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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耸听”地说政府欠教师们一个亿，弄得市领导不好下台；追查救灾款的去向，说他们贪污灾民的救命钱，使教育系统在老百姓中影响极差；人大会上“大放厥词”，标新立异的投反对票；大骂市里的形象工程是害民工程……多年来，姚立法的出格举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些事情，无论哪一件，都不是市教委有能力左右和收拾“残局”的。可是，市里领导还是把账算在了教委的头上。
据说，市领导曾经多次和市教委领导严肃谈话，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员工严加管束和教育。谈话过程中，市领导曾经暴跳如雷，说潜江从古到今就没出现过一个这样的人大代表，专门找政府的碴儿，捣政府的乱。每个人大代表都这样，那还了得？
“羊放在外面的时间太长了，再不圈养起来，要变成孙猴子大闹天宫了。”某市领导说。
似乎在意料之中，潜江市教委不仅不批准姚立法的停薪留职申请，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之后，倔强的姚向市人大请求帮助，申请做一名专职代表。
潜江市人大答复说：“只要全国人大、省人大同意你做一个专职代表，我们市人大也没意见。你向他们请示吧。”这个答复可谓滴水不漏，不赞成，不反对，不帮忙，任其自生自灭。
种种迹象表明，继续停薪留职没有任何希望了。
2000年11月，姚立法回到潜江市教委勤工俭学办公室上班。早晨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如果离开办公室达到二十分钟以上，必须向办公室主任请假批准，否则视为旷工或早退。
此后，潜江市委市政府的某些领导，对潜江市教委的日常管理工作空前重视，经常打电话询问教职员工们的考勤情况。有时候，市领导还亲自到市教委查岗。
也就是从姚立法恢复上班的时候开始，除了教育选区选民反映的诸多事情需要去做，他开始着手调查农村问题。白天要上班，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深入农民家了解情况，经常要到下半夜才能回到城里的家中。这，我将在后面做详细的介绍。
白天耗人的工作，晚上辛苦的调查，几乎把姚立法的身体拖垮。有一段时间，从来不生病，身体好得像头牛的姚立法，竟然高烧不止，痔疮也发作了，疼痛难忍，彻夜难眠。
姚妻说，姚立法每天吃完晚饭，扔下饭碗拔腿就走，然后深更半夜的回到家。那些日子，她总是做恶梦，梦见丈夫再也回不来了。
一年后，2001年的9月12日，姚立法吃惊的接到命令。市教委又把他调到市实验小学。在那里，他必须担任两个年级七个班的课程，每个班近80名学生。
如果带七个班的课程，姚立法每周至少要批改560份学生的作业。这份工作意味着姚立法连休息时间也不可能去做人大代表的工作了。因为白天上课，作业只好在晚上批改。
姚立法对于这份工作的安排，坚决表示不接受。在给市人大、市政府、市教委、市实验小学的情况反映信中，姚写道：
我19年没有教过书了，一直在机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我师范学的专业是化学，之后进修的专业是行政管理，个人爱好是学习和宣传法律，职称是中学一级政治教师。
若当教师，我自身的长处是教初、高中的政治；若不上讲台，学校除财务工作外，其他的我大多能胜任……
全市教育单位，数以百计的人多年来该上班却没有上班。而干第二份职业拿第二份工资，财政工资、奖金一分都不少，这其中还有犯有严重错误的原教委负责人等。
我认为，我不是“另类”人大代表的话，就不会有如此“待遇”。但我同时认为，人民代表为人民没有过错，理应得到支持和保护。
眼下，专挑一分我干不好的工作要我做的情况下，我特申请停薪留职，当一名专职人大代表。
“抗议”无效。这实验小学愿意也得去，不愿意也得去。姚立法担心误人子弟，坚决不带课，学校也没再给他安排别的工作。每天，姚立法在办公室无所事事，枯坐、聊天、喝茶、读报、晒太阳、打打盹儿……
没事儿归没事儿，但学校纪律——考勤决不含糊。自从上班后，学校给予姚立法绝无仅有的待遇，安排三个人记他的考勤情况——本办公室的教师、学校教导处主任和校门卫。
2001和2002年，董滩事件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市村民自治的假象被一点点揭开；187个民选村官被乡镇非法撤换的事实浮出水面；假税费改革逼死农民的事件在调查之中；教师被拖欠的工资还在继续讨要……这些事情，引起全国媒体对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广泛关注。
姚说，忙得焦头烂额，逼到那个份上了，也就无所顾忌了。考勤要记就记吧，自己该干嘛干嘛。“为选民服务总比每天喝茶聊天强，给国家作的贡献也更大。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点了点头。
一年后，当一些传媒把姚立法的事迹公诸于众的时候，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曾经派员来调查姚代表的情况。实验小学拿出考勤表，上面记着姚立法次数惊人的迟到、早退、旷工等等“劣迹”。而这一切足以表明，姚立法是一个多么“不合格”的教职员工。
在艰难中博弈，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误会中谋发展，个中滋味和辛酸，怕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
给选民的第二次书面述职报告中，姚立法的标题触目惊心《当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竟是如此之难》。
在艰难与合格的人大代表之间，姚立法划上了一个等号，让人百感交集。
述职报告的最后，姚立法写道：不管前进的道路有多难，我姚立法将始终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始终为正义而呐喊，为法制而呐喊，为人民而呐喊。
第四章 人大代表像“苍蝇”
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
没有门的村庄
“为什么董滩村家家户户都没有门呢？”我问。
“被镇里的夏征小分队拆掉了。”姚立法说。
我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对农民交不起农业税的惩罚。”姚说。
拆门的事情发生在2000年五六月份。这一年，董滩村的村民度过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夏天。
战战兢兢，不只是因为门被拆掉了，害怕小偷来偷东西。更令村民们闻风丧胆的，是竹根滩镇政府组建的夏征（夏粮征收）小分队。
看看董滩村村民的遭遇，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
村民袁书希，因为欠了村里500元钱，夏征小分队的人不由分说，就要把袁捆起来。在追打的过程中，袁的短裤被他们撕破了，逼得没办法只好跳河，差点连命都没了。
村民周绞兰，家里的米、棉絮、门、冰箱全部被“征收”走了，床被掀翻了，桌椅板凳被砸坏了，惨不忍睹。
村里的张帮爽老人被征税干部打成重伤，家里的口粮全部被抢，最后含恨寻了短见。竹根滩镇政府强迫老人的子女签了一份《安葬协商意见》，补贴死者家属5000元钱。一桩命案，就此草草了事。
后来，只要是听到村里的狗叫，村民们便条件反射的以为夏征小分队来了，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慌忙躲进棉花地里或者芦苇丛中藏身保命。
夏征小分队的人，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为什么敢于目无党纪国法？村民说，他们背后有“靠山”。
“靠山”是一个副镇长，他是夏征小分队的总指挥。副镇长曾经多次通过董滩村的高音喇叭宣布税收的“征收政策”：主动交税的免打；有钱不交的狠狠的打；抗拒不交的往死里打。
在这样公然违法违规的征收“政策”下，董滩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镇政府称，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董滩村的农民拒缴税款。一份镇里的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董滩村应该缴纳国家农业四税近40万元，可是从5月5日到6月5日开征一个月，全村收款不到9万元。
董滩村的村民说，有些钱镇里本来就不该收。根据潜江市政府当年的一个文件规定，农民负担每亩地不得超过200元。可是董滩村每亩地平均上交将近300元钱，每亩多收了近百元钱；国家曾经有文件规定，办理结婚证至多只能收取工本费2到10元。可是董滩的农民办个结婚证要交300到600元不等。
村民还说，有增无减的农民负担和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害得大家结不起婚、种不起地，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了。
董滩村是个四水环绕的小村庄，被汉南河、通顺河、反修河、联河四条河包围着。村庄通往外界只有唯一的一条通道，八十年代是一条木船，九十年代后则是一座小桥。
过去，这一带流行一句老话“金沙窝，银董滩，有金有银是曹滩。”意思是董滩的土地肥沃，庄稼落地生根，种什么成什么。这里生产著名的皮棉，是远近闻名的棉乡。依仗着肥沃的土地和质量不错的皮棉，历史上的董滩农民，一直过着比较富裕的日子。
六七月份夏征队频繁来征税的时候，董滩村淹没在绿色海洋里。半人高的棉花长势喜人，一望无际，扁豆、苦瓜和南瓜藤爬满了竹篱笆。庄稼地、自留地里开满了各色花朵，黄、粉、白、紫、红……芳香扑鼻，色彩纷呈。农家周围的高大果树，苍翠欲滴，树上的知了不甘寂寞的高声鸣叫。
夏征小分队的到来，使这个充满诗意的田园小村庄，被恐怖气氛笼罩。
据姚立法说，这一年，董滩村有十九名村民，因为欠交不明不白的税费，被夏征小分队非法的关押和殴打。这些村民不分男女，一起关在潮湿、蚊虫叮咬的小房间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恶臭难闻。这个房间由夏征小分队的人专门看守。
据被关押的村民回忆，看守人折磨人的手法花样翻新。比如，他们规定村民跪在他们划的圈圈里，如果跪的姿势不合他们的规定，立刻拳脚相加；他们命令村民的头、腹部和膝盖同时贴着墙面站着，坚持不到二十分钟，村民便倒下了。
每个被关押的村民都必须交看守费10元钱，每顿饭都由家人送来。送来的饭菜必须经过看守的检查才能吃，如果饭菜不错，看守便不准送去。理由是：把农民抓来，是来受苦不是来享福的。
非人的折磨，使村民的身体留下病根。据说某个村民因为被看守者狠踢私处，从此丧失性生活能力。
在这个没有门的村庄里，绝大多数村民隐忍、愤怒，却又敢怒不敢言。直到村民曾详均挺身而出，四处告状，这桩野蛮征税事件才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下。
曾详均告状
和隐忍的村民们相比，董滩村15组村民曾详均算是个“另类”。他经常到市里反映镇政府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和收费，多年来为全镇农民争取免除了近20万元的乱收费项目，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户。
2000年上半年夏征，夏征小分队要求他交600元农业税。曾怀疑其中含有不合理收费，只交了300元，并表示另外300元钱希望镇里拿出国家和省里的相关文件，表明不是乱收费后再交。
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却让一个副镇长雷霆震怒，认为曾是和夏征小分队唱反调。
在一份告状材料中，曾详均详细地回忆了他被抓被打的情形：
6月8号这一天，副镇长带来小分队，途中遇到我，凶相毕露，说“我这次专门搞你曾详均，弄去搞死你。”他把我关了起来，关押四天，毒打我，罚款30元。
在我关押的第三天晚上，看守说“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告状的没有好下场。这次搞不倒你，下次还是要搞你的。”
我被关着的时候，我老婆求他们说：“把我和曾详均对调一下，家里的地要耕了。”他们说：“不行，曾详均喜欢告状，出去就要闹事的。”
被关着的时候，他们罚我站，总是打我，打得我直冒冷汗，眼泪直流。
出来的时候，他们强迫我在他们炮制的《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以后不再上访告状。
多年后，我见过这份保证书的复印件，落款日期是2000年6月11日。上面写着“回去后不与村组干部闹事，今后不再告状，保证今后按时缴纳国家集体各项税费，保证今后做一个合格的村民。”在保证书上，赫然盖着竹根滩镇政府三江管理区的公章。
也是在多年后的夏天，我见过曾详均。出乎意料，这个在镇政府官员眼里长着一身反骨的农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