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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会带来“真空”，让人感到忧伤甚至进而发展成忧郁。在某种意义上，除了他自己，他的感情生活没有了目标，他再也不能像一个孩子那样去爱，他等着找到新的目标。孤独感带来的焦虑可能使他去爱第一个出现的人以弥补“缺失”。可是，要使客体的爱得以存在，那么与双亲中的同性“同一”必须得以建立，否则，爱情关系就是暂时性的，或者代表的只是对父母的反抗。他去爱一个人只是为了“攻击”他的父母，而不是因为这个人代表着变化和进步。
在这一年龄，爱情生活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寻找，而不是与他人真正的相遇。年轻人把坠入爱河和强烈的感情冲动混为一谈，而事实上，青少年是很难爱除自己以外的他人的，他爱的是通过他人自己所感受到的感觉，而非他人本身。他对朋友的寻找模式是自恋式的：朋友因为其某些特点和品质被理想化，而这些特点和本质是年轻人希望自己拥有的。
这一时期以感情和欲望两者之间的情绪矛盾为标志。感情生活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十分模糊，两者还没有结合起来。在心理上渴望性关系和爱一个人还不是一件事，心理还未对性行为进行感情升华。爱情、对他人的爱、对父母的爱、友谊、同事情谊，种种不同的感情模式还有待于年轻人去学习，以组合自己的关系。
有许多流行的观念认为，从“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开始就与那个人发生性关系是正确的。这种短暂的、“假期式的”关系无助于青少年感情生活的丰富。它使个体认识不清其真正的欲望和身份。并不是性经验促使人成熟，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延缓人的成熟。无论是在进程中的，还是已经完成的、基础性的成熟，目的都必须是使一段完整的关系成为可能。青春期里大多数的感情关系都是以防御性形式出现的，并不一定有助于感情的转化和性问题的解决。防御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更加独立于父母、治疗自己的自慰习惯（？），与某人在一起以显示自己不是同性恋，在他人眼里抬高自己的价值，以及因为不知道如何自我评估和自我承认便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他人的承认。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人在性表述里寻求的是自我肯定和让自己安心，而与他人的质量无关。
另外，当文化环境变得贫乏，文化不再能够起到对主体的可能性和品质进行承认的作用的时候，主体就会求助于简单的生殖关系（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以应付对自己本身的怀疑和对自己生存的不确定感。在这里，性有限制地起到的几乎是宗教的作用。在性被过分地抬高，仿佛它是其本身的目的之后，在如今的思想意识中，性又成为了第二位的，它被置于关系的质量和长久的感情之下。如今的对感情的价值承认，是对“性解放”时期性观念的全方位反思带来的负罪感的结果。这是心理上的负罪感，而不是道德上的，因为它表现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关系模式的失败。“性解放”损害他人，同时又带来了无力继续过感情生活的感觉——关于这一变化，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艾滋病时代的爱情》里继续探讨。
忠诚，作为使一段关系持久和促进人类爱情发展的必要条件，重新成为了关系中的必然要求。它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当人们觉得它是一种限制，要么是因为选错了伴侣，要么是天真地以为爱情是可以不考虑一切因素的，或者处在由于依赖和限制造成的俄狄浦斯氛围中，个体这时所感受到的他人是“去势”的同义词。
关系的色情化和感情冲动的出现，都在让青少年感到筋疲力尽的双重性中发展着。性冲动在15岁和20岁时是最强烈的。人们可能会对此怀念，并在其后的一段生活里追求这已逝去的强烈感受。在感情为首位的前提下，把这段经历整合入内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今天的人们谈论温柔比谈论爱情多，这意味深长。这一倾向其实是以儿童的性关系为榜样的，它会损害客体的性关系。然而，温柔，这绝不是客体意义上的爱。如果青少年简单地将爱视为引起“温柔”，这就表明他寻找的是保护性的关系，是能自我保存的关系，即儿童之爱的关系的最初形式的副本。我们已经说过，爱情开始于温柔，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但是停留于此，经历的始终是被动的、保护性的爱，即儿童式的爱，个体很快就会变得脆弱。爱情的终点不是温柔；温柔需要发展以使与他人的关系成为可能，否则爱情关系就会转化成“修复性的倒退”。如果温柔成了感情生活的惟一内容，男子（或女子）的身份问题就与性欲取向问题一起被抹杀了，因为个体停留在儿童时代，对他而言，伴侣轮流扮演着父母的替代者的角色。 我们对12至30岁的年轻人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身份的问题（“性从属”和“欲望的方向”）在20岁或是25岁之前几乎还没有形成。在此期间，男孩与女孩的身份主要是模糊的和融合性质的。年轻人对两人生活的形象也是模糊的，“对平等的追求”有时候会与“否定个体身份”相混淆，他们幻想拥有同样的性别。这样的结对常常以兄弟关系的形式生活在一起。情侣衫让两人着装极相似，这很能说明问题：穿同样的衣服好像是拥有同样的皮肤——好像因此也拥有了相似的特征。这样，以微妙的方式，双性关系的冲突重新出现，即在同性关系动机下的假异性关系。这样冲突的态度是有可能解决的——条件是承认两性的差别，把属于他人的性特征复原给他人的身体，以及对两性各自的象征物的接受。
把性关系和感情结合在一起的需要是组成心理机制的一部分。在40年的时间里，有人却试图让人们相信可以将两者分开。这“类精神分裂症”的分离是难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是堕落的，是与心理人格建立相违背的。把性置于感情之下是青春期的心理任务之一，这个任务有时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它要求人首先做的不是行动，而是建设自己的欲望意义，也只有如此，个体将来才有能力从这一工作中得到有益的感情收获。至于愉悦，不管它有多重要，它与有益的感情收获也不是一回事。
在青春期的进程里，将性关系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或者是完成得很少。某些青少年身上出现的在性行为里拒绝爱情的做法，很像儿童对客观联系的拒绝，或是儿童对俄狄浦斯负罪感存在的不接受；青少年对待性行为的态度与儿童对待卫生习惯的态度是一样的，如果这样的思想状态一直存在着，主体就会用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的“准备性”愉悦作为满足的源泉。要知道，性经验本身是不会发现爱情的新目标的。在15至20岁之间，爱情对人而言是不稳定的现实，这是这一年龄段（这是一个“假”年龄段：假爱情，假异性恋，假同性恋，假自我）的情绪矛盾的反映。如果说性生活开始时个体是获益的，那么，青少年则不一定能一直发展进步，他有可能会认为爱情只是临时的、过渡性质的关系。当然，如果说这正是1970年代的年轻人的观点的话，90年代持此观点的年轻人数目已经减少了。
男孩与女孩在青春期的关系取决于他们对自己身份的犹豫。在欲望和选择中面对自己，他们感到不确定；他们的焦虑让他们处于会跌入第一个到来的人怀抱中的状态。另外，环境的诱导使他们更倾向于行动，而不是思考他们的欲望。感情和性生活不宜过早地表述，好好地思考有助于它们的象征化。在主体于爱情中自我实现以前，思想、憧憬应该完成内心工作。一个成熟的人应该知道——并且能够——因他人的价值和独特性去爱他人，而不是为“安全”、“承认价值”这类爱的功能性原因去爱他人。
口性关系对应于对他人的饥渴，肛性关系对应于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权力，俄狄浦斯情结发展期的性关系对应于信任的感觉，俄狄浦斯情结时期的性关系对应于对规则及通过禁止乱伦表现出来的他人意义的承认，生殖性关系对应于对他人存在的接受和自己性身份的获得——这就是人类的性关系和性联系渐进的过程。在成熟的性关系里，它们都仍然活跃地存在着。在更高层次的以爱情为中心的组织形式里，它们被分了等级，并传递到生活中去。在潜意识里，它们的分布是无顺序的，各自以本身为追寻目的，性关系要想能在外界现实里发展，就必须通过选择找到表达的方式。而我们在这些选择中一定能找到的因素有：每个人的感情和性问题，周围环境的传统和固有模式，社会的调节体系，伦理学思考和价值选择。正是通过这些，关系才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