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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多年后的夏天，我见过曾详均。出乎意料，这个在镇政府官员眼里长着一身反骨的农民，却是满脸恭顺的神色。
记得那是中午时分，曾一身汗水的走进我所住的酒店，脚穿一双裂了几个大口子的拖鞋，手握一顶破草帽使劲地扇风，嘴里嚷嚷着“热、热呀、真热！”曾皮肤黝黑，身材高大，双眼炯炯有神，说一口潜江土话，需要仔细听才能懂。
我请他吃瓜降温。他见是黄色的哈密瓜，问：“这瓜怎么是黄色的皮？是西瓜还是南瓜？”我告诉他这是产在新疆的哈密瓜，这个老农民憨厚的摇摇头，说：“很贵吧，真没吃过。”
和曾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曾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市化肥厂打工，女儿得了癫痫病，小儿子只有14岁，上不起学，在家学裁缝的手艺。日子过得很是不易。
说起当年被关押的经历，曾双目圆睁，依然气愤难平：“我都是50多岁的人了，他们几个年轻人逼着我下跪，跪一个上午……我当时就在心里发誓，哪怕倾家荡产，我一定要告倒他们。”
“你不怕他们报复你吗？”我问。
“哪天他们把我的腿打折了，我爬也要爬去告状。”曾怒吼道。或许就因为与生俱来的这么一股子“不怕死”的血性，给了曾胆量。当姚立法着手董滩村事件的调查时，大多数村民噤若寒蝉，曾却成了姚最得力的助手和支持者。当然，这是后话。
当年，签完保证书回到家后，曾详均和家人抱头痛哭。
经过多方打听，曾详均找到因为替泽口农民打抱不平而闻名十里八乡的退休教师严清金。
1996年，潜江市泽口办事处在十多个农民的脖子上挂上“抗交农税”的牌子，押着他们游遍了办事处下辖的十多个村庄，游乡游了8个多小时。五天半的时间里，170多个农民被征税官员暴打，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妇女被打得下身直流血，一个村民的右眼被踢得鲜血淋淋，一个老人的肋骨被打断……
严老师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严老师一生从教，共产党员，曾经10多次被评为先进模范，性格刚正不阿，经常帮助众乡亲处理不平之事。经过严老师的努力，被打伤的泽口农民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几个官员被撤职。
听完曾详均的哭诉后，严老师决定帮助这个无助的庄稼人。他们俩一个月里跑遍了潜江市的各个主管部门，但是毫无作用。他们上访告状的材料，反而被市里有关部门转发到竹根滩镇政府。
7月29日，在董滩村小学的二楼教室，竹根滩镇政府召集曾详均等上访人员开了一个会。
会上，镇政府的一个管区书记威胁说：告状把董滩村的名誉都搞坏了，对孩子的升学、当兵、转学都不利。某某村因为总是上访，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大学听说是某某村的就不要了。看看，多耽误孩子的前程。
一个副镇长说：“我们政府这次是搞左了一点，像小孩子不回家，大人打了他，还把他的头打破了，其实心里是疼的。”很显然，这位镇长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父母官，把百姓当成他可以随意打骂的“娃儿”。
这位副镇长继续说：“不管你们告到哪里，还要归镇里处理，就算是告到中央，也不过下来一个批示，有什么用？所以，你们最好和政府合作。”
这个充满谎言和威胁恐吓的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前来开会的董滩村民几乎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已经无话可说了。
田副镇长说得对，告状告到中央，又能咋样？就算中央重视，中央的批示一级一级往下传达，最后还得竹根滩镇政府落实处理。告的就是镇政府，让镇政府落实什么？处理谁？处理自己吗？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没什么好下场。
会议结束后，村民们沉默地鱼贯而出。
几个村民告诉我，走出教室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准备打退堂鼓了。没有路了，不能也不敢再告了，弄不好连命都要搭进去。村里的张帮爽老人不就把命搭进去了吗？结果怎么样呢？镇里只用了5000元钱就摆平了一桩命案。多不值啊！可是镇长说了“能怎么样？啊！你们！”
此后，这个没有门的村庄，更加沉默和隐忍。
村里来了姚代表
严老师向曾详均提议，一起去找“很乐意帮助穷人”的姚代表帮忙，他或许会有办法。
曾详均说，严老师的提议让他心里泛起了嘀咕。活了五十好几了，别说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代表他也没见过一个，搞不清楚这人大代表到底是干吗的？是律师吗？律师做事要收钱的；是干部吗？会不会和那些镇里领导串通一气呢？
曾详均不清楚人大代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干什么的？当然和他的农民身份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明就里的也大有人在。
比如2005年5月份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封韩律师的公开求助信。韩律师起草了一部《制止公款吃喝法》，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三十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才能将这个法案向全国人大提交。他在信中写道“由于全国人大代表的通讯地址不公开，无法联系征求意见，所以特求助媒体。希望看到这个法案的人大代表与我联系……”
从字面上理解，全国人大代表应该是代表全国人民的。但是，即便素质高如韩律师的人民，竟然也无缘得见人大代表的“真面目”。
当年8月，一个酷热的中午，和严老师一起，曾详均找到姚立法家，忐忑不安。担心这个人大代表狮子大张口，问他们要一笔钱。
曾详均回忆说，站在姚立法家门口，他突然看见门上用粉笔写着几行字“姚代表请您把材料从门缝里塞进来”，旁边还写着姚家的电话号码。
这行字让曾的心里暖融融的。
一个月来，曾和严老师前前后后找过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官员，但是遭遇的不是白眼就是冷漠。他们听到最多的话是“去，去，我们正忙着呢！以后再说吧。”口气很不耐烦，好像是打发两条摇尾乞怜的狗。
同来的几个村民也都注意到了，大家心情振奋起来。七嘴八舌的议论说“看来，我们遇上好人了。”还有村民说“说不定是个专为老百姓说话的青天大老爷。”
曾详均与同来的村民大着胆子，“咚咚咚”地敲响了姚立法的家门。随着房门“吱扭”一声打开，议论声戛然而止，村民们自动在门边站成了一排。他们看见了市人大代表姚立法。
让村民吃惊的是，姚代表不是想象中那种有钱有权人的模样。和他们一样，他的脸晒成了古铜色，穿着起褶子的衣服，袖子挽得老高，头发支棱着，有点乱。
村民听见姚立法说：“请进来说吧，外面挺热的，屋里有电风扇。”随后，姚立法静静地听了村民们几个小时的述说。
接下来的几天，姚立法开始自费深入董滩村进行秘密的走访。
由于领导不同意继续停薪留职，白天必须上班的姚立法不得不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进行调查，每次调查都要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结束。
这是姚立法成为人大代表以来，第一次深入农家了解农民的疾苦。在后面几年的人大代表生涯中，“多管闲事”的为农民呐喊，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
调查中，他看见很多房子没有门，看见村民身上被打的伤痕，看见了被砸烂的床、被打碎的碗碟、空空的猪圈和羊圈，他还看见几个孤寡老人家里的米所剩无几……姚立法愤怒了。地方政府竟然如此胡作非为！
期间，竹根滩镇政府的某些官员放出风来，说“谁敢打姚立法一巴掌，我们奖励他一百元钱。”
为了保证姚的人身安全，村民们主动的护送他回家。曾详均说，村民害怕有人会对姚代表下毒手。
自从姚立法介入董滩事件后，姚妻几乎每晚噩梦连连，梦见丈夫被人打成了残废，或者被打得浑身是血。每次深更半夜从噩梦中惊醒，浑身虚汗的姚妻却发现丈夫仍然没有回家。环顾黑暗的四周，听着遥远村庄的狗吠声，姚妻不由悲从中来……
姚立法把自己在董滩村的走访写成一份调查材料，直接呈送至潜江市人民检察院控申科，反映竹根滩镇政府非法拘禁等诸多问题。
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对姚说：“把材料放这儿，我们要一级一级往上汇报，分管的检察长批示了，我们才能去董滩村调查。”
市检察院的程序一走就是几个月。其间，姚立法和严老师、曾详均等人找过市检察院不下几十回，但是回回得到的说法都是“你们回去等着吧，有消息会通知你们。”市检察院、市信访局、市公安局、市政府办公室、市长……该找的部门，该找的人，姚立法和农民们都找遍了。毫无结果。
8月11日，姚立法决定寻求媒体的帮助。自费到武汉市联系《农民日报》社、《湖北日报》社和楚天电台的记者，请他们到董滩村采访。
这一天，武汉市风雨交加。姚立法一个人走在雨里，浑身上下被淋透了。可是，他的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记者表示同意去董滩村采访。
那天的武汉大街上应该是少有行人。应该没有人知道，这个在暴雨中象急行军一样行走的男人，仅仅为了节省两三元钱的公共汽车费，从报社步行到火车站；更没有人知道，这个被淋成了落汤鸡的男人，是一个来自一百多公里外的人大代表，他正走在一条为民请命的风雨之路上。
下午上班时间，湖北省楚天广播电台的记者没有在竹根滩镇政府大楼里找到镇干部和村干部，却在附近的一个酒楼发现了他们。
现场酒气熏天，杯盘狼藉。几个干部已经喝醉了，歪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打起了震天响的呼噜。另外几个还比较清醒的干部，看到记者推门进来，也不问问记者到底来干什么，撒腿就跑。一溜烟功夫，人影儿都没了。
采访结束后，记者迅速回武汉发稿。在她的身后，一支由竹根滩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组成的“追兵”，一路追到了武汉。“追兵”的目的很简单：“灭掉”节目。
“追兵”晚了一步。
楚天广播电台对董滩村民在夏征中被非法拘禁的事件进行了曝光。与此同时，《农民日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披露。
媒体曝光几天后，8月14日，竹根滩镇政府做出决定：一是对征收中损坏的门板，由村委会修复后归还；二是夏征小分队和村党支部召开群众大会，当众作了检讨，并向村民赔礼道歉；三是严肃处理在夏征中作风粗暴的责任人，对管理区聘用的工作人员彭××进行辞退，镇长熊××和副镇长魏××向市委递交深刻地检讨，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管区负责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两个月后，潜江市检察院向市委市政府呈送了调查报告，指出包括竹根滩镇在内的潜江市部分乡镇确实有非法拘禁殴打农民的情况。这份调查报告写道：少数干部法制观念淡薄。不懂法，不学法，老子天下第一。他们有些人认为，我是代表政府收款的，所以我说的话就是法律，谁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将他关起来。这些人打着法律的招牌，表面上是把欠款人员弄来办法制学习班，实则干着非法拘禁的事。
潜江市委书记在报告上作了一个避重就轻的批示：“请有关乡镇对责任人严肃批评教育乃至处分。”
夏征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对竹根滩镇政府的官员来说，董滩的“麻烦事”这才刚刚开了个头。
通过对董滩村的调查，姚立法发现这个村庄还存在诸多其它的问题。这些问题远比夏征事件复杂得多，微妙得多。所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与不解决的较量中，又生出更多的曲折，引来更多的媒体关注。
“就地视察”之争
姚立法发现，董滩村第四届村委会根本不是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是个非法的村委会。
1999年9月28日，董滩村举行第四届村委会的选举。但是选举成了走过场，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现象。
董滩村全村有选举权的村民1790人，但是到选举会场参加选举的村民只有二三百人；有的村民一个人竟然填写了60张选票，这么多的选票究竟是代表哪些村民填写的，没人知道；村干部候选人捧着流动票箱挨家挨户收集选票，流动票箱中大部分选票不是村民填写的，而是由候选人自己填写的……
就这样，一个依法应该让每一个村民参与的村委会选举，好像和大多数村民没有多大关系。以至于选举的唱票计票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村民压根儿不清楚，村民们甚至不知道选举结果是什么时候公布的。
2000年3月，违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因病无法工作，竹根滩镇干部在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免去他的职务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