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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答：主要想讲洪某这件案子，将洪某判刑不合理，良心上过不去。洪某是参加过对越战争的军人。
最后，我反复强调这次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感谢他们能向我提供这些情况。但是，对这些事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并不一定能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可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会珍惜他们的信任。
上述谈话记录，我当时就打印了一份交给范等人，他们很小心地收藏了起来。
6。3
3月20…21日，到株洲市及醴陵市了解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们的成长道路。醴陵为李立三故乡。在当年的农民运动时，这里曾出现过很多农民领袖。近年来，该市经济有所发展，消费很高，紧靠市政府的仙园宾馆客满，难寻安身之所。
3月22日，访株洲市志办李主任和陈副主任。同李探讨了中国农民领袖形成的历史原因和作用。
3月23日，到湘潭市，同王立成到湘潭县民政局，了解村民自治过程中农民非组织行为等问题。县民政局办公室赵主任和基层政权股王先生谈村民自治与农民新时期的组织形式。赵介绍了日前湘潭因村民自治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他认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发生的事件，民政部门一般都能及时处理。但对村民自治中因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不和发生的事件，民政部门却很难有所作为。
3月24口27日，前往宁乡道林，访问有关农民减负代表多人。
6。4
3月31日晚，刚从外地回衡，来不及整理行装，衡阳县三农民来访。其中一人为上次来的范某。据范介绍，来者中就有他们减负代表中的首要人物彭某。
看来，经过上次的交谈，他们认为与我交谈没有危险，彭某才愿意与我相见。
首先，我向他们讲明我这次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现阶段农民生活状况，记录历史，研究现实，而且这是纯学术研究。彭听了后说，“我们知道你是搞研究的，无权无势，我们并不希望你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有人来关注我们这些农民，听听我们心里想些什么。但是，我对你还是有一个请求。”接着他拿起我桌上的一本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主编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选编》，希望我能送给他。在我表示同意后，他很高兴将书收藏起来。
问：请问你的基本情况。
彭答：我是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1978年高中毕业，1979年参军到云南前线，1982年转业回家。
1983年结婚。爱人是本地农民。现在家里四口人，种了3。2亩地。
问：你对农民现阶段的负担有什么看法？
彭答：总的说是农民负担过重。主要表现是，为了多收农民的钱，基层政府有意提高农民纯收入，乱设摊派项目，欺上瞒下。我们的要求，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把乱收的项目减掉。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访的？
彭答：1998年农历9月15日，直接到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
问：你为什么想到处上访？
彭答：因为我看到社会现实和国家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认为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讲几句公道话。
问：是你一个人？
彭答：不是的，到省里有三个人。
问：那么说，在上访前就有组织和动员了？
彭答：是的，首先是我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向大家宣传政策和说明情况，在一次村民小组开会时，我读了江泽民的讲话，宣讲了湖南省委书记有关农民收费标准和项目的讲话。村民们听了之后，愤愤不平。有的群众说，你如果能向上级反映了我们这里的具体情况，将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我们愿意出钱请你上访。这个事很快就传开了，有许多群众来找我。有的老党员和老干部也来找我。根据群众这些要求，我就找了13个有社会经验的、名声比较好的，历史清白的同时愿意为农民讲话的村民（基本上保证每个村都有1人），到盐田街上一个店铺里开会。开会时，我说，我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让人家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不成立具体组织，不设负责人，只设减负代表。最后决定，第一步行动就是整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上访。会后，我们以盐田责任区13村农民的名义写成了“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的报告”，并挨家挨户地请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约有600多户村民签名盖章，占总户的1／3左右，如果政府干部不到处干扰，起码有90％以上的村民都会同意这个报告。同意这些报告的人有干部、有党员、还有为人民立过功的功臣。同时，大家出了340元钱给我们作为上访费用。
在上访时，省有关负责同志都在我们报告上批了字，拿了一些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给我们，要求市县按具体情况减轻农民负担，接待上访代表。我们拿着这些批文就回到了衡阳市，又找了政法、纪委、信访、劳动局和地税局（因为衡阳县收了我们的打工费和按人头收了牲猪费，所以就找劳动局和地税局），这些部门没有下批文，叫我们回去等消息。因为考虑到县里没有必要去，而且可能有危险，所以我们就直接回家了。
我们到省市上访，惊动了管区干部。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后，就采取各种方式威胁一些减负代表。这样，一些减负代表就表示退出，最后只有6人愿意继续干。上访回来后，我们这6人开会，分析了到省市上访的有关情况，决定展开全面宣传，要把党的政策让每家每户都知道。
18日，在赶集时，我们就到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市减负的文件。在我读文件时，管区干部将电停了。我们就租了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这样就把宣传工作的局面打开了。
19日，副镇长和人大主任找我谈，说我这样做是违法的，没有通过审批。我说，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违了什么法。你们讲法为什么乱收费。我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他们答应和谈。考虑到影响，我们决定暂时不上街宣传。
23日，管区与我和其他代表和谈。那天镇里请了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在通向管区的各个路口。我定的地点是水管站，管区干部定在原乡政府，我们不愿意去，管区干部说县委干部也来，和你们一起谈，我就去了。事实上县里干部没
有来。管区干部将我们每人一间房分开谈。管区主任打了减负代表彭某。这时有人说“干部打人了”，我爱人听说后，认为是我挨打了，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我的爱人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后来，在群众的要求下，乡干部将她送到医院。
由于我爱人受了伤，我就没有精力组织减负代表进行活动，大家就散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许多群众到医院来看我爱人，我很感动，决心还要为农民做事。我爱人住了16天医院出院后，各村组织减负代表又来请求我继续出面组织大家。我也决定把宣传工作做下去。我参加了两个村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减负活动。后来，发生了打我和群众推翻了车子等事件，我们减负代表就没有什么活动了。
问：你认为你们这些减负活动有什么效果？
彭答：效果还是有。首先大家都知道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都认为政策是英明的，就是基层干部腐败造成的；其次，基层干部的行为比以前要好一些。
问：你在组织农民减负时有什么体会？
彭答：农民之所以能组织起来，是由于农民负担太重，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都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的。但组织起来非常困难，主要是基层干部的镇压和没有经济条件，农民文化素质跟刁；上，农民还是听话的，都怕事，容易满足。
问：你认为现在村民自治组织能不能代表农民说话？
彭答：按政策应该是真正的村民民主选举，但现在并不是，而是凭关系当村干部，所以很难替老百姓说话和办实事。
彭最后表示，尽管基层干部对我们镇压，我们这些减负代表，有判刑的，有挨打的，但我还是要为农民做事和说话。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央会帮我们说话的。在部队时，我是班长，现在我是农民，我出于公心、出于良心，为维护共产党的声誉才这样做。如果谁都不管社会上的不平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
谈完话，我按惯例将谈话记录稿当面打印了一份给彭等人。他们将许多原始材料特别是彭某等人的申诉材料留给了我。在送他们走时，他们一再邀请我到他们村里走一走，去向更多的村民了解情况。范很神秘地对我说，现在湖南省减负组织已经实现了“联网”，只要你去调查，村民们的斗志就会更高。听此言，考虑到这个村目前的情况，我怕再生事端，所以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一再表示，自己不能出面也无能力帮助他们解救被判刑的同伴。我只是一位研究者，找他们了解的目的，只是为了学术研究。他们听我这样说有点失望。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逝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到欠了这些充满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尽管我已经体会到了这中间的无比艰难。
6。5
4月1日至10日到衡阳市祁东县。
这个县在1996年曾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冲击乡镇党政机关事件。在县人大负责人处得到了当时省委调查材料，并查阅了有关新闻报道，访问了部分当事人。对此事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事情经过大体如下：1996年7月5日，河洲镇副书记刘某、纪委书记申某等7名乡镇干部乘吉普车和摩托车从该镇公馆村搞计划生育工作返回镇政府时，顺路到陶金村支部书记陈某家，了解该村的建校集资款收交情况。陈说收不上，因退下来的村干部不交，其他群众也不交。刘某、申某随即找原任村支书谈话，谈话不到一分钟时，该村有4个地方鸣锣，一下子来了近700村民，将7个镇干部团团围住谩骂，并将吉普车玻璃砸烂，把摩托车推人池塘，围攻时间长达3个小时。第二天，县镇两级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7月7日，村委会副主任陈某在马路边与另一村民谈话，被村民发现、误认为是村干部在站岗，又鸣锣，来了150人，冲击陈家，将陈家的部分门窗砸烂。为此，县里加派工作队，在该村召开村组干部、党员会议，分别做了主要肇事者的工作。7月18日县公安局决定对5名主要责任人进行治安处罚，由河洲镇派出所教导员雷某发传票传讯，雷某一下车，就遭到了300名群众的围攻，传票被撕毁。县又三次派工作队进村调查，并于8月11日，召开公、检、法、司四长会议，决定对砸车、呜锣、打人的5名为首人员进行治安拘留（其中1人是减负政策宣传组织者）。8月21日凌晨2点，在河洲镇计生办副主任富某的引导下，县公安局100多名公安干警在陶金村、太子塘村将被传讯的人强行带走。雷某在回镇的路上，被太子塘村村民抓走做人质。这时太子塘村又来了近100人，与陶金村村民汇合，近300人冲击镇政府，将镇政府大门两侧
悬挂的5块招牌全部砸烂，打伤了镇企业办主任张某。之后，又分别冲击了镇委书记、镇长、镇人大主任等3人的私人住宅。随着事态扩大，衡阳市和祁东县领导都不得不亲自处理。祁东县委书记到事发处协调，在700多农民强烈要求下，当即表态退回多收的农民教育集资款，成立减轻农民负担调查组和事件实况调查组。
这样，河洲事件得到了解决。可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
1996年9月5日该县步云桥镇油落井村村民曾某、艮洲村曾某、三官村陈某到各自的村串联，并定于本日晚在艮洲自筹资金放电影，宣讲湘发＇1996＇9号文件，组织群众抗缴集资款和到镇政府请愿，镇政府知情后，派出6名镇干部赶赴艮洲村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晚9时，落井村村民曾某在放电影时号召村民每户去1人集中到镇政府游行、示威、请愿。大约9时半，部分村民将镇跃进牌工具车掀翻在地，并追赶镇干部，后冲进三官村支书和村主任家，将部分门窗打坏。9月7日，落井村的曾某和三官村陈某、及原鸟堂村党支部书记曾某等人组织600多人，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