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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也太强，仅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或第二次鸦片战争，还不足以使中国人比较多的中国人清醒起来。真正是大清醒是从80年代的中法战争，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都是19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那么这个之后，中国认为要学西方，有一个捷径是中国人当时认为是一个捷径，那就是日本人。因为他学习西方有成效，所以呢中国人就去，通过日本人来学西方，所以这点要搞清楚，就是即使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从1896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到1905年 1906年那个时候，达到高峰，派学生留学日本，也要搞清楚尽管是派了，加起来可能有几万人留日学生。但是仍然不是去学日本，而是学日本人所学的西方，西方文化，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概念。是把日本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二传手”或者叫做“走廊”，有些学者把日本明治时代作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走廊”。所以这样就大批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另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梁启超他们这一批，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当然康有为呢，由于思想已经越来越僵化，他到日本去以后，倒没有学多少，很多的新东西传进来，应该说康有为的贡献主要在前面，但梁启超到日本，梁启超当时还年轻，另外梁启超这个人的思想非常活跃，他经常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是经常在改变观点，但是不要把他看成，说他这个人是很轻佻，不是他确实是在不断地探索。
那么梁启超，这一批政治流亡者，外加大批的留日学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到达日本，来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人所学到的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这样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借用这个张之洞的《劝学篇》的外篇，上篇是谈的“中学为体”，这是内篇“中学为体”，下篇是谈的“西学为用”，在他的外篇或者是叫做下篇，外篇里面有两篇，一篇叫做《游学篇》，一篇叫做《广义篇》，广泛地翻译，留学，而且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文化，就要游学，要出去留学，我至今认为，“游学”这个词比“留学”要好，“留学”到那儿去了就不回来了，“游学”到那儿“游”，学好了东西，回来报效祖国，所以我主张“游学”好，我主张大家多多地“游学”，“游学”回来以后，报效我们的国家，当然留在那个地方也好，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你学得更深一些，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但是还是不要忘记，报效我们这个多灾多难，但是又文化非常渊深，极有前景的国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这是他的《游学篇》，认为要“游学”，而且同时张之洞提出来了，游学东洋，比游学西洋划算。就是说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他为什么要游学东洋好呢？一个地近，就是相距很近，所以日本是中国的什么东西，是跟中国之间是一衣带水，就像一条衣带那么窄，很近。而且叫做“一苇可航”，“苇”就是一个“芦苇”，就是你乘着一个芦苇，都可以飘过去，形容其近而已，这是地近。同时与文字也相近，那么在广译东书的过程当中就把日本的大量的日本人翻译，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大量的术语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在清末民初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满天飞的，这样一个局面，正像我们现在，特别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经常是新名词满天飞，当时就是说，日制新词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新名词，在中国到处满天飞，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当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人就是非常反感，当时有一个留日的学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认为这些新名词，就好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非常危险，而且他写了几万字。这个小册子后来我在日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看了一眼。而且是他也写得当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他就是对这个现象，他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些新名词很不好，这是一种态度。另外就是包括像张之洞这样的人，张之洞本来是游学东洋，以及翻译广译东书的提倡者，但是一个人他往往是理智向着未来，感情向着过去，像张之洞这样的人，他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的人。他一方面认为要救中国，中国要富强起来，要赶紧学习西方，包括要学习日本，所以他游学广译。但是真正这些东西进来了，这就有点叶公好龙，那个龙要是来了以后呢，他又很反感，所以张之洞看了一些人写的著作。他派手下一个人就是要马上要出差，就跟他打报道，就说我要出差，就说我现在正在办手续，然后办完了以后就向大帅来报告。这个手续和报告都是日制新词，张之洞非常反感，后来张之洞就认为这些人是满嘴胡说，后来专门起草了一个文件来批判这种现象。就说今后写文章，说话都要注意，就是不要用日本名词，后来他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就说，大帅啊，这个“名词”二字，也是日本新词。所以这个就说明当时已经无法逃遁新名词的包围，所以这是一种类型，就是对这个现象比较反感，但是也无可奈何。
另外有一种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有一种简单的分析态度，你比如像章太炎或林琴南，他们就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凡是在中国的古典当中找得到根据的，日本创造的，譬如像前面我们说的，“革命”“共和”。这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凡是日本人现在生造的，我们要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没有道理。对这个现象，就是对日本人翻译西方术语的这样的一些汉字新词进入中国，持一种比较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态度，我觉得最出色的那就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不要看到王国维拖着一条辫子，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后居然还投昆明湖自沉。好像是为清王朝殉葬，实际上王国维他也是个非常矛盾的人物，他在政治上当然他是守旧的，但是这个人在学术上是有很多很先进的东西，包括对待新术语。他有很高水准的看法，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新学语》，他当时不叫“术语”，“学术”的“学”，《新学语》的这篇文章，他就是高度肯定这样一个现象。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他对这个现象做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分析。他比如说中国古代，中国本身是有很丰富的词汇，但是总是不够用的。譬如当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佛教以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那么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统的，术语和词汇传入中国，这个佛教词汇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语汇史，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我们使用的，很多重要的概念词汇，是来自于这个渠道的，譬如我们现在的世界、时间、空间，这些重要的词汇，一刹那，你这个人糊涂了，我当头棒喝，这些都是从佛教里面来，至于那些成语就更多，瞎子摸象等等。天女散花了，那就太多了。所以赵朴初先生说过一句话，赵朴初先生，当时就说那个牢骚话，因为那个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他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些人要取消佛教，要消灭佛教，他就说了，如果在我们中国要把佛教和佛教文化取消的话，那么我敢说一句话，中国人无法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是佛教语言。因为我上面说的那么重要的一些概念，是从它这儿来的。而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近代，就是从包括日本，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他认为 他把这个现象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大量的印度系的这种语汇进入中国，像“比拟”，而且认为更胜一筹，更有必要，因为现在是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方的那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我们要接受它，你就不可避免地而且必须要把人家的这些概念。人家的这些术语要拿过来，所以王国维先生，我们不说他别的很多很先进的思想。仅仅就是他对新术语的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那么应该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用汉字词译介、翻译，介绍西方的术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了后来中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分途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呢从大正、昭和，特别是昭和的后期，就是二战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主要是音译，就是用假名，片假名或平假名，翻译西方的术语，就很少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新创造汉字词来翻译。但是我们中国还继续在这样做，还在继续地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而且中国人有一种对意译有一种偏好，认为这样更有助于理解和传播。所以我们简单地回顾这样一个过程就会发现，对于我们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发展、传播和升华，已深入到我们民族的心里的，深层结构里面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的术语的进入，应该说是功不可抹的，而西方术语的进入，它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而这个进入的过程，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就是在中西之间，中日之间，日西之间，这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的，而且又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新术语的确立，我们既要抱一种积极的态度，这是一件好事，同时又要有一种慎重的科学的态度，就是文化的现代转型。它的很多的内涵是通过若干个术语来界定的，如果你这个术语界定得不准确，带来的后果很严重。而这项工作应该说是责无旁贷的，落在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肩上，应该认真地对待它，因为今后还要不断地创造，术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文化的进步非常重要，同时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要我们认真地去做。我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同学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提问：我对一个现象比较好奇，就是您刚才谈到，就是日本自大正、昭和之后对西方术语的翻译方式，产生了一个转变。由以前的意译方式向音译方式转变，是以音译为主了。而中国仍然坚持着意译的传统。我就想问一下，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为什么会存在着，这么一个大差异。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对一个外来词汇的翻译，是以意译更好一些，还是音译更好一些，意译和音译，这两种翻译方式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
答： 在汉字或汉字文化，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自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语言系统。它跟中国不是一个语言系统，中国一般是从语言学分类的时候，属于汉藏语言系统。它日本呢，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它倾向于认为它是阿尔泰语言系统，所以日本的语言，虽然文字是跟中国有所谓的日本人也宣传过。中国人有些人自己也很得意地说，是同种同文，文字有些相通的地方，但是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些汉字和汉字词对于日本来说，它仍然还是一种外来文化，所以它不一定像中国人这样有那么一种强烈的要一直把它坚持到底的那样一种民族心理，这个是有一种差异。另外，由于它的发音和我们的汉字词的那个发音又不一样，所以它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的时候，里面要转好几个弯。所以也有它的困难，所以当它的这个近代文化成熟了以后，它认为它就慢慢地要摆脱这个当中的一些麻烦，所以从明治以后到大正、昭和就慢慢地转为以音译为主。还认为音译比较简单，但是中国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当然中国现在也有音译，也有意译。但是中国人仍然更倾向于意译，意译。因为中国的这个汉字，它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且中国人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一看到一个字的时候，除了它的读音以外，更重要的是想到它的一个意思。而且中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统一了文字，并没有统一语言。东北人到广东去，包括我们到广东去，好像是听外国话一样，特别到福建，福建话比广东话还要难懂。所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字，书同文呢，如果没有秦始皇，那个时候的书同文，那中国的这个统一，恐怕还很困难。所以一个汉字对中国人来说，除了读音的意义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所以中国人在看一个词的时候，除了它的读音以外，总想从这个字面的含义当中对他有所启发。他就更容易记住，也更容易使用，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这跟日本人不一样，因为日本这个当中它还隔着一点，而中国人所以就倾向于，更倾向于意译。我估计这个倾向，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也音译与意译同时进行，现在也是在进行。但是往往一些意译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