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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去，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又问道。
“我们一直等到6月4日，绑架者终于来和我们联系了，但还无法获知他们是陆海卫士还是其他极端组织。听电话里那个女人讲话的口音，海诺认为她是个墨西哥人。他们要200万美元，必须是不做记号的小面额现钞。你知道那笔钱有多重？”
“可以想象。”
“差不多有290磅，可以塞满几只大箱子。我们试图说服他们接受电汇转账到瑞士或巴哈马银行的账户，但他们知道各国政府和外国银行正在联手抵制讹诈勒索。他们一定要现金，又极度紧张。我们让他们送来了证明受害人还活着的证据。”又是一张幻灯片：蒂莫西·莫宁正拿着一份6月4日的《纽约时报》。
伦肖往下说：“最后，丹·凯塞尔，我的合伙人想出一个主意，由菲尼克斯在这儿的银行账户开出一张不可撤销的国际信用证书，抬头开上他们指定的任何一家国外公司，他们答应了。很显然，他们在墨西哥城的考勒雷斯国际公司有可信赖的人。”
“你把他们查出来了？”
“不错。规模相当大的一家企业，生产绢花一类东西。老板是墨西哥一个巨富家族的成员——伊曼纽尔·方特斯，他也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为多种项目捐过款，特别愿意为一些保护海洋哺乳动物项目解囊相助。”
“海豚，真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方特斯的兄弟吉尔伯特，他拥有一支总部设在墨西哥恩赛纳达小城的庞大的金枪鱼捕捞船队，这同伊曼纽尔·方特斯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兄弟之间恶感相向、仇怨以对。”
“仇视到足以使伊曼纽尔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我们已经从多种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
“那么，你们有没有试图和墨西哥当局联系，对他施加压力，查出他是否和什么极端组织有牵连？”
伦肖看着我，仿佛觉得我失去了理智。“我们是不报告官方的，只是对这事作些安排，目标是保证受害者活着回来。然后如果我们没抓到他们的话，就让当局去追捕绑架者。”他无情地笑了，“海诺被安排去办理交接；我们希望他能够认出什么人来。他们玩弄惯常的伎俩：先去这个电话亭打电话，再到另一个地方去等电话，最后讲定了地点，就是圣贝尼托县内的那个岔道。”
“那儿发生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海诺不对劲。据他说，当他到达时，岔道上还有一辆车，那个开车人张皇失措，迫使他不得已撞上一片巨砾，而那开车人却扬长而去。以后海诺干等着，却没有别的人再出现。”
“但是，你对此不相信。”
“当时我是相信的，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感觉到这事有些反常。绑架者不久又和我们联系，他们要把接头地点向南移，叫海诺到圣迭戈西克尔饭店住下，他们在星期天给他打电话。这使我们真的担心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表明他们有可能已携带莫宁进入了墨西哥。假如他们把那份信用证书拿到手而又背信弃义地不放日莫宁，那么我们就无法通过武力去重新解救莫宁。在不少国家，我们既可和那儿的当局合作，也可在他们周围动手。但在墨西哥不行。去年美国联邦政府最高法院做出裁定，允许从别国的管辖范围内强行抓捕罪犯，归案受审。在那之后，墨西哥完全退出合作。局势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危险。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动。公司的方针要求我们不涉足边境以南。”
“我知道了，所以海诺在那天晚上飞往圣迭戈？”
“嗯。我们的一个侦探让他在旧金山的奥克兰下车，并替他还了租借的车子。”
“他随身带着信用证书吗？”
“他妈的，他恰恰带着！”
“他和你们在拉霍亚的人联络了吗？”
“没有，万一绑架者在监视他，那太危险。我们知道他进了一家叫巴里凯的汽车旅馆。星期天，他由我在洛马岬角的一个女朋友送出一个口信，说接头时间定在晚上11点，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后消息。此后，海诺带着那份200万美元的信用证书，离开汽车旅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他在圣迭戈租的车子都不知去向。”
忧虑和不安顿时袭来。为了掩饰，我接着问道：“那么，信用证书被兑现过吗？”
“没有，我们随时监控着菲尼克斯的银行账户。”
“还有，海诺在他接头之前就被人下手遭了暗算，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这可能，但不大像这回事。海诺很会保护自己。我怀疑他和那伙绑架者做了笔交易，或者从一开始他就和那些人串通一气。”
“你是说从你接纳他参与这起案子之前起就有问题了？他怎么会了解到菲尼克斯是你们的客户呢？”
“因为几十星期前我给他送去的公司材料中，有一份完整的保密客户名单。我真是个十足的笨蛋，忽略了你刚才讲的那句话：时过境迁，人也会变。”
伦肖停顿下来，脸拉得老长，面色苍白。“由于我的愚蠢，莫宁可能脑瓜挨了子弹，被扔在阴沟中慢慢腐烂，而海诺正逍遥自在地坐等时机，到他认为风平浪静、万无一失时，拿出那张200万美元的信用证书派用场。”他两眼冒火，“海诺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凝神看着莫宁手拿6月4日《纽约时报》的那张幻灯片，莫宁脸上是僵硬而恐惧的神色。他已经知道他死到临头了。
但这种结局不是海诺造成的。尽管我对他的认识还没有了如指掌、知面知心，但我知道他决不会与绑架者狼狈为奸。表面上看，有关证据对他不利，但如果挖掘得深，一定会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一定要寻根究底。盖奇·伦肖不能让海诺受冤枉。
伦肖问我：“你还考虑与我们一起干吗？麦科恩女士？”
我的神情变得严峻坚毅。我转向伦肖果断地说：“是的，一起干。”
“那就让我们谈谈你的报酬吧。”
6
我把伦肖预先供我使用的现金支票放入口袋，记下去诺瓦托城外莫宁家的路线，约定4点钟在那儿和伦肖会面。对我来讲，和受害者的妻子谈谈，是必须的。
几分钟后我将车停到RKI的开户银行门口，进去将支票兑成现金，然后来到花旗银行的一个支行，将这笔钱大半存入我的账户，留一部分作零用。伦肖给我的报酬是惊人的，并让我大开眼界，条件是要我提供海诺的现况。最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众生法律事务所里静悄悄的。特德倒在他的办公椅上，两眼盯着计算机屏幕。
我大约用半小时处理了一些信件，然后再次给海诺的会计巴里打电话。巴里说海诺有过安排，在他离家外出期间，让他替海诺付账单。
“海诺当时说他要外出多久吗？”
“没有，但他告诉我也许不等账单寄来，他就回来了。不过，他也要我注意，也许他并不马上回来。”
看来，海诺对伦肖的提议似乎是愿意考虑的。如果拉霍亚的事情顺利，他就多呆上几天，如果情况相反，他就打道回府。
我谢了巴里，接着又打电话给海诺的助手凯特·马洛伊。她说她刚去过海诺的牧场，“没问出些什么。海诺没和雇员们讲过任何事。他之所以提前付他们两个月的工钱，是因为那儿有个人的妻子要生小孩，海诺为图方便干脆给所有人都预发发了两个月的工钱。”
“那么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那儿怎么样？你能发现些什么吗？”
“有些情况。他在奥克兰租车后，两次用了那张卡，一次在星期六晚上用来购买美航公司机票去圣迭戈，一次用在那儿一家名叫巴里凯的汽车旅馆。自星期天之后没再用过，但也可能是账单来得慢了。”
这些情况同伦肖讲的完全吻合。我在电话中说：“谢谢你，凯特。我有了海诺的一条线索，今晚我将去圣迭戈。”趁凯特还没来得及追问，我就挂上了电话。
我陷在转椅中，茫然盯着窗外。如果说海诺在离开图发湖的时候就已经和绑架莫宁的那伙人勾结，那么他早该做好长期藏匿的准备，甚至变卖他的财产。然而实际上他出门是由于我打电话鼓动他和我一起去怀德山脉旅行。当然，我还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不会插手那种勾当。
我用内线电话招雷到楼上来。她情绪不佳，头发、衣着依旧邋里邋遢。见我上下打量着她，她索性啪地一下坐在了躺椅前的地板上，说了一句：“祝贺你。”
她已得悉我被提升，还把海诺让人定时给我送来的玫瑰插进了我桌上的花瓶里。
我说：“多谢了。你的威利还是那么难弄吗？”
“还那样。这混账东西在婚前问题上寸步不让。天哪，好像我要他的钱！我要不要他还没准呢。”
可怜的雷，我为她遭受折磨而难过。
我对雷说：“来些赫希牌巧克力。”
“一开始就是巧克力把我弄得这样萎靡不振的。”她闷闷不乐地说，但手已伸进我的巧克力盒。这时，我开始向她讲述海诺的失踪，盖奇·伦肖的威胁，还有我假意提供线索，想把海诺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雷听着听着，眼睛越睁越大。“天哪，莎伦，”我刚说完，她就接上说，一那些RKI的家伙没把你吓坏吧？”
“我现在更害怕的是海诺的处境，伦肖一旦找到他就会下毒手。不管怎么说，个把小时后，我要去诺瓦托找绑架受害人的妻子谈谈。然后我再去圣迭戈。这就需要你帮忙了。”
“你要我在这儿为你打掩护？这你知道我会帮忙的。不过那些合伙人要是发现了……”她又耸耸肩膀，“新规定里有一条，不得在外受雇。这可能会砸了你的提升。”
“我想不会那么严重。、你愿意为我打掩护吗？”
“当然。不过我可是冒着丢饭碗的危险。这，你是知道的。”
“那么……”
“不，我不在乎。你的事重要。”她停了下来，神色变得严肃了。“不过，你要让我知道怎样找到你，看在上帝份上，让你的录音电话开着。”
“没问题。”我马上又想到了我的猫。“我还想请你喂喂我的拉尔夫和爱丽丝，行吗？”
“当然可以。”
我把一把备用房门钥匙扔给雷，说：“你还可以拥有我的玫瑰。”随后看了一眼手表，对雷说：“我们最好马上查点一下我们的办案量。我是被缠住了，你应该独立处理新来的事情。这事结束后，我保证你得到一份可观的酬劳。”
雷苦笑了一下。“只要把威利·惠兰的脑袋带给我，就足够了。”
我做好外出旅行的安排，正要离开办公室，听到有人敲门框，是格洛丽亚。她问我：“你能给一点时间吗？”
我注视了一下手表，已经2点45分了。考虑到去诺瓦托，在金门大桥上或是圣拉法尔的瓶颈地段经常发生交通阻塞，我必须多留出15分钟。“几乎没时间了。”我对格洛丽亚说。
“用不了一小会。”她进了我的办公室，坐在躺椅的边沿。
她清了清嗓门，说：“我为我昨天讲的话来道歉，我太冒昧了。”
“哦，昨天我对提升的反应也不很礼貌。”
“你考虑过那事了吗？”
“有所考虑，但还没法做决定。”
她迟疑了一下，开口说：“如果我告诉你，为什么对你接受那个提升，我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也许会帮助你打定主意。我要向你介绍我的出身和背景。”
我一下子警觉起来。我还从没听到过格洛丽亚使用过“出身和背景”之类的措词。这话简直像一句市场广告用语。
“莎伦，请听我讲出来好吗？”格洛丽亚说。
“好吧。”我在心里减去了到诺瓦托去多留的那15分钟。
“我母亲出生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她开始叙述，“家里非常贫穷。在我姐姐四岁时，父亲抛弃了我母亲，当时她正怀着我。她决定向北越过边境到美国。那儿有一个姨妈，她嫁给了一个墨西哥血统的美国人。他们能帮助我母亲。在一个夜晚，我母亲领着我姐姐等候在峡谷的一个小山头上。她们跟着其余等在那儿的人们一起越过了边境。”
我知道那个小山头。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父母亲的一位朋友住在圣迭戈界碑路边的小农场里，从那儿望得见国境线。每次我们去那儿作客，我都能见到许多人耐心地等候在那些小山上。白天，人们像过节一样，做野炊，烧烤肉食，孩子们游玩嬉戏。当暮色降临，那儿就变得万籁俱寂，他们也把随身带的衣服一层一层地穿戴在身上。黑暗中，他们等待美国边境巡逻队去其他地方巡逻。到时候，那些人都悄悄出动，伺机消失在一条条蛮荒未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