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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西土之治的缩影。接下来，作者放胆挥毫，从第二十二回到第二十
四回，用大量篇幅直接描写文王治理下的西岐风貌，那里老有所安，幼
有所养，凡属成年无力婚配者，政府发给资财使之成家；文王偶有土木
之事，无不为民所需，却又担心苦了百姓；那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甚至可以画地为牢，立木为吏；有一回开沼地，挖到一副枯骨，众人四
处抛掷，文王急忙命人将枯骨聚在一处，装入匣内埋于高阜之地，以免
暴露于野，这种“泽及枯骨”的形象图解，简直是竭尽美化之能事了；
为了治理好国家，文王思贤如渴。史书中记载文王为得四方贤达而废寝
忘食，其心之诚感天动地，不少才识之士因而纷纷前来效力。《封神演
义》中的周文王同样如此，他礼贤下士，数次屈驾来到姜子牙隐居的蹯
溪之地，并斋戒沐浴，以示虔敬。最后终于感化了子牙，答应出山辅政。
从此西周风云际会，如虎添翼。
西岐之治，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民众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对于这样的
社会，早在二、三千年前，人们就梦寐以求了，但直到整个封建社会结
束也没有实现。自然，善良的人们决不会放弃美好的理想，他们将全部
的希望寄托在圣明君主的身上，这对于灾难深重的华夏民众来说，无疑
是一种理想之光，它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或参照，以此来对黑暗的现
实统治进行有的放矢的批判。
总起来看，《封神演义》抨击弊政、歌颂仁德是带有相当程度的人
民性的，它反映了作者开明的政治观念。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封神演
义》中宣扬了孟子的理论，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全书演出殷周革命的历史故事，作者的感情砝码显然倾注在西周一边，
由此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但是，由于《封神演义》毕竟成书于封
建时代，就在这些值得肯定的内容中，也存在着矛盾重重的现象，在许
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明显的历史局限。
《封神演义》对纣王暴政的揭露用力颇勤，但在纣王背后还有操纵
者，此人便是妲己。在作者看来，所有的罪恶都是因为妲己而发生的，
纣王不过是不辨忠奸、听凭妇人摆布的工具而已。比如妲己要引诱纣王
窥看黄飞虎之妻贾氏时，纣王一开始还推辞道：“卿言差矣。君不见臣
妻，礼也。”（第三十回）可见他心中还存有礼仪之念，但经不住妲己
的花言巧语，最后干出了有失体统的事来，惹出了两条人命，事后纣王
“独自无言，心下甚是懊恼，只是不好埋怨妲己。”（同上）在某种意
义上说，纣王仿佛只是妲己掌中的一个特殊的卒子而已。确实，我们无
意否定在商朝灭亡过程中妲己起的破坏作用，这一点史书有明确记载。
《史记·殷本纪》中评论纣王道：“好酒淫乐，嬖于女人。爱妲己，妲
己之言是从。”《史记·周本纪》又引征武王作《太誓》，向百姓宣告
说：“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逖其王父
母弟，乃断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悦妇人。”但是，
过分强调妲己的罪恶，实际上是在为纣王减轻罪名，这是中国传统的女
人祸水论的具体表现。《礼记·郊特牲》中说：“好田（狩猎）好女者
亡其国。”这种论调把女人和亡国捆到了一起。《诗经·大雅·瞻仰》
中又将女人视为祸乱的根源，说什么“乱非降自天，生自妇人。”至于
孔子著名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更成了千古不变的信条。汉成帝
时，赵飞燕和妹妹合德因美貌入选宫中，汉宣帝时的披香博士淖方成当
时正站在成帝身后，见了赵氏姐妹，唾口骂道：“此祸水也，灭火必矣。”
（《飞燕外传》）原来按五行排列，汉代据火德，灭火，也就是使汉代
灭亡的意思。从此“女人祸水”一词便不胫而走，当作了灭国亡朝的症
结。当然，并不是没有人对女人祸水论表示过异议。后蜀王孟昶的妃子
花蕊夫人写了一首《述国亡诗》，就义正辞严地责问：“君王城上竖降
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军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相比而言，
《封神演义》还是逃不出女人祸水的顽固理论，对于妲己这一形象的处
理，本身就十分明显地流露出这一倾向。据《晋语》记载：“殷受（即
纣王）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本为有苏氏之女，《封神演
义》据此敷衍妲己为冀州侯苏护之女。《代醉篇》引《古今事物考》说：
“商妲己，狐精也；或曰，雉精。”于是《封神演义》又煞有介事地说
妲己是千年狐狸精。又据《周书·克殷篇》中的某些记载，捏造了另外
还有两个同类姐妹，一个是九头雉鸡精，一个是玉石琵琶精，并且虚构
了狐狸精摄魂借躯之类离奇情节以及妖精们淫乱宫廷的热闹场面，其目
的只有一个：加深人们对女人是妖孽这一观念的印象。
妲己绝非善类，这是历史的结论，我们也没有丝毫要为她开脱罪责
的意思，但作者在书中过分渲染女人祸水的观念，不仅表现出其历史观
的局限，而且暴露了其妇女观的落后，这是应该批判的。
王朝更替的年代，得道者往往是臣民，失道者无不为帝王。论理，
得道者当得天下，但按纲常伦理，臣民绝不能反对帝王。对待这个问题，
作者的态度充满了困惑与矛盾。为了宣扬西周的仁政，书中赞赏大批殷
朝臣子投向光明，其理由是：“主上失德，四海分崩，诸侯叛乱，思得
明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君不正，臣投外国”，
于是黄飞虎一家、邓九公、苏护、洪锦、邓昆、芮吉等人纷纷叛离纣王；
但另一方面，书中又宣扬对纣王的愚忠尽节，而且铮铮有词：“君要臣
死，臣不得不死”、“子不言父过，臣不彰君恶”，遂有闻仲、张奎、
殷破败、鲁仁杰等死难之士。如果说这些只是书中人物的观点，那也无
可厚非，问题在于作者同时肯定了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立场。试看反纣归
周、弃暗投明后的黄飞虎，战场上碰到闻仲，他“觌面难回，只得向前
欠身曰：‘末将自别太师，不觉数载；今日又会，不才冤屈庶可伸明。’”
在闻太师面前，他内心仍然十分惭愧，对弃暗投明并无坚定信念。渑池
县“五岳逢七杀”，黄飞虎等五员战将均遭张奎夫妇杀戮，作者又忍不
住赞叹他们道：“五方帝位多隆宠，报国孤忠史册重。”这里所谓“报
国孤忠”的“国”，当然是指西周。但再看看那个死心塌地为纣王卖命
的闻仲，作者又是如何给予评论的呢？闻太师亡命“绝龙岭”通天神火
柱中，书中写道：“可怜成汤首相，为国捐躯！”这里的“国”，显然
又指殷纣王朝。接下来，作者又写闻仲如何“忠心不灭，一点真灵借风
迳至朝歌，来见纣王，申诉其情。”最后黄飞虎和闻仲都上了“封神榜”，
一个是五岳之首，一个是雷部统帅，照样“一殿为臣”。如此不分正邪
的一例褒扬，是作者本人矛盾世界观的体现。至于著名的伯夷、叔齐，
先避纣无道而投远荒，后又拦马阻止武王东征，最后周立天下，他们又
不食周粟，死在首阳山上，对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之人，书中也照样称
赞他们：“守节饿死，至今称之，犹有余馨。”
这种矛盾现象在周文王和周武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本应是
代表正义力量的应命天子，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但实际上他们本人
除了恪守臣职之外，几乎没有一点革命的意念。文王无缘无故地被纣王
在羑里关了七年，他“毫无怨君之心”，而“反祈国祚绵长，求天下太
平，黎民乐业。见了纣王，缟素俯伏奏道：‘犯臣姬昌，罪不胜诛，蒙
恩赦宥，虽粉骨碎身，皆陛下所赐之年，愿陛下万岁！’”甚至，纣王
将其长子伯邑考醢成肉饼让他吞吃，他当时非常忧闷，作诗抒怀：“年
少忠良空惨切，泪多时雨只潸潸。”但等他回到西岐，听见大臣南宫适
等要征伐纣王以为公子报仇时，他却改了腔调说：“。。此是吾子自取
其死。。邑考不遵父训，自恃骄拗，执忠孝之大节，不知从权，又失打
点，不知时务进退，自己德薄才庸，情性偏执，不顺天时，致遭此醢身
之祸。。”为维护纣王体面竟将杀子大仇归罪于儿子的咎由自取，其愚
忠惑溺已病入膏盲。他虽然将西岐治理得很好，对纣王无道也知之甚深，
但谨守臣道，不敢稍起妄念。他说：“孤今奉公守法，不妄为，不悖德，
硁硁以尽臣节，任天子肆行狂悖，天下诸侯自有公论。。古云‘五伦之
中，惟有君亲恩最重；百行之本，当存忠孝义为先’。。”这种愚忠近
于矫情，一似沽名钓誉的奸诈，这在他临死之前表现得最为充分。他将
子牙叫到榻前立嘱：“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满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
以臣伐君。丞相若违背孤言，冥中不好相见。”又嘱咐武王姬发道：“我
死之后，吾儿年幼，恐听他人之言，肆行征伐。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
次妄为，以成臣弑君之名。”武王继位后，真的谨守文王之命，不敢造
次妄为。但天下大势所趋，已非一人一己之力所能挽回，东征伐纣，已
呈箭在弦上之势，这时候的武王，仍搬出文王“切不可以臣伐君”的遗
言，推诿不允。亏得散宜生摆出权宜之计，说进兵讨伐的目的只是“观
政于商，俟其自改”，武王才“不觉忻悦”；遇到伯夷、叔齐阻兵谬谈，
他又萌生退志；孟津诸侯会盟，众人齐欲伐纣，武王仍坚持“观政于商”、
“令人君改其弊政”。朝歌各路诸侯大战纣王，武王声称“当今虽是失
政，吾等莫非臣子，岂有君臣相对之理？”急令子牙回军；子牙使诈，
擂鼓催战，纣王负创败逃，武王对众诸侯说：“今日这场恶战，大失君
臣名分。”及至最后纣王自焚摘星楼，武王还“掩面不忍看视，兜马回
营”；亲历纣宫，他又“更觉心中不忍”，令人以礼安葬，并说：“你
我为人臣者，此心何安！”通观全书，周朝姬氏父子毫无应天革命之志，
武王只是被一群叛逆的巨子连蒙带骗加胁迫似地捧上了九五至尊，创立
了周代江山。
史实果真如此吗？不！《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会诸侯于牧
野时，曾起誓说商朝是母鸡代公鸡报晓，其国家必然灭亡，纣王用妇人
之言，将成汤列祖列宗置于脑后，又暴虐百姓，听任奸佞，今日我等乃
是“共行天之罚”。周兵攻入商朝宫城后，武王来到纣王自焚处，先对
着里面射了三箭，然后才下车，用剑刺纣王尸体，并以黄钺斩下了纣王
的头，悬于大白旗上，接着又对纣王两个已经自杀的宠妾连发三箭，又
以剑击之，用玄钺斩下她们的头悬于小白旗上。可见武王对纣王刻骨痛
恨，根本没有拘泥于所谓的君臣之礼。即使是《武王伐纣书》，姬氏父
子也是高揭反叛大■的。书中写文王临死前特意叮嘱武王说：“只不得
忘了无道之君，与伯邑考报仇。”甚至连文王之母太任，也毫不掩饰地
称赞武王道：“吾孙儿堪为天子也。”这与《封神演义》相比，不啻有
天壤之别。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封神演义》中这种矛盾与困惑的呢？宋明以
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正在沿着下行的惯性滑
落。但封建统治者并不甘心，他们更加严厉地加强了外在的思想压力。
在君主的意识观念中，着力鼓吹两种理论、两种标准：当他们要推翻前
代王朝时，就宣扬替天行道、承天应运的思想，以证实只有他们才能救
民水火、济民安康；但当他们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新的私家天下之后，
便梦想般地要将既得利益传之万代，于是必须向天下臣民灌输君君臣臣
等所谓的大节大义。正因为这样，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才得以发展并成
为统治思想。朱元璋从异族统治者手中夺回了统治权，一时间强烈的民
族意识为他家天下的私心罩上了一层金光灿烂的锦屏。但他即位不久，
为了清算犯上作乱的思想，他就对那位宣扬弑暴君有理的孟夫子非常厌
恶，乃至剥夺了他“亚圣”的称号。万历间，翰林院出身的文官高启愚
在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舜亦以命禹”的考试题目。几年后，
被人揭发说在宣扬禅让，意在恭维首辅张居正建立了像大禹一样的神圣
业绩，言下之意，皇帝虽然贤似虞舜，但仍应禅位于张居正。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