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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 诗词读写丛话-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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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到杂览。这方面也不难碰到很值得深思的意见。只举两则一时想到的。
  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
  (纳兰成德《渌水亭杂识》)
  在黄(山谷)诗中很少看出人情味,其诗仅表现技巧,而内容浅薄。(顾随《驼庵诗话》。根据课堂讲话记录整理)
  这两则可称为言短意长。苏,且不说学,才在宋朝总可以算第一。他拿起笔,惯于使才,惯于用学(虽然不是炫学),因而就不能写出“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众鸟欣有托(读仄声),吾亦爱吾庐”那种味儿。写不出来,是因为情不够痴。在这方面,黄就更差了,因为他拿起笔,所想不是把动于中的情平实自然地形于言,而是“无一字无来历”。专就这一点说,这两位名家就比他们大概会看不起的《子夜歌》、《读曲歌》之类的作者为差了。
  到此,可利用、当利用的各种外力说了不少,还应该说一点补充的意见,是喧宾不可夺主。外力,即以各种意见而论,有不能协调的,甚至互相冲突的。互相冲突,不能都对,对不对,接受不接受,要由自己判断。这就不能没有见识。长养见识的办法,仍是《论语》说过的,学而思,思而学。它山之石由学走进门,安放在哪里要靠思。思是评定是非、决定取舍的一种心理活动,所求是定于一,定是有明确看法,一是一以贯之。这定,这一,由别人看,可能不妥,甚至错误。但生而为人,总不当取己之所不信;路只此一条,也就只好坦然走下去。

诗词读写丛话》二九  登程》 
 二九  登程  题目的意思是,一切准备停当,可以拿笔写了。这中间,有些事也要注意,这里说一说。
  原则是不要无病呻吟,即应该有了情意,不吐不快,然后才拿笔。但这是原则,正如其他性质的事物一样,花花世界,闯到原则以外,总是不只可能,而且很多的。情意,人人有,时时有,其中有不少,性质轻,形貌不清晰,本不值得写入诗词,能力和习惯却常常使这类情意。经过化妆或改造,写入诗词。多产作家,一生所写过万,推想其中有些,甚至不少,就是这种货色。而相反,如旧时代,无数的红粉佳人,性高于天,命薄如纸,却一首也不写,因为既无拿笔的能力,又无形于言的习惯。这样说,原则就两方面都会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当写而不写,另一方面是可以不写而竟写了。专说这后一种,我们应该怎样看它呢?我的想法,既然也想写,就只好从宽,即最好是有病再呻吟;不得已,病不大,甚至无病,而形势需要呻吟,也就无妨随缘,呻吟一下。
  这不得已的形势,各式各样,只说一点点,算作举例。最重要的一种是练习。高手如李杜、秦周,写的本领都是练出来的。语言文字,像刀枪剑戟一样,不天天耍就不能顺手。练写,学习用最恰当的文字以表现各式各样的所见所闻所感,就不能坐待真正有病,有固然好,可以顺水推舟;没有,为了练习,也只好装作有病,谱入平平仄仄平,呻吟一下。举例说,在塞外,夜有浓云,也未尝不可以咏月,来一句“清光一片照姑苏”。但总要记住,这是学,不是用;用就最好是真刀真枪,出锋见血。另一种形势,如也过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景物依然而情意并不像“亡国恨”那样浓,但总有一些伤往,那就无妨小病放大,也来一首七绝,甚至一首《永遇乐》。又如还有一种或多种形势,自己未情动于中,本不当写,也不想写,而压力从外来,请题或请和,依世俗的不成文法,只能照办而不得拒绝,也就只好拿笔,无病呻吟一下。文学史上很多有名篇什,如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等等,都是这样挤出来的。
  诗词,出身就是这样复杂。其上者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直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下者是情本未动而附庸风雅。中间的更是各式各样。放眼观历史也是这样,可以引用启功先生的概括来帮助说明。他说:“仆尝谓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这里无妨取其大意,说有的诗词之作是来于忍不住,不能不作;有的不然,是可以不作而没话想话。这两种情况当然有高下之分。但是为了练习,这高下之分也只好暂时不管,因为嚷之前要有表现的资本,没有资本,嚷出“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的可能是没有的,而表现的资本则不能不由练习来。本篇谈登程,首要目的是求有意作诗词的人真能学会作,那就只好饥不择食,初步,不管有没有情意,总当争取多拿笔。
  多拿笔,说来容易,付诸实际就未必然。诗词限制多,比散行文字难写,难而不退,甚至乐得迎面冲上去,在人群里总不会是多数。所以最好能够有某种形式的促进力量。最可靠并最有力的是“兴趣”,俗语所谓“好者为乐”。《红楼梦》里香菱很快学会作诗,一半由于小说作者愿意这样成全,但重要的一半还是她有兴趣。只是这个促进力量的性质有些纠缠,因为它之来,常是在会作之后,之前欢迎它,它却未必肯来。也许就是因此,昔人,有的宁愿把促进的力量推到己身以外,即集一些同道,成立诗社。社有社课,有如现在学校作文课之交作文,不管有无作的兴趣,至时非交不可。这种组织形式有优点,是定时交卷之外,还可以互相观摩,互相切磋。也有缺点,时代带来的,是此路难通。昔人学会五言8韵,可以应科举考试,因而平平仄仄平就成为向上爬的阶梯;今天呢,反而不如写几行散行文字,幸而变成铅字,可以换30、20稿酬,而诗词,除非作者是高层次的,文以人传,是很难变成铅字的。无名无利,还有几个人肯干?所以结诗社,即使不违法,凑足社友总是很难的。己身以外的办法难通,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反求诸己,即仿社课的精神,设置自课,比如一周两首或三首,至时非完成不可,如果能坚持,就大有好处。这种自打自挨的办法,初期难免有些苦,但时间不会很长,难就会变为不很难,再变为易,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这由不会而会的一关就过去了。
  由不会而会的路程中会碰到一些问题。想谈两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是新时代的,题材问题;另一个是旧时代的,风格问题。
  先说前一个,题材问题。题材是引起情意的事物(连带着情意),或简而言之,所写。就个人说,见闻,经历,凡是因之而情动于中的,无不可写。所以应该说,题材无限。如果说还会有些限制,那限制只是,要能够引起情意,而引起的情意又要是正大的。本之这样的一视同仁的原则,昔人作诗词,选诗词,评价诗词,就既取“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也取“老妻画纸为棋局(读仄声),稚子敲针作钓钩”,既取“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也取“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就是说,题材可以涉及社会,也可以限于一己;或换个说法,可以是国家的安危,也可以是个人的哀乐。近些年来,这一视同仁的原则像是行不通了;新的看法是,作品应该因题材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有社会内容的高,只是个人哀乐的下。这种旧新看法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选和评价上。选方面容易说,即以选为例。选范围很广,以晚唐的七绝为例。旧选本,手头有《唐诗三百首》和《唐诗别裁集》,新选本,只说某一种。杜牧是写七绝的高手,《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读仄声)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是他的名作,两种旧选本都选了,新选本却不选(想是因为玉人离国家大事太远),而选了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读仄声),我花开后百花杀(读仄声)。冲天香阵诱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显然是只顾题材,其他都不管了。
  国家安危关系个人安危,容易引起某种情意,正如水流花落、人去楼空之同样容易引起某种情意。有情意就可以写,或说不能不写,这是作者应有的自由。觉得“待到秋来九月八”好,选入什么本,这是选者应有的自由。问题来于自由的扩大,以至于侵犯异己。具体表现为:初步是评论,只是身边琐事,个人哀乐,价值不高;进一步是要求,拿笔要写有社会内容的,不要总是个人哀乐。这种题材分高下的看法,远源可以追到劳心和劳力的分高下,这且不管。专说诗词,我以为,这种不一视同仁的看法并不合适,而且会有副作用。理由之一是必致挫伤表达多种情意的自由,如用于昔人,很多作品因而降了价,用于今人,拿笔,就不能不有趋有避,而所避,常常是既容易有又最切身的。理由之二,加细寻思就可以发现,社会内容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常常关系到多数人的哀乐,而多数只是个人的集合;换句话说,没有个人的哀乐,社会内容就成为抽象的架子。理由之三,这抽象的架子到笔下,常常表现为真切与不真切的两歧,具体说是:喊冤的容易真切,喊好的容易不真切。实例俯拾即是,如“三吏”、“三别”、《秦妇吟》之类是喊冤,真情实意;汗牛充栋的应制诗和试帖诗之类是喊好,只是虚应故事罢了。理由之四,只说不是虚应故事的,可以比较以下两组:第一组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读仄声)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杜荀鹤《山中寡妇》)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读jì)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
  风不染白(读bò)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第二组
  凤尾香罗薄(读bò)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读仄声)石(读仄声)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李商隐《无题》)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读仄声)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晏几道《鹧鸪天》)
  两组,每一组诗词各一首,前一组的两首有社会内容,后一组没有,可是对比之下,至少我觉得,后一组并不比前一组差,且不提艺术性,只说感人的力量,总值得更细地咀嚼吟味吧?
  所以,回到本题,学写,关于题材问题,随风倒是不必要的;应该循其本,诗词是表达情意的,只要是真情实意,就无妨拿起笔,写。
  再说后一个,风格问题。这里风格取其粗义,具体说是,诗词的写法,有时代性质的不同,有流派性质的不同,已经扬鞭上了路,要跟着哪一种脚步走才好呢?问题很复杂,一言难尽。上面所引启功先生的话,表示后不如前,我想顺着这条线说下去。后不如前,原因不只一种,表现不只一个方面,为了化复杂为单纯,想只说一个方面,我认为最值得深思的,是“文人气”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加重,文人气加重,相对地是自然和平实的减少。遗憾的是,喜欢这种气的文人不但不觉得,反而心摹手追。唐以前,启功先生所谓自然生长,可以不提。由唐朝说起,如果可以用感官检测法来评定高下,那就确是后不如前(这是就时风说,并非人人如此)。在这方面诗和词是同道,前是直说,后是曲说;前是浅说,后是深说;前是用家常话,后是用诌文话。因而用感官检测,就表现为明显的不同。唐人诗可以诉诸耳,或说一听就明白;宋以后不成了。要诉诸目,或说听则不知所云,要看;更下的是看也不明白,要请人讲或查辞书。词也是这样,唐、五代,北宋早期,可以诉诸耳;南宋,尤其后期,就成为非看不可;其中有些,以及其后如清朝的大部分词人所作,就看也难得明白了。作诗词,以文字载情意,本意是传送给别人,结果是听而不知听云,甚至看而不知所云,这有如制造食品而不求能吃,不是很荒唐吗?可是很奇怪,旧时代的很多文人并不以为怪,反而用力学,甚至标榜,形成流派,如江西诗派直到清末的同光体,词则清朝的浙派紧跟吴文英,都是这样。都这样,形成历史的风,力量很大,抗就很不容易。这里不殚其烦地说,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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