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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农民负担真的像你说的这么重?
杨听我此言,显得有点不高兴说:农民负担重不重,要看种田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些都不能乱说的,我们可以算账。
于是在其妻帮助下,搬过桌子,拿出纸笔和有关交税费的单据同我算了起来。
从他列的表来看,现在白果这个地方,耕作一亩田的成本大约需要425元,具体的项目有:种子35元、地膜2。5元、犁田请帮工70元、插田请帮工40元,收割请帮工80元、碳肥需要100斤22元、尿素20斤16元、钾肥20斤16元、农药20元、除草剂2。5元、国家农业税20元、乡统筹77元,水费20元,特产税4。5元。而一亩水稻田如果种双季稻、没有灾害可亩产粮食1100斤,按国家规的保护价,约收人为550元。也就是说,种一亩田只能获得125元,折成粮食是250斤左右。一个人一年要种2亩田,才能维持基生活。
杨家1999年收支情况是:共耕作水田8亩(其中有由他人转包的耕地3亩),当年亩产达1400斤,共收稻谷达11200斤,全部按国家保护价100公斤100元人民币计,收人为5100元。与农业生产直接相联系的支出主要有两部分,即生产性支出和有关税费,共计5020。6元。其中,生产性支出是种子250元,化肥1400元,农药400元,请人耕种(犁田和插田及收割)1920元,共计为3970元;有关税费是农业税248。8元,特产税是36元,水费是170。4元,乡统筹595。4元,共计1050。6元。也就是说,他们全家种田一年的收人只有80元钱。
我对高额的请人耕种费感到不解,便问,为什么请人耕种费用达到了1920元,不请人耕种不就增加自己的收入了?
周解释说:请人耕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耕牛和劳动力。当然,有些村民也不请人耕种,自己多忙一些,收入就多一点。
在杨算账的时候,来了许多村民。我问他们,杨算的账准不准确。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情况要比这还严重,有时粮食根本没有办法卖到保护价,如果年成略差一点,种田是要亏的。
问: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杨答:主要是乡镇乱收费。在所有的农民负担之中,乡统筹是最多。现在农民每种一亩田,乡镇统筹就要77元,而农民的收入才只有120多元,是农民收入的一半多。而且,还经常有些什么莫名奇妙的摊派和罚款。我们也搞不清镇政府拿这些钱干什么去了。
问:村提留是多少?
杨答:村提留是按人头算的,我们村这几年每人交10元钱。这些钱大家一般还是没有意见。因为,村里面没有集体经济,修村里的公路和村干部的补贴都靠这个钱。
问:农民负担这么重,村民是否有办法抵制?
杨答:也有些地方的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制的。但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有口饭吃,农民就不想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有关农民负担的规定有很多,也不知道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搞得不好,就成了违法犯罪分子。于是,农民抵制这些税费的唯…办法是采取拖的办法。可如果你家要办什么手续,还得老老实实交完全部税费。
说到这里,他让我看衡山县人民政府印制的《国家集体任务完成登记卡》。此卡上面写道:“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乡村统筹提留款包括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优抚款、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等八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按当地人均纯收入的1。5…2%计征(1997年底全国人均纯收入为2045元,衡山县人均纯收人为2450元)。主要用于本乡范围内的民办教育事业,包括教师工资的不足补助部分,及学校公用经费的不足。要把农民合理的负担纳入村规民约,对不按时完成上交任务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责成其如数上交。中共湖南省委(1998)6号文件:要大力支持基层干部抓统筹提留工作,对拒不完成合理负担的,必要时可按照诉讼程序,依法解决”。我特别注意到此卡的说明称:“本卡完成任务必须逐年登记清楚,并且要求村主干人签字和村支部或村委会盖章。要求村、镇办理一切手续时必须带此卡,否则不予办理”。
可以说,这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乡镇政府采取的一种典型的超经济强制。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我问道:现在农民有哪些手续需要到镇里面去办呢?
杨和在场的村民列举了好一会,主要有:结婚手续;计划生育手续;小孩上学报名和录取,以及考上中专大学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办身份证;办建房手续;参军;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等。
问:既然种田不赚钱,那为何这几年每家每户都建了新房?
杨说:主要是搞些副业。年轻的到广东去打工,年老一点的在家养些猪或鸡。我这几年主要靠行医,每年还可赚3000多元。不然,这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
问: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的日子还是要比大集体时好一些?
杨答:现在日子要比过去好,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城市那些个体户的日子。这样一比,种田的农民就相当于讨饭的了。
问:当年你是如何看待分田到户的?
答:分田时,我只有20岁,没有结婚,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但家境贫困。我当时的态度是,包产到户好啊。我们全家每年在生产队累死累活的,全给人家干了,五条汉子,穷得一贫如洗。所以在1979年听到外面有人搞单干了,我们就盼望着也能这样。
1980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准许分田包产,我们队里的有一些人就联合起来,坚决要求队里按党中央的指示干。开始时有的大队干部不同意,我们就与他们吵,要求分田,不然就不出工,干活也不出力。我们生产队只有召开社员大会,说征求群众意见。没有想到一开会,全队9096的人都主张分田单干,就是那些平时要队里照顾的人也举手同意了。这样,就将田分了。现在看来,分田之后农民是过了几年好日子。现在不行了,田已没有人要了,分到的田反而成为了负担。因为种呢,不赚钱;不种呢,又不行,怕将来政策变了,自己没有了基本生活。因此,我们村就有许多人将自己承包的田无偿地转给他人耕种,有的还用补贴的办法求人家耕种。
从旁人中得知,杨家大儿子已体检合格,近日要应征人伍。于是,我便与他讨论起让儿子参军划不划算的问题。
他说:儿子参军在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如果只服完义务兵期就复员回来,几年间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0多元。可有些事,是不能算经济账的。让儿子参军,是保护祖国的义务,这些大道理不讲,对他本人的成长和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搞得好的话,可以转志愿兵或考军校,将来就会成为国家干部;一般的情况下也可以入党再复员。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村民小组长还是入不了党。我儿子如果在部队入了党,我们杨家就有党员了,以后村里的事情我们也就有更多的发言权。
听杨的这种解释,感到有必要追究,民国的兵役制和现在的兵役制的区别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目前,应征入伍虽然可以给农户一定的经济权利。比如,在义务兵阶段,原来所分的田不用交,每年还可以享受村里面的一定补助。但更多家庭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的。正如杨所言,如果将履行义务等大的方面和培养应征者进人主流社会不说,从村庄政治来说,应征入伍最直接的意义就意味着加入党组织,这对于家庭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农村党组织实际上掌握着村庄的主要权力,而村庄的领导者为了不使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些权力,一般不愿意发展党员,有文化的年轻人,如果不是现权力体制中的一员,往往难进入党的组织之中。但只要到了部队,一般都能入党,而
复员回村后,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村庄权力的主流层。这也许正是许多家庭宁愿在经济上吃点亏,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参军的主要原因?
还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眼中的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农民对乡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关系到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安排及各级政府管理行为的态度。在转型期,也关系到乡村社会对国家现代化的支持程度。从杨等人的言行中,是否可以理解为,农民目前对国家的税费还是认可的,对村干部的行为也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只是对乡镇政府收取的乡镇统筹之类费用多有指责。为什么如此?
此人热情正直,对许多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可作长期观察对象。
2。6
接着,在周秘书陪同下,访问另一杨姓村民。
杨某,绍庄村祝功组人。其住房紧靠村委会办公楼,属于新建,占地面积约有200平方米。因村委会办公楼破旧而无法办公,村里的干部经常在其家开会商谈工作,村党员和组长会也经常在其家召开。
看杨家正堂屋的祖先灵位,发现与前面的杨家有所不同,便问起其祖先来历。杨说,虽然都姓杨,却并不同宗。自己是个外来户,大约在他3岁时,从长沙市搬过来的。什么原因要从省城搬到衡山这个偏僻的地方,杨不愿意说,只是推说不太清楚。至于如何在这个村子落的户,杨说主要是由于其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附近的村子,帮他们买了些田,所以就在这里安了家。
从家里的摆设和待客来看,感到杨的家境较好,而且他本人也很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生括情况,便问及了1999年杨家收支情况。
杨介绍说:1999年全家收入由农业收人和副业收人两部分组成。农业收入主要有:耕种水田10。6亩,共收水稻12360斤,按国家保护价计收人为6180元,养殖业1000元,种植业100元左右。农副业收入合计7260元。而支出也由生产性支出和日常生活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主要有:种子约200元,化肥1000元,农药为400元,请人耕种为2000元,水费为240元。非生产性支出有农业税220元,特产税41元,乡统筹302元,村提留48元,此类开支合计为4451元。收支相抵,农副业总收入为2819元,每亩收入约6为250元。
问:除了农副业收入外,还有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杨答:农闲时,小儿子到广东打工,大儿子在当地做工。大儿媳有时也出去做些事。他们的收人大约一年有8000多元。
问:生活性开支情况如何?
杨妻答:生活性开支主要有日常开支和人情往来费用,小孩子育费用是一笔大数目。现在农村人情往来也是笔很大的负担。
问:你感到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
杨答: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好多了。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的候,我们家可没有饭吃。
问:当年分田到户时,你是如何想的?
杨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当年40岁,已婚育有二子一女(分别为13、9、6岁),是一位普通社员。由于我从三十多岁时就开始患有慢性病,在生产队只能算是个半劳力,长年靠生产队照顾。从内心上来说,我不希望分田单干,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分组时大家都不是很想要我们家。我和老婆想,今后单干了,孩子太小,我们家分的田谁种,将来的生活如何办。但这种想法你还不好表示出来,不然大家会看不起你。因此,在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时,我还装积极,好像不靠你们大家我也能生活下去。分田后的第一年,我们全家老少都下田劳动,虽然感到很苦,还是走过来了。现在好了,孩子们都大了,苦日子总算到了头。我们家在村里的生活已算得上小康。
问:你如何评价现在的村干部?
杨答:现在的村干部已不像原来的大队干部了。那时的大队干部比现在的村干部牛皮得多,很少劳动,好像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我们也比较怕这些人。背后称他们是土皇帝。现在村里各种各的田,只要交了税费和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谁也拿你没有办法。我们村没有什么集体经济,所以村干部自己也得种田,不然就会没有办法过生活。他们现在唯一可得的好处,就是开村干部会议时,经常在我们家办餐,用公款吃喝点。
问:现在村干部管不管事呢?
杨答:一般来说,村干部还是想管事的。可是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事可以管了。计划生育和收缴上交提留又是得罪人的事,谁也不愿意管,也不能真的拉下脸面去管。现在村里的公路需要修,水渠也要修了,可村里没有钱,他们也没有办法。
问:你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