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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村里没有钱，他们也没有办法。
问：你认为，你们村谁在当家？
杨答：当然是村支部书记。可这几年搞村民选举，好像村委会主任也有些权力了。我们村较有威望的还是那些退休回家的老干部。
此时，陪我来的村秘书有事先走了。杨的妻子很神秘地看了看门外，见没有人，便压低嗓子对我说：你是上面来的干部，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反映…下。我儿子，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是村里面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他也很要求进步，入党申请书都写了几年了，我也向村里的支书及来我村蹲点的镇干部讲了多次，可他们就是不让他人党。
在谈到为什么要入党时，杨说，虽然农村的党员不是干部，可许多事情上，党员还是能起作用的。我们村里的许多事，都是通过党员开会决定的。讲实话，现在这样的社会，家里有一个党员，就会感得腰都硬些。我们家作为外来的小户，这些年搭帮邓小平的好政策，赚了点钱，但我还是希望我儿子能在政治上有点发展。
我表示，我们只是搞些学术研究，这些事不好过问。在他们表示理解后，我接着问，你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杨答：主要怕生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生病。现在的医药费这么贵，如果一生病，那可不得了。我们这个家也就完了。所以，现在农村的人生了大病基本上是在等死。根本不可能去治疗。
从杨的讲述中，大体可以认定他们是这场农村改革真正的受益者。从没有饭吃的苦日子到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使他们对现在政策充满了感激之情。只是由于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他们在高额的医疗费用等问题面前存在着担忧甚至可以说是恐惧，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他们对未来的信心。
2。7
12月11日至14日，安排小任遍访绍庄每一农户。送立成回湘潭后到衡山县档案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
12月17日，就有关衡山县政权建设问题，再次走访原衡山县人大主任、现衡阳师范学院党委唐君成书记。唐书记介绍了一些情况，并强调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是个政策性很强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且具有全局性。因此，我们在研究时，应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先要搞清楚基本事实，不要急着下结论。
12月20日至25日，到衡东县和南岳区查阅原衡山县的有关档案资料。基本上搞清楚衡山县农村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2000年1月18日，白果镇彭书记、杨镇长和衡山县委办公室陈副主任到衡阳市参加衡阳经济工作会议，晚上到宾馆就有关乡镇职能和乡镇干部队伍建设进行探讨。
2。8
为分析乡村社会控制及政治资源分配情况，统计了有关农村党组织发展情况。
1950年到1959年，为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和适应集体化动员的需要，共产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共产党员，9年内全县共发展党员6555人，是1950年的25。7倍。
1966年到1982年，在政社合一的体系下，党对农村的控制相对较强，政治资源与各种利益联系十分明确，既得利益者已基本形成，但由于个人利益尚不是党所提倡，党员发展尚属正常。16年间，共发展党员2348人，1982年是1966年的1。39倍。
1984年到199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对个人经济利益的提倡，既得利益者对农村政治资源的垄断意识加强，党员发展人数明显下降，1984年有7975人，到1990年有7936人，为0。995倍。
根据这一时期的访谈和有关档案资料统计，需要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农村党组织作为执政党最基层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乡村社会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但是，党组织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并不对社区的每一个居民同等的开放，其组织成员必须是符合其纲领和条件而且按一定程序才能获得这一资格。而乡村社区的成员则是因出生就获得了成员资格。这种获得资格的方式和程序的不同，决定和影响了乡村社区成员成为社区管理者的路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党组织或成为党员是一种政治资源，而且是一种直接与其利益相联系的资源。谁掌握了这种资源，谁
就在事实上控制了乡村社会。在个人利益已有分化并得到一定提倡的乡村社会，垄断这种资源完全可能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目标。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并被少数人垄断，是否意味着现阶段乡村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具有了一定的垄断性？
其二，有许多研究者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组织对村民已失去吸引力。从绍庄村的情况来看，这种“村民没有入党要求”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这在于，目前，虽然有一部分有能力者已脱离了乡村社会而到城市或他乡寻求发展，但大量的村民还是以村庄作为最基本生存空间的，他们需要在乡村社会的环境之内寻找到发展的机遇或体现其价值，而加入共产党是成为村庄权力主流层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途径。当然，这种动机也许并不纯洁，但却是乡村社会政治状况最基本的现实。
3。1
决定对村民进行问卷调查。这次问卷调查将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问卷调查对象为村民和农户，范围以白果镇的绍庄和同心两村为中心区域，同时考虑到区域代表性和各行业及经济状况等情况。调查资料的收集采用二种方法：一是设计基本问卷表《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村民卷），以了解村民对目前的土地制度、各种税费及村级组织的认知和意愿状况。二是设计各种农户经济状况的基本数据统计表，在调查人员的参与和指导下据实填写，以了解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2000年1月15日至20日，设计和印刷《中国农村问题调查》
（村民卷）2000份。该表分为四个部分：基本情况部分、对土地制度的认识、对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对村级组织的认知状况。
3。2
2000年1月21日，没有与衡山县有关人员联系，只与任江华带着500份前一天印制的《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村民卷），直接到了白果镇。
上午10时30分到白果镇，首先到镇政府。因镇里所有的干部均下乡收缴统筹提留，只得在镇办公室等待。
刚坐下，就有一对青年男女走进来。那男青年将几张缴费单放在我面前，有点气愤地说，“我们双方家庭把所有的税费都交了，应该给我们开结婚证了吧！”听此言，我大惊，细打听才知，他们是…对已达结婚年龄的未婚青年（男26岁，女25岁），都在深圳打工，这次回乡办结婚证，准备在春节期间举行婚礼。但根据镇里面的规定，凡要开结婚证的男女，双方家庭都得完成税费任务。如果没有按规定完成，就不准开结婚证，而不开结婚证就领不到准生证，就不能生孩子，否则就违犯了计划生育政策。因他们见过世面，认为这种规定违反了国家的婚姻法，所以上次来与镇干部吵了起来。但最终迫于无奈，只得按此规定办理，所以当他们认为我是镇干部时，心中的不满就对我而发泄了出来。
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来这里搞社会调查的，也在等人。听我这样讲，两个年轻人不好意思起来。但他们到过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话题。为了表示友好，他们主动地要过两张调查表，认真地填写了起来。
他们将表填完后，我看了一下，发现他们对有关村委会选举的问题讲得比较清楚，便问起他们是否参加过村委会选举。
男青年说，1999年初举行的第四届村委会选举参加过。当时，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他还是提前从深圳请假回来投票的。可是，经过这一次选举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现在举行的这些选举，并不公平，基本还是镇干部和村里那几个当权的在操纵选举。比如，在提候选人时，就将他们要选的人定下了。普通村民根本没有办法选上。
问：你是否愿意参选，并回村来任村干部？
男青年答：当然愿意。现在我们在深圳打工，虽然能赚一些钱，可并不是长久之计，将来总要回到村里面来的。现在我们这里很落后，不改变肯定不行。而要改变靠原来的村干部肯定不行。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现在在村里讲话没有影响。我们几个在外打工的，计划等几年回来，团结起来参加村委会选举，将我们中间的兄弟们选上去。这样，就可以将在深圳等地学到的东西带回来，肯定能改变我们这里的面貌。
听此话，我好像看到了农村的未来和希望。是不是可以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同样给希望改变家乡面貌的有志者带来了希望呢？对村委会选举相关情况要进行专题研究。
约12时，与镇政府唐秘书取得联系，讲明了这次问卷调查的计划，并请他找到白果镇近两年的财政报告。
在吃中饭时，到集市上发表给赶集和做工的农民。
下午，同在集市相遇的绍庄村周秘书一同到绍庄村。在周秘书和小任发调查表时，访问了村里的三家小商店，观察和记录了部分村民对村务和村干部的议论。
3。3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目前农村政治经济状况，决定找一个对照村进行研究。根据掌握的情况，选择了白果镇的同兴村作为对照研究样本。主要原因是，这个村刚好与绍庄村相反，由于有一定的集体经济，而被镇政府认为各项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村。
1月21日晚，接绍庄村的杨某和周秘书、同兴村民兵罗连长和原党支书周某，在白果街一农家旅馆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会议规模虽小，可大家发言相当活跃。由于没有轮流发言的习惯，也就没有办法将每个人的讲话进行分类记录。大家的发言要点如下：
其一，农民负担太重。其原因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贯彻到基层，而是县乡一级政府违反中央政策进行“强取豪夺”和变相“勒索”造成的。这也是目前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不愿上缴税费甚至产生对抗的客观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况尤甚。县乡一级干部为了达标有政绩、增加财政支出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以及部门职工的福利，而将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镇现在是按人均收入1860元（衡山县是按人均纯收入2450元）作为收取农民税费的依据的。而农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没有这么高。目前，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国家的农业税是认同的。对五保、优抚亦表示支持。但对乡镇统筹的意见特别大。比如统筹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时还要收高额的学费，平时隔三差五还收诸如试卷费、监考费、班费、资料费。计划生育费就更难以让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绝育手术的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数上缴。对公益金、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也有意见，甚至相当反感。乡镇政府根本不管农民的不满，利用国家政权将各种费用强加在农民头上。长期以来，在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省、中央一级政府尚抱厚望，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县乡一级才走了样。虽然对乡镇干部乱收费等行为意见很大，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还没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采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勒紧裤带来缴纳各种税费。可谓“挨鞭子过河”，无可奈何。
其二，超经济强制。为了从农民手中收取到各种税费和摊派，有的乡镇干部和部门动用国家专政机关，动不动就出动公安，以维护治安为名，强迫农民。更有甚者，有的还动用黑社会势力，政府职能部门“搞不定”的事，就叫那些街头流氓动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这样虽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又致使各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沉滓泛起。同时，有关部门制定各种土政策规定，不完成税费任务，就不准参军，不准结婚，不准生小孩（不给计划生育指标），通过所谓的合法手段来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乡镇政府还通过所谓的“村财镇管”的改革，将村干部的工资补贴全部收到政府，以此来控制村干部。绍庄、同兴两村的现任领导班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打算再干了。或许是半真半假，确也道出了他们的苦水。在白吃白喝，拿点辛苦工资外，有时还得尝尝风箱里老鼠的滋味，毕竟上级政府没有授权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方式”将乡村统筹提留百折不扣地收上来，何况这统筹提留里包含了他们的“小九九”。面对农民振振有辞地质问，他们不免心虚。“母鸡压公鸡，一级压一级”，面对上面的压力，他们只得牺牲农民利益。
其三，政治资源控制。有些村通过控制党组织这种方式来垄断权力，所以，很多年都不发展党员了。有的村在村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