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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学-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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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不以为然,遂愤而辞职,受聘去国立东南大学担任副校长。刘伯明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为人所熟知。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学,他们来到金大,不仅为了学习外语、科技和书本知识,他们有抱负,有爱国主义思想,关心学校前途。所有这些都是随后由中国人当校长的精神准备。 
  由于当时金大的经济命脉掌握在美国教会手里,校长和主管财务人员,都直接由美国教会指派。主管财务人员初称司库,立案后改称会计主任。坐这把交椅的是美国女教士毕律斯。她来华时才20岁左右,解放初离开南京时,已年逾花甲,是位有献身精神、精明能干的老小姐。1927年我当金大校长后,她是配备给我的英文秘书。 
  三、动乱中接任校长 
  1927年,我国人民的反帝如火如荼,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统治。“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天动地,一向被称作“睡狮”的中国人民觉醒了。北伐军气壮山河,一举攻克南京,南京城内新旧交替,一时显得纷纷扰扰。市上盛传国共合作政府即将在南京成立,这使外国传教士心惊胆战,纷纷作离去的打算。校长美国人包文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形势逼人,也产生了辞职返美的念头。那时,原文理科长美国人夏伟斯已回美国,我正暂时代理文理科长职务。包文耳闻目睹,感到外国人当中国大学的校长已不合时宜,认为校长一职,还是中国人出任为好。为此,他曾多次找我谈话。他认为我出身金大,留学美国,与金大源渊较深,对教会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又有过行政领导的经验。我对行政领导素无兴趣,不善于应付人事,以前所以离开北师大来宁,就是因为怕挑行政领导的担子。因此,我婉言回绝了包文的邀请。后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包文再次对我提起此事,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久,金大所有的美国传教士全部撤离南京,包文正式辞职。7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始准立案。于是,先由中国籍教授、职员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至此,金大开始在名义上由中国人领导。校务会初设委员5人,由农林科长过探先、文理科长陈裕光、教授刘靖夫、刘国钧、李德毅担任,公推过探先为召集人。后来出于需要,委员名额增加到11人。同年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就这样,我当上了金陵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直到新中国成立,高等院校全面调整,金大完成历史使命时为止,前后共24年。 
  在我还未正式担任校长之前,我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国民党仿照法国的大学院制,实属教育部)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等问题。担任校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当时具体立案条例尚未产生)。我认为在我国办校,理应尊重我国主权,立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赞成我的看法,鼓励我的行动。次年即1928年获批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继金大立案之后,其他教会学校先后呈请,其中最晚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因圣公会主教、美国传教士持怀疑态度,一直拖到1947年涂羽卿担任校长后,始向中国教育部注册立案。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我这位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立案后,我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一些调整与改革,以适合我国国情。主要是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结合)。重视发扬“共和”精神,如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二次集会,讨论、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这种共和精神,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生有自己选课方便的学分制,它是金大师生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力量,是推动金大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概而言之,即爱国主义思想、学术自由思想。 
  立案后,理事会改为校董会,增加了中国籍校董的比例,使中国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人占三分之一,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实行这种措施,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全校师生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一改革。这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四、文、理、农三个学院 
  金大原设文理、农林两科,立案后扩充成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以符合国家大学至少三院的规定。文学院设立历史、政治、经济、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及社会福利行政等八个系,初以研究为主,后重应用及推广。如社会服务深入社会基层,为妇女、儿童服务,同时还关注南京人力车夫的福利;经济系以合作经济为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际友好人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领导下,文学院许多师生参加了“工合”工作,到各地协助开展“工合”并开办“工合训练班”,我本人在成都时,也曾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是宋庆龄)。1944年我去美国考察时,曾在华盛顿做过有关“工合”的报告,呼吁国际友人给“工合”以更多资助,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回忆金陵大学(3)   
  文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所,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招收研究生。 
  理学院除原有课目外,加强了课程设备及师资力量,增设化学工程与电机工程课,后来又增设化学研究所。抗战期间,理学院鉴于公路交通之重要,汽车技术人才缺乏,又添设汽车专修科,前后举办7年,直至抗战胜利复员返回南京始告停止。 
  理学院推行电化教育时间早,历史长。从1922年开始,一直间歇地延续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客观需要,还办过二年制的电化教育专修科、三次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化教育内容包括教育电影的翻译、制作和幻灯片的制作、发行。电化教育摄制人员的足迹遍及上海、北京、江苏、安徽、河南、江西、山东、河北、绥远、福建、广东、湖南等省市,拍摄各种有关地理、工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教育电影,到全国100多个点巡回放映。有一年日全蚀,理学院院长曾偕同中国天文学家组成的观测队,前往西伯利亚、伯力和日本北海道,拍摄日全蚀电影,后又制成《日蚀》教学片一部,对群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1943年到1945年,金大内迁成都时期,每周一次露天放映教学电影,经常有许多人观看。 
  除文、理学院外,原来的金陵神学院与金大脱钩,本着信仰自由的精神,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宗教集会改为自愿参加。在此时期,教学方针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我个人提倡学生思想自由,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团契、讨论会、读书会(有宗教的,也有非宗教的),旨在了解社会实际,接受进步思想,因此,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金大农学院历史悠久,初创于1914年,开国内四年制农科先河。它的主要特点也是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重在联系中国农业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师生足迹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的农村,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其他如教学、研究也卓有成效。金大校誉鹊起,闻名国内外,农科是一主要因素。 
  1912年,农科斐义理教授向在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黄兴、黎元洪等30人,吁请赞助规模颇大的农义会,这是使遭受水灾的农民开植荒地、以工代赈、自谋生计的办法,深受孙中山先生等人之赞许。随后又请求提倡造林,经临时政府批准,并规定清明日为植树节(后改为3月12日)。金大的林科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成立的。当时,北京农商部设立的林业学校已解散,青岛大学林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也告停办,国内大专院校设农林科者只有金大。 
  农林科成立后,在南京、安徽等地购买土地,开辟农场,并在学校附近开办农事实验园,培育新品种,同时接受各省保送的官费生前来就学。山西阎锡山、南通张謇等都曾选送学生前来学农,金大也曾派人前往指导植棉。1922年,上海各纱厂为建立棉花原料的可靠来源,曾联合要求并资助金大农学院推广植棉。为此,金大开办了农业专修科、农业推广部,并在各地设立试验农场。20年代初,美国教会曾派一位教授来金大,专教棉花育种试验,后培育成第一号优良棉种,称为“百万棉”,在江苏、安徽等农村推广。继棉花之后,农科又培育成稻、麦新品种,从事推广,收效不小。 
  金大农林科立案后改为农学院,下设八个系和一个部:农业经济系、农艺学系、植物学系、动物学系、森林系、蚕桑系、园艺系、乡村教育及农业推广部。另辟农场及试验场多处,其中农艺学系共有总场一所、分场四所、合作场八场、区域合作试验场五所、种子中心区四所。仅总场就有农地1700余亩,蚕桑系桑园有230多亩,试验场面积100多亩,种植桑树数万株,对改良中国蚕桑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农业经济系曾对土地利用情况作过一次广泛调查。截至1931年止,调查范围包括辽宁、绥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还曾作过人口调查及水灾调查。对水灾调查的结果,曾细加分析,后交水利和赈济单位作预防水灾之参考。 
  1930年,美国农业部出资,在金大教授美国人卜凯(J。L。Buck)支持下,农学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农村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动员了众多的师生参加,事后写了一份长达数千页的英文报告(后译成中文,名为《中国农家经济调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位卜凯,原为安徽宿县地区的传教士,熟悉中国农村情况,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农村的报告,在美国被视为中国农业专家,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农业顾问。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联合国远东救济总署署长。在金大,他曾倡力“东方文物研究所”,罗致不少名流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语言、语法、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古籍等,前后达20年之久。 
  卜凯的前妻就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她自幼生长在中国,是一位“中国通”,先后写过五十几部作品,多取材于中国农村。她曾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大地》(Good Earth)是她的成名作,曾改编为电影。赛珍珠和她丈夫卜凯在金大任教。卜凯在农学院,赛珍珠在外语系。由于她上英文课时常常夸夸其谈,离题万里,引起学生不满,后来反映到校长室。我转告了学生对她的看法,希望她引起注意,她就被调走了。此事曾引起部分美国传教士对我的不满,他们说我不尊重赛珍珠,“使金大失去了一位朋友,殊属可惜。”我当时也深感不安,但又无可奈何。 
  根据1940年出版的《金大农学院研究设计一览》所载,农学院创办宗旨,在于“授与青年以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业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夫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 
  1934年,日本驻南京公使馆在鼓楼百步坡竖立一座钢架式旗杆,悬挂太阳旗。金大师生义愤填膺,自动筹款,于大礼堂南侧建立了一座钢管式旗杆,1935年8月落成,高出日本旗杆10尺,以示中国人民不可侮学院在这些方面,确实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当然,有些属于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要改善、改革,就不属农学院的范围了。 
  金大农学院培养了大批农业科学方面的人才,在国内农业科学阵地上,金大校友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地有关农业单位和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也多系金大农科出身。农学院历届毕业生,称得上是遍地开花。如在国外,著名的研究烟草的专家、美籍华裔学者左天觉,也出身于金大农学院。左天觉对吸烟及健康问题颇有研究,在减少烟草有害成分、生产无害或少害的安全烟草方面,作出了贡献,为此曾获1978年国际烟草协会的最高科学奖和美国政府授予的美国科学奖。目前,他主持美国安全烟的研究与生产,担任美国贝兹维尔农业研究中心的烟草部主任,也是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名誉研究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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