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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冯天瑜：1942年3月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社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年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1年三年在日本讲学，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
目前正主持的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内容简介
1。何谓术语？中国近代术语是如何形成的？
清末民初，文化上的古今转换、中外交会，其规模和深度更远超战国和汉唐。此间发生了一种对雅文化和俗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态，这便是新术语层出不穷。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都是名词，所含概念与某学科和某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限制。术语的出现虽然是近代的事情，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思维日益精密的产物，但术语又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术语就是一部文化史，只有考其源流方能真正把握术语，并透过术语窥探社会—文化的变迁。术语与普通词既有区别又相互渗透。随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大规模入华，汉语的固有词汇不足以表述，新术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术语的大量入华，其输入渠道，一是直接译自西书， 二是以日译西书为中介。故中国近代新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
2。中日汉字文化的双向“互动”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来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因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总的说来，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来长时期、大规模传播到东瀛，使日本人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字在2000字以上，沿用汉字语汇词义的也很多，如日本围绕天皇和皇室的一系列专用语，几乎全部套用中国汉字词，如玉音、玉座、玉体、圣体。此外，汉字词汇在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如日本三大名园——金泽的“兼六园”，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谐乐园”，皆得名于中国古典。时至近代，学习西洋取得实绩的日本人成为中国“攫取西洋文化的走廊”。中日之间汉字文化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3。日本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其引进、吸纳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形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4。日制汉语新词大量涌入中国。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这一点对于中国是有很大的刺激和启示，自清末以来，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在中国兴起，近代日本人创制的译介西学术语的汉字新词大举涌入中国。而这些日制汉字新词大多是按汉语语法构造的，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日制汉字新词成为近代中国汲纳外来语的重要源泉，许多西学术语是通过日制汉字新词传入中国的。日制汉字新词不仅给中国增加了反映西学内容的新概念，而且也推动了汉语大发展。从而丰富了汉语系统，并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准备了条件。另外，日制汉字新词带来了后缀句式，如“……力”（生产力、战斗力等）丰富了现代汉语。
5。中国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与日制汉字新词入华的同时，中国学人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如 “理学” 译哲学，“玄学” 译形而上学，“格治学”译自然科学，“平准学” 译经济学，“名学” 译逻辑学等等。而日制汉字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提炼，趋于定型，入华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理学”，“形而上学”取代“玄学”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音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德律风”变为“电话”等等。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词曾一度传入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创的汉译词“照相”、“邮票”、“广播”所代替，因为后者更明晰易懂，自然被民众所接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国共创、同享的汉译西洋术语，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日两国与西洋文化互动的不朽铭记。
全文
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做的这个讲课的题目就是：《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如果要做一个更完整一点的表述，可以这样说，就是中西日—中国、西方、日本文化的互动与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大家都知道，语言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就是语音、语汇（就是词汇）、语法。在语言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当中应该说语汇就是词汇它是更具有活性，它更直接地更敏锐地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那么语汇当中有一类，那就是叫做术语。这个术语它是反映具体的一些特定的学科的一些专门用语，它基本上是由名词组成，而术语我们可以借用这样一个说法，一般说范畴是思维的纽结，好像思维是一个网络，通过范畴才能够把这个思维形成一个网络。
那么术语也可以说，是组成一个特定的学科的思维网络理论体系的一些纽结。所以有的学者曾经这样说过，我是赞同这种说法的。就是一种文化、一种学术的新的发展，它的体系，它的理论的新的发展是通过术语来界定的。因此关于术语的研究是我们剖析文化，剖析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很好的切入口。我们中国的近代是思想文化的一个古今中西的一个大转换，一个大转型的一个时期，在这一个特定的时期，语汇就是词汇也随之发生着这个很多变化。术语呢同样也发生着很多的变化。
而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它就是在古与今；中与西；或者说中与外文化的这样一个复杂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各个学科，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里面，所使用的大量的新的术语。大量的术语都是在清明之际，就是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当中逐步形成起来，当然后来还再进一步发展。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发生着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里面的语汇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里面的语汇。日本文化，日本文化里面的语汇的，一个复杂的一种三角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形成起来的。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内容是摆在中国和日本。但是中国和日本的语汇的互动又都是就近代而言，它又都是面向着接受消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所以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中、西日的一个互动过程，当然中国具有近代性的术语的形成，也不完全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如果要追溯得早一点的话，这个过程在明清之际，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具体是说就是从明代的万历以后，西方的耶稣会士，耶稣会这是西方旧教的一个重要的教派，一个教会团体，耶稣会士就是。比如像利玛窦、艾儒略、庞迪我、汤若望等等。这一批人，在明末清初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教的过程当中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就是叫做所谓的学术传教，就是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的一些知识来征服、吸引中国的士大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传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利玛窦等，这一批西方的耶稣会士跟中国的西学派的士人。中国西学派的士大夫结合起来，开始了对西方学术文化的译介工作，就是翻译介绍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用汉字或汉字系统，来翻译、介绍西方的学术术语。
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这个所谓叫做《泰西利玛窦口授吴淞徐光启笔受》。就是他们两人结合在一起翻译的西方的数学名著，就是《几何原本》，这应该说是利玛窦，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西学派士人徐光启结合在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通过利玛窦把西方的数学知识介绍给徐光启，徐光启有很深邃的中国文化，包括语言、汉字，汉文的表述能力。就创制了一批数学的术语，譬如体、面、线、点；直角、锐角、对角线。这些至今在中国以及在日本这样一些汉字文化圈里面，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些术语。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明末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这是随便举一个例子，另外譬如像气象学就是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也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翻译了很多西方的气象学的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的一些气象学的术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譬如像寒带、温带、热带；寒流、暖流这些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曾经我们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谈外来语的时候，曾经把这些概念都看成是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传入到中国来的。后来日本的学者自己经过了研究，认为不是，这是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是在中国发生的，就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读书人结合在一起翻译，后来传到日本。但是在中国当时没有传开来，是在日本传开来了。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的留学生到日本去了以后再把这些概念带回中国，中国人在一个阶段曾经数典忘祖。不知道这个原来是在我们中国发生的，我把这种词叫做侨词来归，“华侨”的“侨”，这个词是“侨民”，本来是我们自己的，“出去后” 现在它又回来了。所以如果要追溯一下还可以从近代的，前近代的时候。在中国的前近代，在西方已经进入近代的早期了，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术语，用汉字词来表述传入中国的这个过程。在17世纪已经开始明末清初的时候，当然19世纪初叶，这个17世纪以后当中曾经中断过一段，这就没有时间去详细说了。从康熙到雍正到乾隆，这段时间由于“教仪之争”，导致了中西文化传播的一个中断，所以这些术语，这个译介也中断了。那么到了19世纪初叶，又一批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时候不是旧教，不是耶稣会士，而是什么呢？是新教，主要是美国的或西欧的新教传教士，譬如像马礼逊这一批人以及后来晚一点的到19世纪中后叶以后的，林乐知、李提摩太这一批人。这一批人从马礼逊开始，马礼逊是从澳门进入中国，他们也同样是跟中国的一些西学派的士人结合起来，后来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是跟中国的一些，近代西学派很杰出的一些人物。比如像徐寿、华蘅方等等这些人又结合在一起翻译了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的，人文学的，社会学的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创造出了一批术语，就是用汉字创造的词汇来翻译西方对应的，这样的一些词汇，这些词汇同样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只是在很窄的范围，你像马礼逊他们当时的一些英汉词典呢，这样一些东西反而是传到幕末、江户、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简称就是幕末。以及到后来的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以后，就是幕末明治时期，西方传教士跟中国的西学派士人叫做“汉译西书”，用汉文翻译西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比在中国的传播要广泛，相应的这样一些词汇日本人吸收得更多。
当然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它的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当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明开化”，就是大量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