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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计划进入法学院、特别是希望到国外继续研究深造的学生，都必须要在入学前完成文学士课程（或至少三年课程），这是参照于美国著名法学院目前的入学要求。”
一个准备就读法律的学生首先要在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修完3年课程，然后再到法学院专攻法律课程，他花6年时间才可以取得文学士和法学士双学位。这种捆绑式的法学教育是美国著名的法学院校采用的办学方式，这样做也大大提高了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学质量。
东吴大学法学院办学之初，常规的法律课程是每天3小时，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30分到7点30分上课。将课程设在傍晚时分是为了便于兼职的法官和律师来上课。同时，学生也可以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做一些兼职工作以资助自己。
招生布告中说：“办学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完全掌握世界主要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办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一代能为中国新的、更好的法律制度作出贡献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法、英美法、中国法三个系统的法律制度课程一并开设。在学习三个法律系统的基础课程的同时，学生可以作比较。对于学校的学习计划，哈佛大学的M。O。哈德逊教授在学校的一次发言中说：“对国内法的教学建立在对英美法及民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你们学校是我所知的惟一的真正名副其实的比较法学校。”
在1920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只有与中国法有关的几门课程是用汉语教学的，而其他大多数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广泛的英语训练使得学生以后能在英国和美国顺利完成他们的研究学业。
学校在1921年组织了一个实习法庭（模拟法庭），法庭在周六晚上开庭，由学生充当律师、陪审员和证人，从外面请来的律师、法官和本校的一些教师充当法官。轮流演示3套法律程序——中国法庭（用汉语）、混合法庭（中、英互译）以及英、美法庭（用英语）。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学方式也比较特别，开始是采用“教科书式”的教学方式。1923年以后，引进了美国法律院校普遍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大概因为英美法属案例法，熟悉大量的经典案例是培养成功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必备条件。同时，“案例教学法”一反条文式的、死记硬背的、枯燥乏味的教学方法，使法学教育显得生动活泼，乐于为学生接受。
1920年时法学院只有一位专职教师，即教务长，其他教师都是由当地的法官和律师兼职的。采用兼职教师的办法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兼职教师解决了当时师资紧缺的矛盾，但兼职人员业务上的压力常常使他们根本无暇来上课，不停地调课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计划。为此，建立专职教师队伍的工作成为学校的当务之急，早期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国外深造回国的校友就成为首批人选。
1922年，一份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印刷的法学刊物《法学杂志》以季刊的形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出版。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教务长刘伯穆先生这样写道：“法学杂志的方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重含义：第一，将国外法律原理介绍到中国，并使外国了解中国的法律原理；第二，推进中外法律原理的比较研究；第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些法律原理知识，为中国法律改革作准备。”
回顾东吴大学法学院（2）
一位中国学者在1936年写道：“中华比较法学院在它20年的历程中共有95位毕业生到国外大学去深造。近来一则报道表明有72名毕业生现在在学院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40名在中学当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1名毕业生成为一所公立法律学校的校长，3名成为私立法律学校的校长；有31名当了法官；41名在政府部门工作；有7名成为立法院编纂委员会成员；2名在教会工作。上海工部局中的9名律师中，有7名是比较法学院的毕业生。”
由于人们所熟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初，教会大学绝迹于中国大陆。东吴大学的命运也是一样。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绝迹已经50多年了，在我们讨论教会大学的种种弊端之时，也应该客观地分析这种新式高等教育对中国的贡献。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章开沅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的序言中说：“中国教会大学诚然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来，并且其初始阶段又主要是为基督教的传播服务。但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教会大学不能不作相应的调适，经过本土化、人间化、学术化的艰苦历程，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曾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B。Fenn）在《教会大学在变革的中国》一文中这样说：“教会大学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有良好训练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男性和女性，而这正是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中国教会大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好的东西。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知识被翻译和示范而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的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和外洋性格的妨碍，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他们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府的伟大革命。”
在我们回顾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历史的时候，觉得芳威廉博士的评价是妥当的。
从无锡国专到清华国学研究院
文/谢泳
有一年苏州朋友黄恽送我一册《国专校友会集刊》第一集，1931年6月出版。是校友会自印的刊物，封面刊名是董康楷书题字，大32开本，前有唐文治和钱基博序言各一篇。
无锡国专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学校，虽然是私立，但名气极大。我随便翻
看了一下这册校刊，感觉很特殊。无锡国专是民国九年年底由施省之捐款创办的，当时名为国学专修馆，馆长是唐文治。《集刊》是30年代初出版，但文字还是文言，内容全部都是国学方面的。国专建立在“五四运动”后第二年，它的出现可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学的激进态度有关。“五四”以后，在振兴国学方面，国专的努力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它的努力有一个特殊意义，那就是在新学术潮流对传统学术形成冲击时，传统学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国专的选择是教育，是人才。
从这本集刊上看不出国专的教学课程设置，只从书中的大事记中找到一点点痕迹。1928年，钱基博到国专作了教务主任以后，学校的课程发生了一点变化，“本院原定学程与国立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大致相等”。可见它的教学也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一面。同年中央大学派员到国专调查教学情况答复：“极称办理完善。”同时大学院还派柳诒征来国专调查并认为：“呈报条例符合成绩优良即于9月20日批准立案。”以后国专得到教育部经费“每学年洋3000元”。国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开设党义课、三民主义试验和军事教育训练。
在现代社会里，要想保持完全的传统教育方式，有相当的难度，但国专相对调整好了这个关系。以学员人数说，第一班招了30人，以后每班也就在30—40人之间，最多一次招了50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出了很多国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如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王蘧常、陈钟凡等，这些学者最后都落脚在了中国的现代大学里。这本集刊出版时，国专已毕业（含修业和函授）学生9届，从他们的籍贯上看，除了少量四川、福建、安徽和广西人外，其余都是江浙人，我从它的这几届校友录上看，没有发现一个北方人。
无锡国专学生的最后去向，特别是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中国各大学里的中文和历史系，这个经历成了他们一生的骄傲。也可以这样说，单就学校的总人数说，国专的学生不算多，但就专业人数来说，却不算少。当时中国大学里中文和历史系的学生人数多则十人，少则三两人是常见的事。国专从时间上说，比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时间，所以它的学生中的优秀者又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如吴其昌和蒋天枢，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几十年以后再看，中国文史哲的天下，大体可以说就是由这两班人来支撑的，这只要看看从1926年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的名单就可以了。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为国立、一为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在他们以后，这一领域里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大学问家就很难了，这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无锡国专特别为人看重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国学面临冲击的时候，挽狂澜于即倒。历史在事后看有时候很让人害怕，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中国后来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真不可以设想。附带说一句，钱穆和钱锺书虽然不是无锡国专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和那里有更深的关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无锡国专的教务主任，钱穆早年的学术生涯也是在无锡开始的。想不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命，最后与一个江南水乡连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
谢泳，1961年生，现居太原。著有《旧人旧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学人今昔》、《书生私见》、《教育在清华》、《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等。
思想的关联（1）
——在一家民间报馆与一所教会大学之间
文/张国功
2002年6月17日，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民间报纸《大公报》诞辰一百周年的特殊日子。此前，关于旧年《大公报》（1902…1949年）的研究性专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
报》，都已经在大陆得以出版并引起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据了解，王芸生先生的传记也在编辑出版之中，这是继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之后姗姗来迟的另一《大公报》灵魂人物的传记；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大公报百年报庆丛书”共十册书以作纪念，丛书包括《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一百年头条新闻选》、《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大公报寰球特写选》、《我与大公报》、《大公报一百年副刊文萃》、《大公报小故事》、《大公报特约专家文选》、《大公报历史人物》、《大公报一百年》等。在读书界影响颇深的报纸《南方周末》与杂志《书屋》，亦相继刊发专辑长文，以助《大公报》百年纪念。学术界对这张在风沙扑面的现代大力标举“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为宗旨，坚持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旧年《大公报》的研究，正逐渐走向深入，日益屏弃以前惯常的阶级分析方法教条与框架，而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学术品格与思想史意味。
今天逐渐基本认同的一种看法，就是把《大公报》视为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之堡垒，把《大公报》人群体看作现代史上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将其言行喻为“比较公正的裁判”。百年回首，在近现代这一特殊时空中，民间报纸可谓多矣，惟独《大公报》与自由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追溯起来，偶然中有其必然。笔者以为，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与报格的培植与养成，从大的方面说，是昙花一现的时代大环境使然——王纲解纽、两极对立等等特殊时代的政治语境，使奉行中道而行、自由主义的《大公报》有了生存的空间；从文化生成与机制建设这一稍小一层次来说，还和这张报纸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关系密切，深受“燕京精神”之影响与熏染有关。探讨《大公报》与燕京大学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色彩找到一条隐幽的思想史线索。
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进程与古代有一点极大的不同，就是现代传播媒介开始在文化发展与思想融铸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轻忽的“势力”。在20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知识界对宣传媒介的重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教育家、传教士司徒雷登，凭着他对时代的敏感意识，从中看到了中国对新闻出版人才的需求及燕大作为教会学校在这方面可能施展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