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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心理生活从开始时就伴随着两个不可或缺的能力——感受外界和表达自身需要——那么感觉生活和感情生活就确实是心理生活的基础。但是，感觉和感情既不能代替思考也不能代替语言。身体表达了许多感情，但是它并没有将它们“说”出来。但是，今天的社会氛围却鼓励人停留在这种最初状态。人们不再冒险说话，人们阻止自己进入语言领域。许多孩子遇到学习困难最初就是由这种环境氛围引起的：环境不鼓励运用更有概念性的方法。在科技发展的时代这是多么大的悖论啊！我们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智慧加大了我们的行为的可能性，在许多领域我们都有出色的技术人员，但是，如今的身体榜样却好像拒绝借助人类的智慧将自己扩展到语言领域。这一做法的得益者是极类似于幼儿在不能用语言描绘事物之前的那种感觉，即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图像完整化的，交替处在模糊不清的、泛灵论的、魔术般的关系中的感觉。
现代人在交流中让感觉占统治地位，拒绝让身体发展——既然身体应该处于最初的状态。这种停滞是致命的，但是大多数对香烟、烈酒和艾滋病等采取的预防措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不是对其行为可能导致自身死亡的人或对这些人的行为的意义表示关心，却首先注意到物品或是病毒——哪怕这样做会抬高这类物品的价格或让人产生对病毒的恐惧。在这里，人们又一次只见身体不见主体。
由魔术般的智力向明确的智力过渡，即向理性的智力过渡，正如皮亚杰所说，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到达理性阶段包括接受和整合自己的身体映像，如果不这样，头脑就有可能停留在感情阶段，难以运用概念。正因为如此，有时候和有阅读障碍或写作障碍的孩子一起做身体活动是必要的——尽管这样做会让孩子的家长很惊讶，因为他们所期待的是紧张的阅读或写作课。一旦一个人始终坚持其最初的身体映像，他在思考时就不能借助语言和概念和事物保持距离：当我们把自己和现实融为一体时，距离自然就不存在，所以无法思考它们。我们因此得了失语症，也就是说不能拿词语代替和象征事物。我们与事物的关系就如同孩子和母亲的关系一样，是“紧密接触着”的。在这种情况下，身体被突出，而心理功能退化成了感情。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多多思考和寻找自我是没有意义的，需要的只是塑造身体，因为只要活动身体就可以解决问题嘛。
在1970年代时，我们可以用某些格式塔
一种心理学理论，宣称心理现象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意识经验中显现的结构性或整体性，这种结构、整体或者说“格式塔”即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译注
式的身体疗法，因为当时的人比现在的人心理更有完整性和象征性。当时的人有文化传统，有社会、道德和宗教的参照，用这些他们能思考，能反对，能根据现实行动。当时思想的工作还未被“廉价出售”，智力、社会、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欣欣向荣带来了丰富的观念和象征素材。小说家和作家领导的精神运动成为了汇报现代疑问的基础。而紧接着到来的感情冲动爆炸却把思想、文化的传递和哲学及宗教思考弃置一旁。思想逐渐贫乏了，感觉和感情冲动却因此得益，强烈的感情成了正确和真实的思想的同等物。理性和感性分裂了，它使人的大多数表现倒退并停留在感觉里，人无力再思考。几乎所有的人都停留在身体交流的阶段里。
“身体技术”发展时，大多数人进入了语言交流的阶段。对某些人来说，政治、哲学或者宗教的理性化形式成为了他们抵抗冲动的武器，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摇动意识形态的甲壳才能重新找到自我。的确，一直以来我们都有求助于理想以掩盖或表达心理冲突的倾向。比如，对上帝的信仰象征着依附于父母，而不信仰上帝表达的则是下意识里恐惧权威并和父母有冲突；再比如，参加政治活动，可以解释为对出身感到羞耻……这些都是心理防卫。面对这些心理防卫，改造身体的目的是找回最初的感觉，重新组织这些感觉，以使它们更充分地发展。这是一个必要的“倒退”：目的并不是要在此停留下来。最初的感觉必须被分析，必须被语言化。对主体而言，语言必须位于感情冲动之上。原始的感觉必须和通过语言表达的思想相互作用，如果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感情行为的价值就被抬高了。这时，感觉心理控制了理性心理，大多数身体行为就失去了其促进个性发展的意义。现在，流行的替这种颠倒辩护的陈词滥调是“想像力掌权”和“改变生活”。第一个口号不能改变想像力匮乏的现实——什么也没创造，仅仅是重复着五六十年代；而第二个口号一落实到现实的人身上，幻想也就破灭了。
心理结构已经改变了。人们更冲动，更少分析和思考，甚至几乎到了做事都有怪癖的地步。人们更表面化，没有内心参照，判断也变得模糊。如果说1960年代的人们准备好要拒绝文化和伦理的参照，90年代却以人们寻找参照物为特征。然而，相对而言，现在的交流方式和人得到满足的方式却是儿童式的，不能直接得到，或是必须通过中介才能得到，就难以被接受。应该“紧密接触着”，也就是说在并不真正知道如何交流的情况下，直接联系着。在人们不再有思想交流和语言交流，并且学会了掩饰真相之后，“紧密接触着”这个词开始流行了。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再有媒介，而是简单的身体对身体，即“连着婴儿和母亲的脐带”似的映像。
与他人和现实之间这样连在一起，是不能够拥有真正的关系的。我们在关系之外，也在生殖之外：性仅在分离时，仅在与他人保持距离时才能存在。在“性解放”宣扬一切都是性的时候，它其实取消了性关系，因为它想使性关系成为满足于自身的行为，一个以本身全部表达为目的的行为。30年间，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使“欲望”和“性吸引力”失去了。我们已经说过，性不可以成为一个自主的行为，它是关系方式的一种。但是为了有这样的性，还需要从脐带的映像阴影中走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被作为惟一的目的，性在混杂的人群里从一次“紧密接触着”到另一次“紧密接触着”，成为了缺乏真正关系的标志。“紧密接触着”宣告了与他人的关系的结束，因为“断开”与“紧密接触着”同样容易。“紧密接触着”意味着相异性的缺乏，他人就不再是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性的差别是很难的，而这恰恰是与他人的关系的第一条件。“紧密接触着”是沉浸在“混淆的性”里，是把自己置于儿童时期的那种认为只有一个性的信仰里。性的混淆导致了观念的混淆，直至居然认为同性恋是异性恋的对等体。
“感觉的人”的榜样是在四通八达的网络中“紧密接触着”的人：他没有关系，他的感情冲动取代了他的语言和思想。而仅凭感情冲动是很难达到天长地久的，也是很难进行思考的，甚至，这样一个分裂了的身体是很难性化的。
以分裂的身体存在现代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分裂了的身体，这个身体似乎时刻都有爆炸的可能。“我快瘫下了”，“我快爆炸了”，虽然这两句话的表面意思不同，但实质却是一样的。它们都表达了个人对无法整合自己身体的失望情绪，也都是个人无力面对现实的表现。究其根源，是个人始终停留在幼儿的感情阶段，没能把其最原始的感情冲动加以改进而带来的结果。
儿童的身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依附于其父母存在的。事实上，在他能够保证自己身体的“一致性”之前，这种依附是必要的。在童年，儿童所感觉到的身体是分裂的：他一会儿只感觉到自己的嘴，一会儿只感觉到自己的手，一会儿又只感觉到自己的脚。这一时期，他对身体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直到青春期，整合身体的心理过程才开始。在这一时期，青少年对开始“性化”了的身体的态度，可能是接受，也可能是拒绝。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当青少年从自己身上觉察到了性别差异的时候，他们无法从社会那里得到什么帮助。社会风气使性别差异部分地消失了，当青少年对他们所经历的感到困惑的时候，根本无法从社会中找到解惑的方法。更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在现今是缺乏的，这使人们无法估量这个问题给青少年人格发展带来的可怕的后果！也正因为如此，为青少年找寻“参照”的需要才显得迫切。
如今社会上流行的观念促使人以被分裂的身体形式存在，而不是以“统一”的身体形式存在。广告、电影，甚至歌曲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述着现代人整合身体的困难。“身体是分裂的”，这个观念迫使现代人不得不以最原始的方式交流，而这显然是与心理生活所必需的“对身体的整合”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总在不断地谋求心理整合，而儿童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对这一整合是有作用的——儿童要塑造自我就离不开他们。不管父母的实际人品如何，儿童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理想化了。这是长大成人的必经阶段，而这一时期，个人与父母紧密联系的理想尤其强烈。如果父母不懂得使自己所作所为符合这一理想，或是周围环境使理想不能实现，儿童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其人格发展就会产生问题。其实，不论是儿童还是青少年，甚至成人，具有进攻性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不安全感的产生，并不仅仅与父母对其的态度有关，它还与父母在儿童面前的其他表现息息相关。即使父母对孩子十分关心，教育也得当，如果他们在孩子面前行为不当，还是会让孩子感到害怕：孩子会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抛弃或是有可能被虐待。这源于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都存在的恐怖主题的故事和传奇，而它们往往构成儿童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故事和传奇也有助于儿童心理的发展：儿童借助它们形成在主观生活中改造幻想的能力。
父母是如何处理关系的，儿童也会照着样子去做。事实上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父母处理关系的方法中得到启发，借此来整合自己的身体，要么继续让身体处于分裂的状态。儿童可能会对这种分裂状态感到满意，这样他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这时候，父母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父母希望孩子长大的愿望将鼓励儿童成长，换言之，父母的愿望是儿童自我塑造的动力。近年来的教育模式鼓吹“不指导儿童”——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不要影响儿童”——这样做对儿童和青少年人格塑造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大人们不管他们，于是他们就被抛向了自身一时的欲望，并屈从于这些欲望。一旦进入青春期，许多处于这种情况的年轻人都会抱怨父母对他们关心不够，这导致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需要”，不知道如何对自己负起责任。只有当儿童了解了父母的愿望的时候，他才会有自己的愿望，为了不失去父母的爱，儿童就会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样去发展。而如今，那些年轻人正是由于缺少父母的希望，才会处于今天的境地。儿童从与父母的关系中汲取心理养料，以此为依托逐渐学会独立表达自己的愿望。由于儿童面对外部世界还没有足够的内心准备，因此父母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才能逐渐发展自己的能力。作为父母，就应该成为儿童与外界环境的中介。比如，父母对孩子的心理“连续性”就负有责任，这一责任直到儿童能够（多亏了父母！）独立掌握自己的内心世界为止。有了父母对儿童的心理独立所做的准备工作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心理的真正独立还有待于个体本身在童年、青春期乃至后青春期的继续努力。否则，个体就有可能感到不安和无安全感，或是始终无法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常见的情况是，父母把儿童当成和自己一样的成人看待，鼓励他们去面对事实上他们无法面对的困难。这些儿童由于能在日常生活中独立解决问题给人以早熟的印象，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他们在心理上就会突然垮下来，就会到毒品或是没有主观投入的感情关系和性关系中去寻找寄托。
某些另类的人，或者说反社会习俗的人，其实是非常依赖他们的父母的，只是他们试图掩盖这一点而已。他们在还没有解放自己的时候就想解放别人，却不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