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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白果镇财政所会计曾某。她言称，今年已收上交提留的70％。明年费改税就会好收一些。现在农民愿意交就交，不愿意交就不交。
访白果镇党委委员黄某。黄某，共产党员，党委委员（主管组织工作）。在其办公室兼住房先核实了镇干部的有关情况。又谈到了农民负担问题。他认为：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我们认为，衡山特别是白果并不重，镇统筹大约只有40多元。但农民还认为太重，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不高，还有新闻媒体的宣传，还有他们认为我们将钱都发工资了。实际这些钱主要用于基层建设，比如学校，80％的钱用到学校里去，镇里有二个初中，教师的工资归教育局管，但教学楼、课桌和教师的宿舍都是由镇里出钱。我们这些镇干部的工资国家还拨了大部分。超编人员的工资由镇里发。县里拨的工资是基础工资，还有生活补贴由镇里面发，办公费等全部由镇里管。正式行政编制（在职）只有18人，退居二线的11人。每人发工资的钱并不多。
黄还认为，我们目前的国家和政策体制，不适应农村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农民对国家和社会有不满。他们将这些不满发泄在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身上。比如今年早稻价格，是国家和省里制定（只有35元100斤），但农民感到价格太低，特别是下半年市场价42元，农民就怪我们这些镇干部，不该催他们交粮。实际上，这些都是上级规定的。这个粮食政策反复性太大，搞得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无所适从。
他最后特别强调，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还是要素质提高，这是个根本问题。现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据这次人口普查，在农村高中生很少。文化程度低，就对电视或报纸上有关国家的政策理解不全面。科教兴国战略肯定是非常正确的，但现在国家政策和科学技术都很难在农村贯彻下去。这不仅是农民要提高素质
的问题，乡镇基层干部也要提高素质。
在黄某陪同下，再访镇财政所。因正在搞决算，只与所长进行了简单交谈。
因听说，县政委和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在近日将前往外地开会，决定明日先到衡山县城，召开一些座谈会征求意见。
5日早上6时许，天还没有亮，就顶着雨雪，开始了县城之行。天黑路滑，在赶往车站的路上，掉进了一个大泥坑，裤子撕了一个大洞，搞得像个泥人，公共汽车司乘人员说我一身是泥都不准我上车。最后只有高价坐上一部小四轮，经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在9时半到了衡山县城，稍许休整，就冒雨到县委。在县档案馆见到县委办陈副主任，他见状大吃一惊，担忧和关怀之情，让我感动良久。
经陈联系，衡山县委宾副书记，衡山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肖主任、衡山县人民政府付副县长，汪副县长，及陈副主任等利用中餐时间，听取我调查情况汇报。在汇报前，与肖主任谈到了调查的方法问题。肖主任向我介绍了衡山县建立民情调查工作队有关情况。之后，我讲述了这次衡山调查的经过，解释了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材料。对此，他们表示认同，并多有赞辞。
接着，大家热烈地讨论起目前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我讲述了下面的观点：
中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从目前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和一些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把握这个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乡村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表面上看是由于乡镇政府乱摊派、乱收费和乱罚款造成的。但如果深究就会发现，造成“三乱”不仅是乡镇干部的作风和品德问题，而且与政府机构臃肿和国家财政体制有关，乡镇机构臃肿又与国家的干部人事制度有关。也就是说，农民负担问题具有很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其中行政性强迫、市场性掠夺和技术性制约才是最主要的。行政性强迫表明的是，国家利用行政手段对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行强制性的限制，将农业经济问题政治化。市场性掠夺是指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农产品价格、农村劳动力的价格等等交换的不平等性。技术性制约是指农业生产技术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农耕经济的性质。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目前的农业是一种低效农业，农民不能依靠土地和传统的耕作实现资本的原始性积累。
——关于乡镇体制问题。目前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有机构膨胀的问题，有乡镇干部有责而无权的问题，有乡镇财政体制不顺而无能兴政的问题，有乡镇干部通过寻租的方式腐败的问题，有乡镇干部态度粗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而其根本性问题还是乡镇的职责和权力问题，也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边界问题。事实上，现在许多乡镇政府已不是作为政府来管理经济，而是在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创造自己的经济利润。在一定的程度上，乡镇政府追求这种以“财政收入”为名的经济利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作为一种没有限度和制约的政府权力行为，则是很危险的。因为，乡镇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很容易变成为一种依靠权力的掠夺行为。这种掠夺行为如果不受到扼制，必将使基层政府丧失对农村的控制和动员能力。
——关于乡村民主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将村民自治搞好了，乡村社会就稳定了，农村经济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的确，现在各地推行的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等措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无论从人的素质角度还是从社会政治发展角度，人民经受一种政治民主化训练都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对村民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从来都是社会政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目前乡村社会需要的组织性目标不是在社区内享受幸福安定的日子，而是需要进行有效的组织去参与社会大市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以社区为范围的民主，并不能解决农民利用现代组织进行市场竞争的主体和机制。更重要的是，市场化的经济竞争不能靠这种社区民主方式来解决。科层制的企业化管理才能成就最优化的市场主体，而且，只有在市场经济中，农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得到发展，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源泉。
——关于宗族势力的复兴问题。目前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兴。总的来说，宗族势力具有落后的一面，是一种反现代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以血缘方式联结的社会组织，将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个人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宗族势力尚不足以改变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族组织得以生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已不存在，宗族势力在现代社会复兴的代价是它自己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社会关系链条的断裂。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以宗族为旗号的黑色势力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特别要警惕这些宗族性质的黑恶势力与农村基层政权的结合。
——关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目前，大量劳动力沉积在农村，农民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处于农闲之中。对此问题，刘易斯早在1954年就指出，传统农业中存在着无限的劳动供给、即相对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有剩余。由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人数减少后，产量并不会因此而降低。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剩余劳动力，形式上在农业部门就业，实际上是隐蔽性的失业。据我们调查，目前中国农村还是广泛存在着失业现象。在湖南这些广大的典型的农业社会，劳动力的投入并不能获得更多效益，而且由于人多地少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民基本上有一半多的时间处于闲业状况。闲置的农业劳动力寻找不到出路，将长期地制约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
由此可见，目前农村和农业存在的这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农民和农村真正平等地参与国家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即国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建立合理的体制，让农民不致于被现代化的战车压倒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农村改革只是对原有体制的改变，并不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农民从原公社体制里解放出来，获得了生产的自由。但这并没有限制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剥夺农民的行为存在。政府性剥夺是显而易见的，而市场性剥夺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事实上，由于农民的市场知识水平和组织状况，尚不具备进入市场竞争的能力。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出路可能在于：其一，对于国家来说，放弃长期以来的对农民实行剥夺的政策，对贫困农民以适当的社会保障，给大多数农民以公平的机会参与经济发展，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加速农民的分化和身份转移。其二，对于社区来说，在建立民主的政治秩序和稳定文明的社会生活同时，还要建立合理产权制度，特别是寻找合适的经营组织形式，将农民有效和有序重新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区发展。其三，对于农民来说，需要加强对自己的改造，要从传统的小农生产者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要在社会发展中寻找到合适的角色和地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9。9
下午4时，告别衡山县党政领导。顶着寒风，冒着雨雪，只身前往汽车站，又开始了白果之行。
……
从乡村政治研究到建构乡村政治学——《岳村政治》的学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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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淼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5月30日）
近年来，由于“三农”问题的凸现和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崛起与全面铺开，农村问题，尤其是农村政治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性领域，不少学术性刊物也以刊载涉农文章为卖点。然而，研究场面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研究论题的深化和学术价值的递增。实际上，当拨开对农村政治一些焦点性事件的热炒和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迷雾时，我们会很失望地发现，在现实层面上，不少研究并没有使人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前进多少；在理论层面上，能够自觉运用规范的学科方法、理性的学术思维和严密逻辑论证来表述农村政治的学术性著作少之又少。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村政治学并没有随着农村政治研究的积累而有形成的端倪，使农村政治研究见绌于农村社会和经济研究，这莫不是一件憾事。时至今日，连农村政治研究应该什么，如何研究，这些基本性的问题还仍没有解决，更为不幸的是，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必须引起注意的真问题。
平淡的学术总会被思想者的抛物体（石子或砖头，当然也有垃圾）所打破。最近，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于建嵘先生（下称作者）通过艰苦的实地调查和长期的知识性思索而凝结的新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下称《岳村政治》），就是这样能引起学界深思和反思的抛物体，至于该著作究竟是砖头还是石子，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可以见仁见智，但该书绝不是学术垃圾，更不是纯粹的文字垃圾，这是肯定的。该书的亮点很多，譬如丰富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有事实依据的精彩论断，但笔者更看重的是《岳村政治》在农村政治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上的价值和启发。我以为，该书对于当下田园牧歌式的、散文式的农村政治研究向规范的、学科性的农村政治学研究的转化有着开拓性的示范意义和警钟式的震荡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岳村政治》将学科性的研究规范引入农村政治研究。因感慨于既有的农村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岳村政治》明确指出自己的论题是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发展问题，将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不仅如此，该书还严格按照具有利益关联和交换关系的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村民在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