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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孩子会对自己的裸体害羞，会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裸体。他把自己“掩盖”起来以拥有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直到这时还属于他的父母。侵犯这种内心感受不利于孩子把自己的身体内心化。
口时期、肛门时期和恋母情结发展期的心理进程所反映的都是局部冲动。只要儿童和青少年还没有成功地把局部冲动置于生殖优先性之下，他的某些关系就仍不具有效率。当他体会到他对他人——尤其是对父母——具有一定的感情权力时，他就能解开这个心结。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能体会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并能运用心理升华的成果：他能够表达他的要求，发现周围世界对他的感情和激情并不是漠不关心的，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当然，根据他的感情状态总会不时地有一些倒退时期，并且他也会将这些表现出来。例如，他会用吃饭的态度来表现对他人的接受或拒绝，或者攻击他人以了解攻击的限度是什么，再不就是用身体挑逗他人来衡量自己的吸引力。每一次，环境对他的行为的回答都将起决定性的作用：要么这回答限制了他的发展，使局部冲动突然反弹；要么这回答促使他做进一步的心理构建，以让他进入新的具有象征性的活动。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5）
6。对身体界限的接受
这就是为什么儿童在面对现实的限制的时候，将体会到“去势”将限制他自恋的膨胀和他那些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要求。儿童有时候能听到别人对他说“不”是有好处的。只听到“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自己看”、“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会将儿童封闭在自恋情结中，阻止他将现实内心化。而现实是不会屈从于他的任性和他一时的希望的。没有规则和法律的生活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让孩子相信了与此相反的观点，我们可能就会造出一些“可怜虫”，这些人在青春期和后青春期面对自下而上现实的时候，会消沉下去。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最近为《小苹果》杂志所作的一次调查（1989年10月31日调查）能很好地反映出父母在对小孩的教育方面的矛盾情绪。调查表明，主要是感情方面的标准而不是大的原则占了上风。对大多数父母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孩子活得舒适”而不是“孩子有教养，有礼貌”，“能干和独立”也比“尊重和服从原则”重要。同时，矛盾的是，父母（尤其是母亲）抱怨很难教会孩子尊重父母权威。
在这些回答和抱怨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值得称赞的鼓励儿童充分发展的观念。但是，我们也发现人们不了解这些观念的负面作用。很有可能，这种“充分发展”的观念被理解成了清除一切对孩子有限制的、令其沮丧的、让他不舒服的事物的意愿。人们忘记了，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在否认生活的限制和道德价值的要求下进行。只有当儿童在生活中学会驾驭这些限制和价值的时候，他才实现并且充分发展了自我。当儿童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自己的感情时，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封闭在自己感情里的儿童长大后会成为自恋的人。由于顺从自己的激情，他们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以“宽容”的方式教育孩子，又对他们“不尊重父母的权威”感到惊讶，这种做法很幼稚。当成年人不想作为孩子的向导，不愿对孩子进行生活常识的启蒙时，他们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如果我们要求孩子成为知心话的倾听者和出主意的人，那么到底谁是值得尊敬的人呢？
在恋母情结发展期，儿童体会到他对他人有一定的权力，他想指挥，但是他同时也发现他缺少某些东西，这让他不安，这威胁着他。这个阶段的儿童在夜里会感到恐惧，会做噩梦，害怕被吞掉或锯掉。当他们发现男孩与女孩身体特征不一样的时候，这种恐惧就会进一步发展。不论男孩女孩，这时都会经历一段失落的时期，时常感到不安，会哭闹，而这一切，都与现实世界毫无关系，他们发现了“身体的界限”，这让他们产生了“去势”的感觉，也就是说感受到了自己的可能性其实是有限的。
恋母情结发展期的“去势”和俄狄浦斯式的“去势”是有所不同的。在俄狄浦斯式的“去势”里，儿童受到禁止乱伦的限制；他（她）不能排除父母之一而爱上母亲或父亲。个体感受到的“去势”常常是被割裂的危险或是情感的拒绝。“去势”必须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以促使儿童处于属于他自己的身份里，并且明白相异性和相互性。“去势”作为一种心理使儿童更加具有关系性，促使他从混淆不清的、共生的世界中走出来。
由于自恋，男孩会过度重视自己的生殖器。如果父母没有给他的生殖器起个名字，有时候他就会自己给它起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他母亲也有像自己这样的生殖器。这是孩子的一种想像。在3至6岁的孩子还未形成性别观念以前，这个母亲是全能的。他同样会认为自己可以和母亲一样强大——在肚子里怀上一个小孩——这是试图使自己与他“想像中的母亲”“同一”。但是，当男孩放弃了这个不可能的愿望的时候，他会为将成为与父亲一样的男人感到安心。事实上，这“抬高”了他的价值。的确，当男孩能很好地在心理上经历使自己“同一”于父亲这一进程时，相对而言，他们较少有情绪矛盾和不稳定感。开始的时候，女孩与男孩是一样的，她们否认性别的差异。对自己身体的观察和认识会给她们带来“自恋的伤口”和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是由文化影响引起的。紧接着就是与男孩们的对峙冲突，因为男孩们发现她们没有“小鸡鸡”，想贬低她们了。“威胁”的主题进入了她们的游戏之中，而她们（他们）喜欢听的故事和喜欢玩的游戏都是“我们扮演狼”这一类型的……在幼儿园的操场上男孩在女孩后面追，他们想掀开女孩的裙子看看下面到底有什么。而她们互相靠在一起，大叫着躲起来，保护着好像让男孩感兴趣的“宝藏”。当男孩玩累了，远离她们的时候，她们又很快地回来，挑逗他们，然后又再次跑开。在这个游戏里，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
在这一时期的心理进程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女孩一下子与母亲疏远了，她们这样做是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这种对男性的追求当她们进入青春期后会再现。）她们接近父亲，是想获得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在她们的情节错综复杂的幻觉里，有怀一个父亲的孩子的愿望。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被撞了一下，大腿上留下一块轻微的血肿，为了向她父亲展示这块血肿，她退下了内裤——而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希望有一个父亲的孩子的想法代替了希望有“小鸡鸡”的想法。正是由于儿时的这种幻想残留了下来，有些妇女表现出独立于爱情关系之外的不惜一切代价怀一个孩子的愿望。当然，她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与童年时的幻想有关。另一些人对怀孕会有负罪感，在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们会觉得这孩子好像是一个错误的“果实”。负罪感并不是总以本来面目表现出来，它会通过“病症想法”或“病症恐惧”表现出来：比如年轻的母亲害怕她的孩子是畸形，或是害怕孩子会死在摇篮里。小姑娘最终会明白，她的父亲既不能也不愿意给予她所想要的。接受了这一象征性的“去势”——这一“去势”尤其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而不是她的能力（她的能力是完整的）有关——小女孩将转向她的母亲。小女孩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疏远母亲一段时间，但她最终必将回到母亲身边以使自己与之“同一”，成为一个女人。女孩（长大后是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运用这一间接关系时，她都会有情绪矛盾，这与男孩是不同的，后者较为直接。男孩（女孩也是如此）的第一个爱情目标是母亲，但是，他会摆脱这一目标以使自己与父亲“同一”。当这种与父亲“同一”的进程遇到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时候，男孩就有可能采取一种同性恋的立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自己也能得到男性特征。
女孩则不仅要疏远母亲，而且还要在“同一”的进程中回到第一爱情目标身边。这一过程可能会使女孩感到是“倒退到了乳母身边”。她试图与这个全能的母亲保持距离，同时又想和母亲有一种女性之间的默契。如果这“同一”的进程没有能够实现，女孩将来就会对把母性融入性关系这一整体中感到困难——因为似乎她永远也不能与她母亲一样。在现实中，她当然会找其他理由——比如自由或是工作——来为自己拒绝或推迟做母亲辩护。
7。儿童的性的葬礼或非性化的危险
在我们社会里，主要由妇女来负责教育孩子，这种教育模式的结果是，女孩们有时候对要扮演母亲的角色感到困难。她们很难觉得自己是可能的母亲，因为在潜意识里，拥有男性生殖器意味着妇女对男子的操纵，而这所代表的是她们对男性权力的侵犯感到不安。这样的教育还抹杀了父亲的象征地拉——而父亲代表的则是“区别”、“法律”和“现实”这些概念的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会问男人在哪里。至于某些男人，他们逃避当父亲的想法，因为他们怕只是子女的“同辈”。
在恋母情结发展期，每个人主观生活里都有男性特征冲突或女性特征冲突——就像儿童有自恋的欲望，想和母亲一样，或是想同时具有两性的特征以具有完备性。
我们已经说过，但有必要在这里重新说一遍：在这一时期里对性的发现还不牵涉到从正面理解女性或男性。只有在解决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后期，才有对两性的正面理解。在感情的发展中，这一时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它的标志则是一种“葬礼的氛围”。女孩必须放弃对“神奇的孩子”（父亲的孩子）的幻想和她“主有地位”而接受她完整的身体，包括女性生殖器是与男性性器官不同的性器官这一事实。男孩则必须放弃“小鸡鸡”无所不能和想怀一个孩子的幻想。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男孩女孩们开始向着承认两性差别的道路上迈进。
在对现实的性的生殖的认识中，我们提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放弃将发挥作用。但是，这些隐秘的愿望在成年人的潜意识里继续存在着。它们通过病征性的念头、欲望和行为表现出来：拒绝要孩子，没有能力做父亲，期盼想像中的而不是现实里的孩子，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拒绝再发生性关系，妻子第一次收缩或分娩的时候丈夫感到肚子疼，在心理上没有成为父亲，希望是做一个“母鸡爸爸”等等。
我们还要探讨一下关于在“方式是合理的”名义下结论抬高试管婴儿的意义的问题。有些人的理由是：“生殖现在已经完全与性关系分离开来了。”这一否定式论断至少因为两种原因显得令人费解：（1）使用试管婴儿技术的不孕夫妇仅仅是少数人；（2）这一论断让人觉得人们总需要生殖用品才能生孩子似的。难道宣称“我们处在人工生殖的时代”这样的提法是恰当的吗？难道我们真的将要从生孩子的生理限制里解放出来了吗？
在大众的观念里，生孩子越来越成为一件“技术上”的事情。胚胎的储存，选择孩子的性别，选择孩子的出生时间，所有这些都让人感觉我们有了控制生命的力量，好像我们已经有可能改变自己必死的命运似的。优生学的思想，也就是对人类进行选择，离我们不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提出了“胚胎的权利”和对他们（它们）的尊重的道德问题。对有些人来说，把这个问题与避孕、流产问题区分开来讨论是“伪善的”。关于生物伦理学的讨论，不能只留给医生和生物学家去做，因为这还需要哲学、道德、精神和政治方面的思考。
我们确实处在自然生殖行将结束的时期吗？在这个讨论里，一切进展得让人觉得仿佛成为父亲或母亲，人们想摆脱性关系似的，仿佛孩子来自别处，仿佛“真正的”母性和“真正的”父性在试管和医生那里而不是在夫妻间。
我们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涉及那些确实患有不孕症而想要一个孩子，所以求助于试管技术的夫妇。我们指的是现在社会的一种思想，指的是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