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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杂览。这方面也不难碰到很值得深思的意见。只举两则一时想到的。
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
（纳兰成德《渌水亭杂识》）
在黄（山谷）诗中很少看出人情味，其诗仅表现技巧，而内容浅薄。（顾随《驼庵诗话》。根据课堂讲话记录整理）
这两则可称为言短意长。苏，且不说学，才在宋朝总可以算第一。他拿起笔，惯于使才，惯于用学（虽然不是炫学），因而就不能写出“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众鸟欣有托（读仄声），吾亦爱吾庐”那种味儿。写不出来，是因为情不够痴。在这方面，黄就更差了，因为他拿起笔，所想不是把动于中的情平实自然地形于言，而是“无一字无来历”。专就这一点说，这两位名家就比他们大概会看不起的《子夜歌》、《读曲歌》之类的作者为差了。
到此，可利用、当利用的各种外力说了不少，还应该说一点补充的意见，是喧宾不可夺主。外力，即以各种意见而论，有不能协调的，甚至互相冲突的。互相冲突，不能都对，对不对，接受不接受，要由自己判断。这就不能没有见识。长养见识的办法，仍是《论语》说过的，学而思，思而学。它山之石由学走进门，安放在哪里要靠思。思是评定是非、决定取舍的一种心理活动，所求是定于一，定是有明确看法，一是一以贯之。这定，这一，由别人看，可能不妥，甚至错误。但生而为人，总不当取己之所不信；路只此一条，也就只好坦然走下去。
诗词读写丛话》二九 登程》
二九 登程 题目的意思是，一切准备停当，可以拿笔写了。这中间，有些事也要注意，这里说一说。
原则是不要无病呻吟，即应该有了情意，不吐不快，然后才拿笔。但这是原则，正如其他性质的事物一样，花花世界，闯到原则以外，总是不只可能，而且很多的。情意，人人有，时时有，其中有不少，性质轻，形貌不清晰，本不值得写入诗词，能力和习惯却常常使这类情意。经过化妆或改造，写入诗词。多产作家，一生所写过万，推想其中有些，甚至不少，就是这种货色。而相反，如旧时代，无数的红粉佳人，性高于天，命薄如纸，却一首也不写，因为既无拿笔的能力，又无形于言的习惯。这样说，原则就两方面都会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当写而不写，另一方面是可以不写而竟写了。专说这后一种，我们应该怎样看它呢？我的想法，既然也想写，就只好从宽，即最好是有病再呻吟；不得已，病不大，甚至无病，而形势需要呻吟，也就无妨随缘，呻吟一下。
这不得已的形势，各式各样，只说一点点，算作举例。最重要的一种是练习。高手如李杜、秦周，写的本领都是练出来的。语言文字，像刀枪剑戟一样，不天天耍就不能顺手。练写，学习用最恰当的文字以表现各式各样的所见所闻所感，就不能坐待真正有病，有固然好，可以顺水推舟；没有，为了练习，也只好装作有病，谱入平平仄仄平，呻吟一下。举例说，在塞外，夜有浓云，也未尝不可以咏月，来一句“清光一片照姑苏”。但总要记住，这是学，不是用；用就最好是真刀真枪，出锋见血。另一种形势，如也过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景物依然而情意并不像“亡国恨”那样浓，但总有一些伤往，那就无妨小病放大，也来一首七绝，甚至一首《永遇乐》。又如还有一种或多种形势，自己未情动于中，本不当写，也不想写，而压力从外来，请题或请和，依世俗的不成文法，只能照办而不得拒绝，也就只好拿笔，无病呻吟一下。文学史上很多有名篇什，如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等等，都是这样挤出来的。
诗词，出身就是这样复杂。其上者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直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下者是情本未动而附庸风雅。中间的更是各式各样。放眼观历史也是这样，可以引用启功先生的概括来帮助说明。他说：“仆尝谓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这里无妨取其大意，说有的诗词之作是来于忍不住，不能不作；有的不然，是可以不作而没话想话。这两种情况当然有高下之分。但是为了练习，这高下之分也只好暂时不管，因为嚷之前要有表现的资本，没有资本，嚷出“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的可能是没有的，而表现的资本则不能不由练习来。本篇谈登程，首要目的是求有意作诗词的人真能学会作，那就只好饥不择食，初步，不管有没有情意，总当争取多拿笔。
多拿笔，说来容易，付诸实际就未必然。诗词限制多，比散行文字难写，难而不退，甚至乐得迎面冲上去，在人群里总不会是多数。所以最好能够有某种形式的促进力量。最可靠并最有力的是“兴趣”，俗语所谓“好者为乐”。《红楼梦》里香菱很快学会作诗，一半由于小说作者愿意这样成全，但重要的一半还是她有兴趣。只是这个促进力量的性质有些纠缠，因为它之来，常是在会作之后，之前欢迎它，它却未必肯来。也许就是因此，昔人，有的宁愿把促进的力量推到己身以外，即集一些同道，成立诗社。社有社课，有如现在学校作文课之交作文，不管有无作的兴趣，至时非交不可。这种组织形式有优点，是定时交卷之外，还可以互相观摩，互相切磋。也有缺点，时代带来的，是此路难通。昔人学会五言8韵，可以应科举考试，因而平平仄仄平就成为向上爬的阶梯；今天呢，反而不如写几行散行文字，幸而变成铅字，可以换30、20稿酬，而诗词，除非作者是高层次的，文以人传，是很难变成铅字的。无名无利，还有几个人肯干？所以结诗社，即使不违法，凑足社友总是很难的。己身以外的办法难通，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反求诸己，即仿社课的精神，设置自课，比如一周两首或三首，至时非完成不可，如果能坚持，就大有好处。这种自打自挨的办法，初期难免有些苦，但时间不会很长，难就会变为不很难，再变为易，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这由不会而会的一关就过去了。
由不会而会的路程中会碰到一些问题。想谈两个比较重大的：一个是新时代的，题材问题；另一个是旧时代的，风格问题。
先说前一个，题材问题。题材是引起情意的事物（连带着情意），或简而言之，所写。就个人说，见闻，经历，凡是因之而情动于中的，无不可写。所以应该说，题材无限。如果说还会有些限制，那限制只是，要能够引起情意，而引起的情意又要是正大的。本之这样的一视同仁的原则，昔人作诗词，选诗词，评价诗词，就既取“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也取“老妻画纸为棋局（读仄声），稚子敲针作钓钩”，既取“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也取“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就是说，题材可以涉及社会，也可以限于一己；或换个说法，可以是国家的安危，也可以是个人的哀乐。近些年来，这一视同仁的原则像是行不通了；新的看法是，作品应该因题材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有社会内容的高，只是个人哀乐的下。这种旧新看法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选和评价上。选方面容易说，即以选为例。选范围很广，以晚唐的七绝为例。旧选本，手头有《唐诗三百首》和《唐诗别裁集》，新选本，只说某一种。杜牧是写七绝的高手，《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读仄声）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是他的名作，两种旧选本都选了，新选本却不选（想是因为玉人离国家大事太远），而选了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读仄声），我花开后百花杀（读仄声）。冲天香阵诱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显然是只顾题材，其他都不管了。
国家安危关系个人安危，容易引起某种情意，正如水流花落、人去楼空之同样容易引起某种情意。有情意就可以写，或说不能不写，这是作者应有的自由。觉得“待到秋来九月八”好，选入什么本，这是选者应有的自由。问题来于自由的扩大，以至于侵犯异己。具体表现为：初步是评论，只是身边琐事，个人哀乐，价值不高；进一步是要求，拿笔要写有社会内容的，不要总是个人哀乐。这种题材分高下的看法，远源可以追到劳心和劳力的分高下，这且不管。专说诗词，我以为，这种不一视同仁的看法并不合适，而且会有副作用。理由之一是必致挫伤表达多种情意的自由，如用于昔人，很多作品因而降了价，用于今人，拿笔，就不能不有趋有避，而所避，常常是既容易有又最切身的。理由之二，加细寻思就可以发现，社会内容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常常关系到多数人的哀乐，而多数只是个人的集合；换句话说，没有个人的哀乐，社会内容就成为抽象的架子。理由之三，这抽象的架子到笔下，常常表现为真切与不真切的两歧，具体说是：喊冤的容易真切，喊好的容易不真切。实例俯拾即是，如“三吏”、“三别”、《秦妇吟》之类是喊冤，真情实意；汗牛充栋的应制诗和试帖诗之类是喊好，只是虚应故事罢了。理由之四，只说不是虚应故事的，可以比较以下两组：第一组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读仄声）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杜荀鹤《山中寡妇》）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读jì）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
风不染白（读bò）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第二组
凤尾香罗薄（读bò）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读仄声）石（读仄声）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李商隐《无题》）
彩袖殷勤捧玉锺，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读仄声）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晏几道《鹧鸪天》）
两组，每一组诗词各一首，前一组的两首有社会内容，后一组没有，可是对比之下，至少我觉得，后一组并不比前一组差，且不提艺术性，只说感人的力量，总值得更细地咀嚼吟味吧？
所以，回到本题，学写，关于题材问题，随风倒是不必要的；应该循其本，诗词是表达情意的，只要是真情实意，就无妨拿起笔，写。
再说后一个，风格问题。这里风格取其粗义，具体说是，诗词的写法，有时代性质的不同，有流派性质的不同，已经扬鞭上了路，要跟着哪一种脚步走才好呢？问题很复杂，一言难尽。上面所引启功先生的话，表示后不如前，我想顺着这条线说下去。后不如前，原因不只一种，表现不只一个方面，为了化复杂为单纯，想只说一个方面，我认为最值得深思的，是“文人气”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加重，文人气加重，相对地是自然和平实的减少。遗憾的是，喜欢这种气的文人不但不觉得，反而心摹手追。唐以前，启功先生所谓自然生长，可以不提。由唐朝说起，如果可以用感官检测法来评定高下，那就确是后不如前（这是就时风说，并非人人如此）。在这方面诗和词是同道，前是直说，后是曲说；前是浅说，后是深说；前是用家常话，后是用诌文话。因而用感官检测，就表现为明显的不同。唐人诗可以诉诸耳，或说一听就明白；宋以后不成了。要诉诸目，或说听则不知所云，要看；更下的是看也不明白，要请人讲或查辞书。词也是这样，唐、五代，北宋早期，可以诉诸耳；南宋，尤其后期，就成为非看不可；其中有些，以及其后如清朝的大部分词人所作，就看也难得明白了。作诗词，以文字载情意，本意是传送给别人，结果是听而不知听云，甚至看而不知所云，这有如制造食品而不求能吃，不是很荒唐吗？可是很奇怪，旧时代的很多文人并不以为怪，反而用力学，甚至标榜，形成流派，如江西诗派直到清末的同光体，词则清朝的浙派紧跟吴文英，都是这样。都这样，形成历史的风，力量很大，抗就很不容易。这里不殚其烦地说，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