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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智囊机构的参事室确实面临着在新形势下如何找到自身价值、寻求自身发展的问题。
“曾有记者问起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是否有背景。”蒋明麟也不讳言，“会议本身没有特殊的背景。但从大的方面说，是温总理这届政府的工作规则的三个体现：一是科学民主决策；二是依法行政；三是民主监督。而从参事工作来说，对这三方面都有介入。”
谈到参事室与国家其他智囊机构——如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关系时，蒋明麟认为他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作用。“双方各有优势，参事室的上呈渠道更畅通，而研发中心的人员力量更强。”他说，“我们并不怕观点相左，因为这样能让领导人更全面地听取建议。”
吕德润参事则认为，业务上能起作用的是部委的专家，因为他们接触到的和实际掌握情况比较全面。但部门的条条框框比较多，上下级之间的程序严格。参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乌纱帽”，很洒脱，地位上也相对超脱。
目前，中国官方的智囊机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国务院发展中心，各部委的研究室，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而参事室和社科院是智囊咨询机构。
建国55年来，智囊机构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57年“反右”以前，它们作用很突出———修宪、中国的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等重大决策中，都能看到智囊机构的身影；1957年到“文革”结束时期，它们的功能则逐步弱化。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在农业农村推进。研究者邹蓝指出，高级官员和学者组成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设计方面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智囊作用而农村改革的迅速见效，国务院内设立了农村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重要的智囊机构。
而随着城市和工业改革的推进，部分人员开始侧重城市和工业改革。1985年组建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智囊机构，直接为中央政府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是智囊机构的恢复时期，这时还出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在近十年来，是智囊机构大力发挥作用的时期，所谓“生逢其时”。
“这种曲折的道路是政府对民主重视程度的折射，”杜钢建说，“民主风气渐强时，它们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反之，作用则被削弱。”
“要随着推进政治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地推进民主化、法制化。这样智囊机构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杜钢建说，“首先，组织法体系要完善，应该把决策咨询制度法制化。现在参事室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同样，各级政府的顾问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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