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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吴有训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随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他和生物系教授秉志同时被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还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有关报道庆功会上，中国科学泰斗吴有训先生和他多年的学生、助手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王大珩、赵忠尧、赵九章等核专家一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和接见。
作者简介：
陈蜀尧，南京大学校友，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分会秘书长。
罗家伦重建中大（1）
文/王运来
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计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一、易长风潮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大校长，为学生所反对，月底桂即辞职。于是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却坚辞不就，校务便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6月间刘光华又辞代理职务，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此时中大全体教师因索欠薪，宣布“总请假”，发生索薪事件。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因“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而对段群起殴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7月上旬，行政院议决蔡元培、李四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整理期间由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8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为北大《新潮》杂志社的发起人之一。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份5月4日当天北京惟一的印刷品传单，在该宣言中首次提出“五四运动”一词。还被游行队伍推选为代表，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说帖。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颇为国民党上层人物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时，他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31岁。可见，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可另一方面，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五三”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客观上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二、“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
1932年9月5日，罗家伦到校视事。聘任孙本文、张广舆为教务长和总务长，以接替竺可桢和钱天鹤在整理期间所担任的职务。确定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别考试委员。接着，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学生甄别实施办法8条。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生19名，合格的学生于10月11日全部返校，中大重新开始授课。是日，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颇有影响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陈述其出任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六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惟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
三、“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
罗家伦重建中大（2）
若以所授课目而论，1934年时专任教授的课目就占到了3/4，这就充分保证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罗家伦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无怪乎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回复蒋介石的提问“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时，这样作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属不易。罗家伦重视师资，不仅在于延聘，而且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
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他也毫不含糊。
罗家伦亲手修剪的中央大学这棵茂盛的“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受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在此期间，先后被聘任为“三长”和各院院长的著名教授有孙本文、张广舆、陈剑修、查谦、汪东、李善堂、李学清、庄长恭、孙光远、戴修骏、马洗繁、郑晓沧、艾伟、蔡无忌、邹树文、周仁、卢恩绪、戚寿南等。一时间，中央大学群英荟萃，学术景象一派繁荣。
四、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
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由于1932年7月整理委员会将设于上海的商、医二学院划出（分别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因此，中大实设6个学院。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
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同时为充实中大学科起见，于5月份再度创办了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7院的格局。
在罗家伦任期内，中央大学还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7系。中央大学这种7院40余科的规模当时在我国是绝无仅有的。
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课程开设方面，他制订了8条“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不因人因事而变更；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所可能带来的弊端。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的稳定性，加之优秀教师的安心授课，就使得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为了繁荣学术和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的倡导下，中大校务会议决定发行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之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罗家伦从研究条件和社会需要来考虑，不遗余力地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如，与江宁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研究所合作种棉实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开办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与实业部合编《中国经济年史》，进行全国儿童问题咨询，主持高中英语和数理化测验，进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调查和滇边地理考察，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活动，既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又拓宽了学校研究经费渠道，还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为了确保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罗家伦还制订了学校行政工作的三条原则：（1）厉行节约，缩减行政费；（2）力持廉洁，养成廉俭风气；（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以把学校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罗家伦上任后的前5年，用于校舍建筑方面的经费达87万元，先后建成或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