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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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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象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圣约翰大学(2)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15与16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作者简介:林语堂(1895…1976年),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回忆金陵大学(1)   
  文/陈裕光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私立金陵大学,创办近一个世纪以来,培育了很多人才。金陵大学的许多校友分布于国内外,在各个领域内发挥所长,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其中在南、北美洲,金大校友有三四百人;台湾也有四五百人,分布于政治、实业、文化、教育、农业等各个方面。比如,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台湾农业界中的大部分骨干为金大 
  农科毕业生。 
  旅居国外的金大历届校友,在不少地方有校友会组织。去年夏天,我应在美校友的邀请,远涉重洋,前往访问,会见了美国各地不少的金大校友会同学,昔日莘莘学子,今已两鬓斑白。近年来,不少侨居国外的校友,出于热爱祖国,陆续回来讲学、访问,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我这个老校长,也关切备至。 
  我今年95岁,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纵有“科学救国”抱负,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共产党励精图治,祖国春风骀荡,特别在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出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宏图,举国上下,气象万千。我年事虽高,逢此盛世,深受鼓舞。 
  我青年时在金大前身汇文书院附中读书,后入金大直至毕业前后达十年之久。1925年至1951年,我重返金大,由教授至校长,又历26个年头,与金大的历史渊源很深。现在加忆一些亲历目睹,作简略叙述,因时日久远,疏漏、片面之处在所难免,希识者匡正。 
  一、创办经过 
  上世纪末,所谓“泰西各国”鲸吞蚕食,加紧对我侵略,我国国势日蹙。它们凭藉不平等条约,各自在华攫取特权,西方各式人物蜂拥而至。当时,美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甚多,他们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创办学校,先后在中国设立了13所高等学校(即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最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所。在旧社会,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之一,向由美国教会选派美国人担任校长。 
  金陵大学由南京汇文书院等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先是美国教会中的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相继派出传教士,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其中开办最早的是汇文书院,创建于1888年,距今已近一个世纪。院长就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英文日报》及《亚洲文会》杂志的福开森(J。C。Ferguson),他与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航政大臣盛宣怀及一些北洋官僚频有往来。此人来华时不过20岁左右,原是南京地区的一个传教士,操一口南京话,精通中文,活动能力很强。他很早脱离教育界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汇文书院院长待遇不高。去职后受盛宣怀之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居中国60年,对东方,尤其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兴趣很浓,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甚丰,后悉数捐赠金陵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开森被日人囚于集中营,后美日交换俘虏,返回美国。1945年病故。 
  我于1905年入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汇文书院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中学部又称“成美馆”,大学部称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1928年立案后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馆即医科,曾办有鼓楼医院。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平凡的1900年。这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当时长江下游虽没有像直隶、山东那样处于风暴中心,也是风声鹤唳,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同样受到了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冲击。这时,美国传教士也开始对在华办学重新估计。为了适应中国的现实,从多方面改变中国人对美国教会的感情,教会学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及办学水平,而三个书院分散,既不利于管理,又不利于提高质量及扩大教会的影响,几经酝酿,1907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又合并为一,定名为金陵大学。 
  合并计划的第一步是购置土地,扩充校舍。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设计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和基本土木外,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0年开始设计、动工,至1915年秋,长达5年始部分落成。建成后的金陵大学校舍,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十分宏伟,基地面积达2000多亩,与鼓楼巍然并峙,为当时南京最大之建筑。 
  二、基督化教育 
  金大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因此,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每逢礼拜,师生必须参加。后来,除本校师生外,不少校外教徒也加入了礼拜行列。基督教义为许多人所接受。 
  合并前,学校最高行政管理权操于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差会干事之手,合并后,中国籍的教职员工人数虽有增加,但行政领导、各科主任、系主任及主要教职员仍为美国人。原来的文理科有所扩充,增加了几个系,医科停办。1914年成立农林科,后又增设农业专修科。 
  金陵大学的经费,开始时多仰赖美国教会拨给,学生不仅免收学费,甚至还另给津贴,但学生还是寥寥无几,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洋鬼子”办的洋学堂,心存疑虑,多不愿送子弟入学。后来,西风东渐,家长们开始改变看法,把子女送入教会学校求学的逐渐多起来,学校开始对部分学生收取学费,我就是在开始收费后进去的。 
  教会学校重视英语,这对教师、学生都一样。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五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在课本方面,除去国文、中国经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全部采用英文,连助教指导实验、运动场上运动员的口语、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也无例外。我是学化学的,必须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修辞学、英国古典文学。由于一系列的强制措施,金大学生的英语水平一般都比较高。30年代华东四大学(金大、圣约翰、东吴等校)一年一度的英语辩论会,金大常占优胜。除英语外,学生对其他学科也能勤奋学习。写到这里,使我想起辩论会上的特殊现象:其他学校师生都是西装革履,而平时既穿西装、也穿中装的金大学生,在辩论会上一律长袍马褂,满口流利英语,一般学究打扮,直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我这个校长,在金大20多年,从未穿过西装,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率和民族精神的体现,金大很多教授也穿中式服装。   
  回忆金陵大学(2)   
  金大教学用的教材、图书杂志、仪器设备乃至有些生活设施,有一时期也从美国运来。一句话,从行政到教学,很少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现象至1928年向中国政府立案后才开始改变。教授当时皆为美国传教士,只有教中文和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才聘请华籍人员。中美教职员的待遇有很大差别,等级高低也很明显。华籍教师中出过国的比未出过国的高。 
  金大有“钟山之英”的美称。对学生要求不论学习上还是品德上一向从严。30年代初,各省兴办大学,师资咸感不足,金大毕业生多为征聘对象。高等学府是这样,政府机关、金融界、实业界、科学机构,也有金大校友跻身其间。当今积极工作,以期为人类社会贡献力量的金大学生,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 
  金大同时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并可直接升入纽约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 
  金大第一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A。J。Bowen),教务主任兼社会学教授是美国人夏伟斯(G。W。Sarivis)。夏伟斯在金大推行一种美国式的计分制,即五等制,如一班10个学生,必须按照一等1人,二等2人,三等4人,四等2人,五等1人的比例计算成绩,并硬性规定五等生开除。结果很多学生不来了,教授们意见纷纭,有的公开进行抵制。后来被迫取消。如华籍哲学和中国文学教授刘伯明,对此即表反对。这位刘教授是1909年金大文科毕业生,是中国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一位爱国学者。他在金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热爱祖国古典文学,试图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但未能实现。他的教育思想与某些美国传教士格格不入,又对外籍教师的一些生硬作风不以为然,遂愤而辞职,受聘去国立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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