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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揭发说在宣扬禅让，意在恭维首辅张居正建立了像大禹一样的神圣
业绩，言下之意，皇帝虽然贤似虞舜，但仍应禅位于张居正。结果高启
愚遭到万历帝的严厉责办，还连累了许多为他辩护的官僚。作为封建君
主，他们希望被吹捧为有尧舜之美政，但绝不允许鼓吹尧舜式的禅让，
他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就是《封神演义》之所以会塑造充满
矫情之态的周文王、周武王形象的原因所在。
也许有人会说，《封神演义》的作者充其量只是下层文人，怎么会
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代言人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就
是统治思想。那些死心塌地宣忠效节的文人官僚自不待言，即使是被奴
役的平民百姓以及下层文人士吏，他们耳濡目染之际、身体力行之间，
无不被封建统治思想所熏陶钳制。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叛逆的思
想家很难出现，具有叛逆思想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出台。作
为通俗的白话小说，《封神演义》的作者且不论其自身思想究竟如何，
单看作品必须面向社会这一点，他就不得不考虑可能发生的社会影响，
因而也不能不遵循着封建统治者尚能容忍的狭窄通道小心翼翼地行进。
《封神演义》写的是历史，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它是作者的主观创
作，但又必须面向客观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之间，作者给
原有的革命与叛逆的故事压上了一具分外沉重的十字架，以至负载这些
观念的人物形象，有时显得扭曲和虚伪，文王可说是最典型的“牺牲品”
了。众所周知，叛逆与忠君并不是轻易可以捏合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是
对立的。因此，我们经常发现，书中文王的言行有许多经不起推敲之处；
当初诸侯进见纣王，唯有苏护不曾贿赂费仲、尤浑，显然姬昌也是贿赂
过的，这岂是贤人之所为？姬昌预知将亲食子肉，内心盘算道：“如泄
此机，我亦自身难保。”于是忍痛吞食，这不是自私忍情的表现吗？他
出牢笼，夸官数日，没有面君便逃回西岐，这岂非以小人之心揣测君主、
陷君主于不仁不义吗？凡此种种，既要让文王保住性命，躲避西土，又
要鼓吹他忠心事君，恪守臣节，于是就这般捉襟见肘，漏洞百出。
类似文王、武王这样的形象，在元明之际讲史演义类作品中比比皆
是：《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他仁厚爱民，不愿亲伐手足，结果还是做
了西蜀皇帝；《水浒》中的宋江，明明是造反领袖，却时时不忘招安，
打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最后到底还是讨伐方腊去了。。这样一大
群矫揉造作、满腹狐疑的“领袖”们，无不是由理学氛围中的文人创造
出来的。
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这种叛逆与压抑的矛盾现象还存在于人伦关系
上。《封神演义》中有三个儿子反叛父亲的故事，它们各各不同，正好
代表了这一复杂现象的不同侧面。其一是黄飞虎与黄滚，这是最粗糙的
一例，因为黄飞虎从叛君到逆父都是在浑浑噩噩、身不由己中演进的，
主要行事的是他的部下及亲族。而且，当周纪等人混战黄滚时，黄飞虎
还颇有微辞：“这匹夫可恶！我在此，尚把老爷欺侮。”最后父子同奔
西周，没有十分激烈的冲突；其二是殷郊、殷洪与纣王的关系，这是最
复杂的一个实例。在《武王伐纣书》中，殷郊不仅一心反纣，成了西周
军中最勇敢的一名战将，而且最后还高举“破纣之斧”，亲手斩了纣王。
这已是最彻底的反叛，带有强烈的民主性。《封神演义》的描写却与此
不同。一开始，殷郊、殷洪也与纣王结下了深仇大恨，在仙长的救护和
教导下，准备下山助周伐纣，但被截教道徒申公豹所惑，又坚信起“无
子伐父之理”来，结果掉转矛头，助纣伐周。最后又都追悔莫及，应誓
而死。这样一波三折，左右摇摆，虽然最终倾向仍重在西周一边，但其
中君臣与父子关系被表现得分外沉重，充满矛盾与困惑，这正与全书的
基本色调相吻合；以上两例表面写父子关系，背后却还是君臣关系，只
有第三例即哪吒与李靖的矛盾，才是纯粹的父子矛盾。儒家历来宣扬一
肤一发，受诸父母，父子关系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而《封神演义》
中却让哪吒刳肉剔骨，与李靖断绝父子关系。后来李靖毁其神像、断其
血食，哪吒勃然大怒，将李靖追杀得狼狈不堪，这样的叛逆描写已到了
最大胆的程度，但最后出了个燃灯道人，送了李靖一个金塔，从此哪吒
甘心认父，不敢悖乱。这让我们立刻想起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及其头上的
那道金箍。所有的叛逆，到头来无不功亏一篑，说明作者在本质上仍然
不敢彻底悖逆封建的伦理。
浓重的忠孝观念笼罩着这群叛逆者形象，使他们每行进一步都带着
沉重的呻吟，这是《封神演义》镂刻的时代胎记，它比诸史实与民间性
的《武王伐纣书》等，无疑是一种倒退，一种文人介入后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