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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7期）
让农民自己说话——读《岳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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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博士，今日中国杂志社）
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已成为了延续到新世纪的一个热门问题。社会各方均对此话题倾注了热情，政府部门、学者、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作出了各种对策和建议。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路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著）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
《岳村政治》是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切入这一主题的。作者以湖南省中部地区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毛泽东曾经考察过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作为个案，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历时态的角度，对20世纪一百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这里，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农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问题，国家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是，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的农民运动组织到解放后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再到新时期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城市政治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
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说，《岳村政治》的分析是全面而生动的。作者是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具体的案例论证了，在农村政治结构背后具有深刻的经济和文化根源。因为，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村掠夺是完成资本原始和官僚机构获利的基本手段。而为了保证这种经济上的夺取，在政治上就必然要保持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强控制，而在文化上则是表现在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化。当然，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这三个领域有不同的运转原则，主导政治的是“平等原则”，而主导经济的是“效益原则”，主导文化的是“个性原则”。在进行分阶段的剖析中，《岳村政治》将政治背后的经济因素剖析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深层的影响社会进程的因素，文化也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隐而不显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进程。正是作者的这种分析，我们才发现目前许多“三农问题”专家的所谓“理论”是那样的片面。
毫无疑问，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应该有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这不仅是有关正义和公平、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本身就是国家现化代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事实上，中国农民尽管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仍然还没有寻找到一种正确和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权利。《岳村政治》通过对当年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现在农民集体反抗基层党政的群体事件，以及目前农村社会黑恶势力的盛行等事实的描述和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历史总是在前进的。目前村民自治体制也许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希望。因为，作者发现，这种以以个人民主权利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它不同于历史上家族性的乡村自治，虽然它并不一定象有些学者描述得那样完美，还存在一些基础性障碍，但是，正是这种对农民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主选举，将为中国现代化和社会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并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而要推进村民自治，必须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自组织性力量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产生于农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泉源。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百年农会发展史的研究认为，如果在体制外建立一种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农民会员制组织，将也是实现农民政治话语权的一种十分正确的选择。
综观整本书，作者关注的最终目的是，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农民作为一群劳动者，他们如何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而不至于被现代化拒之门外。这是作者问题的起源，也是问题的终结。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不决定于既往，更取决于将来，准确地说，是取决于将来对现在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作者以其对历史和现实深刻理解，在向我们呼吁，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立一条途径，让农民有自己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自己说话。因为，当农民能够真正认识和表达自己利益的时候，社会各方才可以获得相对均衡的发展，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内生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这才是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大突破。
这样深刻而富有远见的研究成果是作者进行艰辛的田野调查得来的。从这本书的附录《衡山调查记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作者以一种对生命的承诺和行者的状况，在自己熟悉的这片湖南的农村作了二年多的田野工作，让自己的感情血脉融入其中又保持着学者的独立立场。“入乎其内，故能观之，出乎其外，故能写之”。随着作者的行程，我们看到了一个身影：敏感、睿智、博大，构筑了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心，更重要的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正是这种关怀，让我们触摸到了乡村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无比光荣而艰辛的历史，感觉到我们忽略的那些生命，体悟到和我们同在一块大地上的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无奈。流连其间，我为作者精彩的分析击节叫好，为作者的研究的艰辛感慨万千，为“农民”光荣而艰辛的里程扼腕叹息。而这样层出不穷的精彩妙见，却表现于作者朴实的文风之中，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也能在深深的感动中体会到作者的理性思考。而这些，恰恰为我们当代的“学者”所摈弃，他们满足于复制和剪贴，就是进入“现场”，也只是走马观花地记录一些花边，最后用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理论来剪裁事实，在行文时，又故弄玄虚，读如天书。两相比照，霄壤之别，云泥之判。正因为《岳村政治》所具有的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刻的问题意识、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腹腠的剖析，注定将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原载《南方周未》2002年4月25日）
为生民立命——访《岳村政治》作者于建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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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健
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全国许多著名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网上讨论就更为热烈。对于这样一部有关中国农村政治问题的学术著作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我采访了该书的作者于建嵘博士。
于建嵘已近不惑之年，是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中心培养的法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管理学博士后研究。学术专长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政治分析，特别是对中国乡村政治深有研究。其外貌就象其著作一样朴实，却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气质，话语也就在平和中充满了理性和智慧。我们的讨论是围绕《岳村政治》的主题、结论和方法这些问题展开的。
问：《岳村政治》是一部严肃而规范的学术专著，为什么会引起非学术研究领域内读者的关注？这是否与你研究的主题和特色有关？
于：《岳村政治》是以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的村庄为个案，研究的主题是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而这一选题与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难题之一的“三农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大问题，是一个让共和国总理“最头痛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研究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路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
在我看来，同整个社会结构一样，关于农村问题研究也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论述了这三个领域的差异。他认为，经济领域是遵循“效益原则”，是社会主导性基础，政治领域是“安全稳定”原则，而文化领域则是“个性”原则。显然他放大了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集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国家权力主导社会发展是其最为基本的特质之一。特别相对传统的乡村社会而言，经济利益总是以各种方式被掩盖，最直接的表现是政治权力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而其文化形态也只能是权力支配性的宣扬。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要将中国农村的问题放在整个20世纪社会转型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来进行考察。我认为，这种考察是全面认识中国农村问题必不可少的。
是否可以说，由于中国目前三农问题十分严重，而《岳村政治》研究的是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而被众多学者忽视的农村政治问题，才是其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
问：《岳村政治》对我国近一百年农村政治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描述和分析了历史和现实的农民反抗情景、形式和原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给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权。你是否认为，这是中国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所在？
于：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农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问题，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是，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的城市政治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立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农村实现的庭联产承包制的经济改革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背景的城市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而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来讲，弱势群体利益的表达方式大体上有体制内表达和反体制表达。中国近现代史的农民运动和现阶段农民反对基层党政组织的事件，都是在体制外寻找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方式。这些事件表明，当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正当的政治表述时，要想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各方的协调发展就会特别困难。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争取农民的国民待遇，绝不能停留在对二元社会体制的突破上，更应将争取社会发展的话语权作为目前农民最为首要的任务。农民只有获得了这样的话语权，也就是获得了与社会强势阶层对话的权利。
可是现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是农民是否有说话的能力。这种观点所持的理论前提是：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传统的“造反”意识会使农民的政治表达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农民的领袖们最终都会异化为压迫农民的统治者。实际上，作为理性人的中国农民，他们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农民也从来都在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