，可苦了我们这些种田的，要按这个收入来交税费。不交不行，镇干部逼村干部。国家说不准来蛮的，不准动武，村干部就天天到你家里来，你不理不行。你家里有人想参军，得先交税费才准报名。想结婚，想生儿子，得先看税费交了没有，不然就开不到结婚证，领不到生育指标。有些村里干部看到乡邻乡亲的，下不了手，那就得下台。我这个村民小组长有时也不得不干些有违良心的事。
问：农民负担真的像你说的这么重？
杨听我此言，显得有点不高兴说：农民负担重不重，要看种田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些都不能乱说的，我们可以算账。
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