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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纭�
“很高兴你告诉了我这些。我写的书对布洛克威茨那样的人是持批评态度的。可我简直无法与他面谈，因为他不让我上他家去，又不安排时间到他办公室去见他。”
“他的为人就这样。”
“我想，你能告诉我他的住址，”我说，“我知道这要求有点儿过分，不过这是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
她透过眼镜玻璃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你为什么非要见他呢？”
我掏出皮夹子，向她出示了证件。“布洛克威茨跟一件我正在调查的绑架案有牵连。”
“噢？”听到她雇主的丈夫跟绑架案有牵连，她似乎来劲了。“好吧，”她说，“我给你地址，但有一个条件。”
“说吧。”
“把这只鹦鹉买去。我是拿佣金的，如果今天做不成，笔像样的生意，内瓦罗会扣我这个星期的工钱。”
我朝那老鹦鹉看了一下，这可是我遇上的换取情报的最优惠价格了。“把它包上，把地址写下来。”我吩咐她。
原来内瓦罗和布洛克威茨不住在圣克利门蒂，而是住在东面靠近里弗赛德县边境的乡村里。那是个柑橘县，绵延起伏的山坡上满是橘树、酸橙树和鳄梨。“燕巢”店的那女人给我指的路十分明确。不一会儿，我就驾车穿过布洛瑟姆小镇，顺着一条路驶进了一片林子，再前行约一英里，便看见一个山坡上有一幢白色维多利亚式房子。
那是一幢乡村风格的维多利亚式大屋——方方正正、质地坚实的三层楼房，老式游廊带着围栏。房子墙上爬满了盛开的攀缘蔷薇；车道尽头停着一辆红褐色沃尔沃车。游廊秋千上，坐着一个黑头发花衣服的女人。
我四下看了看，然后下车走进林子。林子尽头就是草坪。在我和那幢白色房子之间隔着一片盘根错枝的蔷薇藤架。我一步步慢慢地往前移，透过蔷薇藤架往前张望。那女人还坐在游廊的秋千上，双手紧抱着放在膝上。她似乎在等人，在等谁呢？
这女人的外貌与那店员所描述的相符合：三十五岁左右，矮矮胖胖的，一头黑色直发，明显的南美人相貌。她就是布洛克威茨的妻子内瓦罗。
内瓦罗仍旧静静地坐着。
15分钟后，一阵汽车引擎声由远而近。内瓦罗站了起来，走到游廊边上，身子靠着栏杆往前探。一辆浅蓝色德国宝马车驶上了她的私家车道，车身上装有车载电话的天线。不久前，我见过一辆这样的车……
内瓦罗走下游廊的台阶，向汽车迎过去。车停了，接着车门打开，走出另一个女人。她身材瘦弱，浅色的鬈发垂到耳根下面，身着一件长长的蓝色夏衣。
是黛安娜·莫宁！
她们俩互相打招呼，握手的样子不像是朋友关系，带有几分矜持。她俩站在汽车边上说着话，然后黛安娜打开汽车的后门，取出一只手提箱。她把箱子拎到沃尔沃车那里，内瓦罗已经过去打开了后盖，黛安娜把箱子放了进去。随后两人进屋去了。
要一起出门？
我起身退回林子，朝自己的车走去。我悄无声息地调转车头，停在一个我看得见私家车道的位置，然后，静静地等待。
一小时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又过了三分钟——
那辆沃尔沃驶出车道朝圣迭戈开去。我等它开出一段距离后才发动那辆破车跟上去。沃尔沃径直驶过布洛瑟姆岔路口，经县辖公路上了加州74号路，在圣胡安卡皮斯特拉诺转入I—5号路。我尾随南下。暮色降临，我打开车灯，缩短了与沃尔沃之间的距离。到达丘拉维斯塔时，我怀疑沃尔沃车是朝边境去的。
到了圣伊西德罗边境出入口，路旁出现了警戒牌，与我在圣奥诺福雷看到过的一样。高高的粗钢丝网栅栏把高速公路与边境线隔断，但是栅栏的顶部由于经常有人攀援而弯曲损坏了。在栅栏与人行道之间的排水沟里有几名南美人排成一个纵队在往北奔跑。夜幕下，非法移民已经开始行动了。
沃尔沃车加速通过美国领土上最后一个出口。前方的进口港隐约可见，蓝色的“墨西哥’大字挂在六个汽车入口处。四车道的公路缩成两车道，然后再呈扇形散开。我与沃尔沃车之间拉开三辆车的距离，挨着一辆野营车徐徐开往入口处。墨西哥卫兵漫不经心地扫视着车辆，挥手示意通过——
这时我意识到我必须调转车头。
驾这辆车过境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但是驾驶租来的车返回美国海关麻烦就多了。租车合同上用红色大号字清清楚楚地印着：“本车辆不得进入墨西哥”。
“真该死！”我懊丧地猛拍方向盘。前方，沃尔沃车正通过入口处。我打了信号，开始往左边车道移去，那是个标着“U形转弯往美国”的出口。
这么说，黛安娜·莫宁和安·内瓦罗是一同去了墨西哥的巴哈了。怎么回事？她俩是什么关系？既不亲密，但也没看出有什么敌意，只是互相戒备。
返回我住的汽车旅馆后，我立刻动手画了一个图表，把布洛克威茨、内瓦罗、莫宁夫妇和海诺的名字都写进一个个圆圈内，再用虚线和箭头连接起来。在圈圈外围，我又添上马蒂·萨拉查，陆海卫士，RKI，菲尼克斯实验室，科罗雷斯国际公司。在科罗雷斯下面加了个箭头，描上伊·方特斯的名字。最后补上他兄弟吉尔伯特的名字。但仍然理不出个头绪来。
我给凯特·马洛伊打电话。斯波尔丁环保基金会的办公室没人上班，又查不到她家里的号码。接着，我给加里·瓦尔纳打电话，想知道他有没有从死者身上找到身分证件。瓦尔纳也没在办公室，同样查不到他家的电话。我把电话打到最近的阿维斯租车办事处，但是他们无法提供海诺租来的那辆车的情况。那接电话的人说他们的车是允许开到巴哈去的。于是我当即预订了一辆，以备明天早上用。
晚饭后，我把花75元买来的绢制鹦鹉从拎包里拉出来，把它放到床上，靠在一只枕头上。然后，我脱了衣服，打开那架旧电视机。电视里正在重播“寻欢作乐”——谢利·朗的一个片断。当电视插播广告的时候，我拿起鹦鹉看看翅膀下挂着的价格牌是否被那女店员取掉了。价格牌是取掉了，不过她又在翅膀下挂了另一块小牌子。我把羽毛翻起，凑着昏暗的床头灯察看上面的字。
科罗雷斯国际公司，墨西哥城。
这家公司是属于环境保护主义者伊曼纽尔·方特斯的。莫宁绑架案的信用证书抬头也是这家公司。
我勒了一下鹦鹉的脖颈，又把它放到枕头边。是巧合吗？我怀疑。
起先，绑架案似乎是被害人自己策划的。后来，一张被害人充满恐惧的照片消除了这一疑点。如今，被害人的妻子跟另一个女人一起去了巴哈，而这另一个女人开的商店就是从赎金信用证书抬头的那家公司进的货。这女人又被认为是在海诺失踪那天与他接过头的，而且她的丈夫与失踪案有牵连……
莫宁和内瓦罗为什么要去巴哈呢？她们去那儿跟下落不明的信用证书有关吗？为什么不去墨西哥城呢？
我看了看鹦鹉，这鹦鹉提供了一个线索，可我却不知如何顺藤摸瓜。这一夜恐怕又是彻夜难眠了。
19
6月12日 星场六
星期六，这个日子对查案子不利。办公室都没人上班，知情者都到海滩上去休息。可我还是一早就起床了，喝完咖啡，冲了个澡，然后动身去帝国海滩还掉租来的那辆破车。
从出租汽车总汇出来，我沿着帕默大街步行穿过五条马路，来到假日市场。
这天上午，路边待雇处没有多少人在蹓跶。市场内，威克站在收款台后面，拿着一罐冰过的百事可乐往汗涔涔的额头上贴，想用这办法来解热。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便认出了我，脸上笑容一闪，露出稀疏的牙齿。
“还是不懂英语吗？”
“不，我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边境巡逻队的人到处都是，就是找懂英语的人。”
“那天我来过以后，你跟谁提起过我来这里和我要打听的事情吗？”
“哦，说过的，跟外面几个家伙。我警告过他们，说你不是好惹的。别担心他们。那些家伙都是胆小鬼，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并不想兴风作浪。”
“你认识马蒂·萨拉查吗？”
他眯缝起眼睛，“认识。不过我断了和他的关系。现在他不跟我们接近。”
“那些在停车场蹓跶的人怎么样？他们愿意对付马蒂吗？”
“如果他们肚子饿得慌——怎么？”
“听着，有人盯我的梢。估计就是从我来这里以后开始的。可能有人向马蒂告发我——”
威克摇摇头。“该死的皮特！”
“怎么啦？你说是那个给我哥哥干活的皮特告的密？”
“对。”威克露出厌恶的神情，“皮特是我表兄的孩子，那没什么。不过，他是那种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给马蒂做事。我敢肯定是他把你出卖给马蒂的。”
“他怎么知道马蒂会对我或者说对我要调查的事感兴趣？”
威克耸耸肩。“马蒂对南部湾所有的事情都感兴趣。他出的价钱也大。”
这么说，那天傍晚在刘易斯家的楼外，我坐在“侦察者”车里时，是马蒂派的人在监视我。也就是说，那天晚上马蒂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是有准备的。潜伏在我家老屋外面的也是马蒂的人。那么那个被我在休斯顿百货公司里甩掉的戴软帽的人呢？现在还有没有人盯梢呢？
我朝装有栅栏的窗户望望外面的停车场。威克看出了我的不安，嘀咕道：“我真想把皮特揍一顿。”
“让我哥哥去收拾他吧，”我说，“我这时候能请你帮个忙吗？”
“我还欠着你的情呢，你有什么事？”
“开车送我到城里的阿维斯租车行去。”
“我这就叫办货的伙计用送货车把你带出去，就跟装一袋土豆出去一样。”
我在租车行等待的时候，用投币电话拨了罗恩·钱的号码，没人接听。我又往投币口塞了些硬币，打给圣迭戈大学哈斯利特教授。他不在寓所里。女管家说我可以在港湾找到教授。我问她在港湾的什么地方，她含糊地回答说，“哦，反正在G大街防波堤附近吧。”G大街防波堤是旧时的叫法，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改名为金枪鱼港湾。
这时，我租的交通工具，一辆漂亮的白色丰田车开过来了。我用现钱交了押金，然后坐进去，熟悉了一下车内的各种装置。两分钟后便起程去金枪鱼港湾。
往日的金枪鱼船码头早已关闭，一副破败景象、代之而起的是钢筋铁骨、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但这里仍不失为一个美丽的港湾，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港湾之一。我停好车子，开始沿码头漫步。空气里飘荡着鱼腥味、油烟味和海水的咸味。太阳热乎乎的，海风轻拂，令人舒畅。家乡的气息熟悉而温馨，让我陶醉。
港湾沿岸，是一大片饭店和停车场，陆地弯弯曲曲地伸向水域。当年大船队残剩的钓鱼船泊在码头边的水面上。人行道上的长凳，大多被无家可归者占据着。我放慢脚步寻找哈斯利特教授。当我在最南端的长凳上发现他时，不觉吃了一惊：他已经不像我在圣诞聚会上遇见的那位气度高雅、穿着讲究的老先生了。
今天的这位教授看上去跟海滨常见的那些怪人很相像：留着白胡子，浓厚的长发上戴一顶旧水手帽，身穿破旧的斜纹布裤子和蓝白条衬衫。我不仅不久前还见过他，而且他还是我母亲的一个熟人。我走上去对他说，“哈斯利特教授，还记得我吗？我是莎伦·麦科恩，上次在圣诞夜见过面。”
他抬起头，迎着阳光眯起双眼。“当然记得。”接着他端详我。“你变样了。是不是因为剪了头发？”
“是的。”
“非常适合你。”他示意我在他身旁坐下，又递给我半块三明治。我坐下了，但是没要三明治。“奇怪，”他又说，“前两天我还见到你母亲，她可没说你上这儿来看她呀。”
“哈斯利特教授，”我说，“我这趟来是想跟您打听点事情。”
哈斯利特是一位历史学家，曾写过一部权威性的圣迭戈湾史。他对这里的历史了解得详细入微，也最有发言权。我说：“我想打听些有关海上的事。您知道吉尔伯特·方特斯吗？他是墨西哥一个金枪鱼船队的老板。”
哈斯利特皱起眉，“吉尔伯特就是破坏咱们港口的一个典型例子。科罗娜船队曾经是这里最大的船队，吉尔伯特在1972年买下了它，到墨西哥重新登记，这是他逃避检查的手段。这事被环境保护主义者发现后……我想你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吧？圣诞夜咱们还是谈起过你在图发湖卷入的那件可怕的事吗？”
我点点头。“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