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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农民负担真的像你说的这么重？
杨听我此言，显得有点不高兴说：农民负担重不重，要看种田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些都不能乱说的，我们可以算账。
于是在其妻帮助下，搬过桌子，拿出纸笔和有关交税费的单据同我算了起来。
从他列的表来看，现在白果这个地方，耕作一亩田的成本大约需要425元，具体的项目有：种子35元、地膜2。5元、犁田请帮工70元、插田请帮工40元，收割请帮工80元、碳肥需要100斤22元、尿素20斤16元、钾肥20斤16元、农药20元、除草剂2。5元、国家农业税20元、乡统筹77元，水费20元，特产税4。5元。而一亩水稻田如果种双季稻、没有灾害可亩产粮食1100斤，按国家规的保护价，约收人为550元。也就是说，种一亩田只能获得125元，折成粮食是250斤左右。一个人一年要种2亩田，才能维持基生活。
杨家1999年收支情况是：共耕作水田8亩（其中有由他人转包的耕地3亩），当年亩产达1400斤，共收稻谷达11200斤，全部按国家保护价100公斤100元人民币计，收人为5100元。与农业生产直接相联系的支出主要有两部分，即生产性支出和有关税费，共计5020。6元。其中，生产性支出是种子250元，化肥1400元，农药400元，请人耕种（犁田和插田及收割）1920元，共计为3970元；有关税费是农业税248。8元，特产税是36元，水费是170。4元，乡统筹595。4元，共计1050。6元。也就是说，他们全家种田一年的收人只有80元钱。
我对高额的请人耕种费感到不解，便问，为什么请人耕种费用达到了1920元，不请人耕种不就增加自己的收入了？
周解释说：请人耕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耕牛和劳动力。当然，有些村民也不请人耕种，自己多忙一些，收入就多一点。
在杨算账的时候，来了许多村民。我问他们，杨算的账准不准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情况要比这还严重，有时粮食根本没有办法卖到保护价，如果年成略差一点，种田是要亏的。
问：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杨答：主要是乡镇乱收费。在所有的农民负担之中，乡统筹是最多。现在农民每种一亩田，乡镇统筹就要77元，而农民的收入才只有120多元，是农民收入的一半多。而且，还经常有些什么莫名奇妙的摊派和罚款。我们也搞不清镇政府拿这些钱干什么去了。
问：村提留是多少？
杨答：村提留是按人头算的，我们村这几年每人交10元钱。这些钱大家一般还是没有意见。因为，村里面没有集体经济，修村里的公路和村干部的补贴都靠这个钱。
问：农民负担这么重，村民是否有办法抵制？
杨答：也有些地方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制的。但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有口饭吃，农民就不想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有关农民负担的规定有很多，也不知道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搞得不好，就成了违法犯罪分子。于是，农民抵制这些税费的唯…办法是采取拖的办法。可如果你家要办什么手续，还得老老实实交完全部税费。
说到这里，他让我看衡山县人民政府印制的《国家集体任务完成登记卡》。此卡上面写道：“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乡村统筹提留款包括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优抚款、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等八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按当地人均纯收入的1。5…2％计征（1997年底全国人均纯收入为2045元，衡山县人均纯收人为2450元）。主要用于本乡范围内的民办教育事业，包括教师工资的不足补助部分，及学校公用经费的不足。要把农民合理的负担纳入村规民约，对不按时完成上交任务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责成其如数上交。中共湖南省委（1998）6号文件：要大力支持基层干部抓统筹提留工作，对拒不完成合理负担的，必要时可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我特别注意到此卡的说明称：“本卡完成任务必须逐年登记清楚，并且要求村主干人签字和村支部或村委会盖章。要求村、镇办理一切手续时必须带此卡，否则不予办理”。
可以说，这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乡镇政府采取的一种典型的超经济强制。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我问道：现在农民有哪些手续需要到镇里面去办呢？
杨和在场的村民列举了好一会，主要有：结婚手续；计划生育手续；小孩上学报名和录取，以及考上中专大学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办身份证；办建房手续；参军；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等。
问：既然种田不赚钱，那为何这几年每家每户都建了新房？
杨说：主要是搞些副业。年轻的到广东去打工，年老一点的在家养些猪或鸡。我这几年主要靠行医，每年还可赚3000多元。不然，这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
问：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的日子还是要比大集体时好一些？
杨答：现在日子要比过去好，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城市那些个体户的日子。这样一比，种田的农民就相当于讨饭的了。
问：当年你是如何看待分田到户的？
答：分田时，我只有20岁，没有结婚，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但家境贫困。我当时的态度是，包产到户好啊。我们全家每年在生产队累死累活的，全给人家干了，五条汉子，穷得一贫如洗。所以在1979年听到外面有人搞单干了，我们就盼望着也能这样。
1980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准许分田包产，我们队里的有一些人就联合起来，坚决要求队里按党中央的指示干。开始时有的大队干部不同意，我们就与他们吵，要求分田，不然就不出工，干活也不出力。我们生产队只有召开社员大会，说征求群众意见。没有想到一开会，全队9096的人都主张分田单干，就是那些平时要队里照顾的人也举手同意了。这样，就将田分了。现在看来，分田之后农民是过了几年好日子。现在不行了，田已没有人要了，分到的田反而成为了负担。因为种呢，不赚钱；不种呢，又不行，怕将来政策变了，自己没有了基本生活。因此，我们村就有许多人将自己承包的田无偿地转给他人耕种，有的还用补贴的办法求人家耕种。
从旁人中得知，杨家大儿子已体检合格，近日要应征人伍。于是，我便与他讨论起让儿子参军划不划算的问题。
他说：儿子参军在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如果只服完义务兵期就复员回来，几年间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0多元。可有些事，是不能算经济账的。让儿子参军，是保护祖国的义务，这些大道理不讲，对他本人的成长和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搞得好的话，可以转志愿兵或考军校，将来就会成为国家干部；一般的情况下也可以入党再复员。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村民小组长还是入不了党。我儿子如果在部队入了党，我们杨家就有党员了，以后村里的事情我们也就有更多的发言权。
听杨的这种解释，感到有必要追究，民国的兵役制和现在的兵役制的区别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目前，应征入伍虽然可以给农户一定的经济权利。比如，在义务兵阶段，原来所分的田不用交，每年还可以享受村里面的一定补助。但更多家庭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的。正如杨所言，如果将履行义务等大的方面和培养应征者进人主流社会不说，从村庄政治来说，应征入伍最直接的意义就意味着加入党组织，这对于家庭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农村党组织实际上掌握着村庄的主要权力，而村庄的领导者为了不使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些权力，一般不愿意发展党员，有文化的年轻人，如果不是现权力体制中的一员，往往难进入党的组织之中。但只要到了部队，一般都能入党，而
复员回村后，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村庄权力的主流层。这也许正是许多家庭宁愿在经济上吃点亏，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参军的主要原因？
还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眼中的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农民对乡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关系到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安排及各级政府管理行为的态度。在转型期，也关系到乡村社会对国家现代化的支持程度。从杨等人的言行中，是否可以理解为，农民目前对国家的税费还是认可的，对村干部的行为也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只是对乡镇政府收取的乡镇统筹之类费用多有指责。为什么如此？
此人热情正直，对许多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可作长期观察对象。
2。6
接着，在周秘书陪同下，访问另一杨姓村民。
杨某，绍庄村祝功组人。其住房紧靠村委会办公楼，属于新建，占地面积约有200平方米。因村委会办公楼破旧而无法办公，村里的干部经常在其家开会商谈工作，村党员和组长会也经常在其家召开。
看杨家正堂屋的祖先灵位，发现与前面的杨家有所不同，便问起其祖先来历。杨说，虽然都姓杨，却并不同宗。自己是个外来户，大约在他3岁时，从长沙市搬过来的。什么原因要从省城搬到衡山这个偏僻的地方，杨不愿意说，只是推说不太清楚。至于如何在这个村子落的户，杨说主要是由于其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附近的村子，帮他们买了些田，所以就在这里安了家。
从家里的摆设和待客来看，感到杨的家境较好，而且他本人也很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生括情况，便问及了1999年杨家收支情况。
杨介绍说：1999年全家收入由农业收人和副业收人两部分组成。农业收入主要有：耕种水田10。6亩，共收水稻12360斤，按国家保护价计收人为6180元，养殖业1000元，种植业100元左右。农副业收入合计7260元。而支出也由生产性支出和日常生活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主要有：种子约200元，化肥1000元，农药为400元，请人耕种为2000元，水费为240元。非生产性支出有农业税220元，特产税41元，乡统筹302元，村提留48元，此类开支合计为4451元。收支相抵，农副业总收入为2819元，每亩收入约6为250元。
问：除了农副业收入外，还有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杨答：农闲时，小儿子到广东打工，大儿子在当地做工。大儿媳有时也出去做些事。他们的收人大约一年有8000多元。
问：生活性开支情况如何？
杨妻答：生活性开支主要有日常开支和人情往来费用，小孩子育费用是一笔大数目。现在农村人情往来也是笔很大的负担。
问：你感到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
杨答：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好多了。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的候，我们家可没有饭吃。
问：当年分田到户时，你是如何想的？
杨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当年40岁，已婚育有二子一女（分别为13、9、6岁），是一位普通社员。由于我从三十多岁时就开始患有慢性病，在生产队只能算是个半劳力，长年靠生产队照顾。从内心上来说，我不希望分田单干，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分组时大家都不是很想要我们家。我和老婆想，今后单干了，孩子太小，我们家分的田谁种，将来的生活如何办。但这种想法你还不好表示出来，不然大家会看不起你。因此，在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时，我还装积极，好像不靠你们大家我也能生活下去。分田后的第一年，我们全家老少都下田劳动，虽然感到很苦，还是走过来了。现在好了，孩子们都大了，苦日子总算到了头。我们家在村里的生活已算得上小康。
问：你如何评价现在的村干部？
杨答：现在的村干部已不像原来的大队干部了。那时的大队干部比现在的村干部牛皮得多，很少劳动，好像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我们也比较怕这些人。背后称他们是土皇帝。现在村里各种各的田，只要交了税费和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谁也拿你没有办法。我们村没有什么集体经济，所以村干部自己也得种田，不然就会没有办法过生活。他们现在唯一可得的好处，就是开村干部会议时，经常在我们家办餐，用公款吃喝点。
问：现在村干部管不管事呢？
杨答：一般来说，村干部还是想管事的。可是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事可以管了。计划生育和收缴上交提留又是得罪人的事，谁也不愿意管，也不能真的拉下脸面去管。现在村里的公路需要修，水渠也要修了，可村里没有钱，他们也没有办法。
问：你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