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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春期开始，男孩女孩们不再知道如何认识自我、估计自我了。因此，他们十分依赖别人对他们的印象。由于他们正处于自恋时期，冲击就显得更加强烈。于是，未成年人所有的感情积累都指向同一个标的——自我。他是如此地爱自己，如此地需要他人的存在以自己爱自己，以至于一点点事就会让他受到打击。他对自己感兴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关心自己，他知道如何对自己负责任。由于需要以他人为中介感受自我，他的关系往往是以“照镜子”为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在青少年情侣里，个体的爱情是自恋式的，很少是客体式的。这样的经验常被认为是感人的，但却不能解决他们年龄段的感情问题。这种类型的关系难以常久，但青年人却往往在这样的感情里陷得很深，失败常使他们伤痕累累。在几次无成果的经验之后，年轻人就会认为爱情是不可接近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米里埃尔，18岁，这样说道：“和另一个男孩重新开始一段关系很困难，上一次我投入得太深了。他仿佛仍在我身边，以至于我难以再去接受别的什么人。”埃尔韦承认道：“17岁的时候，性关系是让人内心平静的东西。现在，我28岁了，这让我感到累，而且从思想上得不到满足感。我觉得我没有成长。我小的时候，那进行得还好一些。”弗里德里希，21岁，在几次交往之后产生了幻灭感，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和女人在一起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有时候，我倒宁愿一个人。”
心理上未准备好的早熟的性行为，可能会使感情的心理构建不复存在，并成为将来不成熟和性烦恼的源泉。通往生殖，首先并不需要发展性经验，或是拥有多个性伙伴。同样，处于生殖阶段的成年人，所要的并不是一个行为上完整的性关系，而首先是心理对欲望有了充分的准备，行为只是来肯定和加强成熟的欲望。
在感情成熟与性成熟的过程中，总是先有一个充满想像的行为“攻占”爱情，然后才是性经验，爱情场景的建设刺激感情和冲动的发展，参与了人内心对性关系的学习。可是，在青春期之后，在头脑中反复出现同样的想像画面，会使个体封闭在游戏的、自慰的活动里，阻止他与他人建立关系。然而，最好的情况应是，在心理生活里“爱情工作”继续下去以统一生殖和感情。个体为自己构建一个爱情史，从这一个人历史出发，他得以直面现实的他人和现实的性。
不管人们怎么想，事实上，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个体并不比从前的人拥有更自由的身体和激情；因为，正如我们已指出的，社会潮流鼓励人们去“性享受”。在还不算久远的从前，有人肯定地说自慰会使人变聋或是长青春痘……而我们会有19岁或再大一点的男孩女孩来咨询，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病了或是不正常——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年纪还未发生过性关系。
一直以来，在人的青春期，性恐惧都是存在的，个体的冲动和幻想引起的恐惧使他反对“内心的电影”，拒绝这些图像和倾向以确定自己是正常的。然而，这种“正常”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模式。于是，年轻人的性恐惧就吸收了新的文化模式并表达了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体的个性是心理、种族文化和伦理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心理人格和人种人格在个体的建设过程中是不可分的。而今天，年轻人在构建自我人格的时候，所引进的文化模式中的大多数是分裂性的，不利于身体和性关系的内心化。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幼儿时期的想像的身体。有些人使“操作性”的性关系占优先地位。在这种性关系里，进行一时的性行为以让自己感到与当前的社会模式相符，这成了惟一重要的事情。 在人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与身体上的变化相伴而来的是以“拥有自己性化了身体”为目标的心理工作。身体的反应与从前不一样了，未成年人害怕自己无法控制身体的变化——那些变化违背自己意愿的。比如，男孩会在与他人交谈或在体育课上爬绳子时勃起，而女孩会在全身都感到原来所没有过的新的感觉。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会把这些身体上的变化视做一种“断裂”（劳弗语）。“自我不是连续的”，这种感觉引起了沮丧的情绪、自杀的启图、对毒品的依赖，或是不能适应现实环境。这些反映的可能都是由身体形象的崩溃引起的心理痛楚。新一代的年轻人，与比他们稍大的那一代人相比，有着更简单、更少冲突的关系。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实用主义、更有激情、更脆弱、更少理性。他们的“看看”常常是为补偿内心的空虚，以及对拥有真实的个人身份感到困难。“‘有’文化”让他们以为追求新颖的服装和小玩意就可以“成个人物”了。用物品把自己包围起来，助长了欺骗性的生存感觉的产生：个体努力使自己有拥有更多物品的能力，并希望借此获得价值和身份。
对身体的不确定感是青少年心理所固有的，个体常会感到类似于儿时学习发展与他人的关系时的那种内心空虚感。于是，在许多情况下，“衣服”就被用来弥补身体身份的缺失。他的那种明目张胆的“看看”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感到惬意，其实在很多时候这只是在掩藏痛苦。破旧的、有意扯坏的牛仔裤和T恤衫是伤痕累累的身体的象征。
服装，作为另一层皮肤，赋予了失去儿童时身体的人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年轻人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希望与父母保持距离，而服装的“神奇之处”恰恰在于，它使他们能被他人承认和让父母碰不得他。他塑造了一个外部的身体，一个他无法对其内部进行加工的身体。年轻人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价值，当我们的社会文化无法向他们提供这以外的价值参照，以使他们从这里出发去建设内心时，结果就会很严重：年轻人，由于缺乏发展了的主观性，有可能“清除”掉自己的身体而拒绝对其进行心理加工。 在所有的时代，年轻人都以服装为工具来肯定自我和显示其独特性，而如今，问题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在人们对服装拜物教似的崇拜里，隐藏的是对接受辈分差异的困难。这样的态度“表明在潜意识里，性化了的身体形象并没有内心化生殖的性的补充性质”安妮·比罗（AnnieBiraux），《面对自己身体的青少年》，PUF出版社，巴黎，1990。这一冲突是未成年人转型期时需要处理的心理任务之一，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由于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的模糊不清，以及父母子女关系与伙伴关系被拉平，冲突加剧了。如果所有的人表现出和确实拥有的都是青春的身体，那就再也没有成长和发展了。这种对身体经历变化的“抵抗”是许多不成熟、性紊乱和心理紊乱的源泉。
第3章 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性关系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9）
2。性身份和与他人的关系
获得性身份是青春期的任务之一。青春期是将性冲动转化，并在事实上将他人纳入内心的时期。“归属问题”与“性欲望的取向”问题一样，是不确定的。事实上，性身份将会变成利他性的。青春期所带来的问题将使前生殖的、儿童的性关系组织结构解体，使个体对之前所建立起的性“理论”产生怀疑。个体甚至可能会忘记到这时为止所学习掌握的关于性的大部分东西。由于社会氛围倾向于混淆两性的差别，使得个体“原先对于惟一的性的信仰”与“现在发现两性差别的冲突”在潜意识的转换过程变得困难。某些人认为，由此引起的结果是，解放了的妇女扰乱了她们与男子之间关于社会角色的分配。这一社会学论证——在20世纪有关论著颇多——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它并没有涉及更复杂的关于心理变化的争论。今天，人的内心越来越以爱情为心理参照，但运用的往往是年轻时的激情，特别是属于青少年人感情行为的外延部分。
“青年化”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它越来越受推崇，以至于在别的著作里我们称我们的社会为“青春期的社会”。实际上，性关系的付诸实践越来越受青年人的性关系的影响，而没有完全达到客体的关系这一阶段。 对性冲动的心理加工工作从青春期一开始——并在整个青春期里——就进行着的，目的在于把“性别差异”与“他人的存在”内心化。儿童的性关系是尤其具有想像性质和自慰性质的。在儿童的性关系里，内心的存在比真实的他人对冲动更重要。青春期打断了性的自言自语，以至于性冲动为了实现就必须成为利他性的。而这一变化是焦虑的源泉。把他人引入自己的想法迫使青少年人自问其身份问题。问题“我是谁”的意义从“谁造了我”和“我在辈分上的位置”变成了“什么是我的身份”，以使自己不会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迷失。
正如弗洛伊德在《关于性关系理论的三篇论文》中指出的，性冲动在两个方向上成为了利他性的。第一个方向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人而言它又是足够的），即对爱情关系的追求，成为被爱的人，作为在性上被肯定了价值的客体，慢慢地让自恋淡化。恋爱中的人可能会说出保尔·莱奥托的话：“爱，就是喜欢他人甚过自己！”但是，弗洛伊德的定义走得更远。当生殖的欲望被纳入性关系中，冲动才真正成为利他性的。这里指的不是我们常常在未成年人身上观察到的，为了从与父母的心理冲突中解脱出来的那种早熟的对孩子的欲望，它指的是感到自己有做母亲或做父亲的能力。性的成熟以这一欲望的构建完成为结束。当然，对这一欲望的接受并不意味着立刻要付诸行动，欲望可以被推迟。然而，个体要是害怕或拒绝这一欲望，则意味着冲动难以从儿童的性关系中走出来。弗洛伊德写道：“性生活的正常特征是，向着以感情和生殖两个性目标结合的趋势前行……这绝非意味着新的目标与原有的目标即享乐是毫不关联的，而是新的与性进程的最终目的、与他人的关系紧密关联的目标对主体而言意味着最大的愉悦。性冲动于是为生殖功能服务，它因有了要孩子的欲望成为了利他性的。”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论述。关于弗洛伊德请参看前注。
他人的存在——并且是在另一辈人当中——是人类性关系的独特之处。但是，作为个体生存下去的意愿动力之一的对他人的爱，不仅仅是对童年失去的目标的追寻——即使对这一目标感情仍很强烈，这种感情也将被转化移植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中去。
“他人”的确是性关系的法律。青少年——尤其当他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和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会进退两难地自言自语：“是他还是我？”他人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限制性和禁止性的，好像是限制了他的自由而不是向他揭示了自由。尊重俄狄浦斯的法律，就是承认他人有独立于自我存在的权力。
在24至30岁的后青春期的拥有两人生活的人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这个问题。这些人过两人生活，但却是分离的两人生活，原因是害怕闷、害怕不自由、害怕不得不每日重复、害怕陷入过于频繁的性关系。他们满足于相互邀请，然后像第一次那样相聚。这些行为反映出典型的后青春期的问题：这些人成熟缓慢，不够独立，对自己性身份的逐步接受过程也滞后了。
很可能我们社会里父亲形象的缺失总体上对孩子，尤其是男孩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母鸡爸爸”没有使父亲的形象鲜明起来，因为他们将自己等同于母亲以让自己被接受。但其实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他们好像是孩子或是兄长。当年轻人有一个否定性的父亲形象时，他们进行内心的自我构建就会比较困难。他们的想法是模糊不清的，想像与现实混在了一起。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何作选择和给自己确定要实现的目标——我们对此不感到惊异。这种空白是精神上和思想上母亲的存在抹杀了父亲形象所造成的结果，是对孩子的教育主要由妇女负责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母权制使个人的发展变得脆弱，并且鼓励了补偿性同性恋的发展。
母性的象征在感情关系中占了统治地位，只要看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