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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村民们争取尽快重新选举的时候，3月5日，竹根滩镇政府索性把选举的事儿抛在一边，下了一个红头文件，任命了一个新的董滩村村委会。
对此，镇党委某副书记曾这样解释：村民没有选举热情，而且董滩村一向“良莠不齐”，重新选举如果急于求成不利于稳定。
后来，某媒体言词辛辣的评说道“大概在这个书记看来，村民们两次集体签名要求依法选举的行动，算不得选举热情，而是一些落后分子在破坏稳定，所以需要镇里来安排和管制。”
事实上，在董滩村村民选举问题上，竹根滩镇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有其难言之隐。
眼看着马上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夏征工作了，如果依照农民的意愿选出自己的村官，董滩村的“抗税”势所必然，“后患”无穷。鉴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镇领导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不经过村民选举，直接任命一个听话的村干部，以绝后患。
一种不安、恐慌、躁动的情绪在董滩村的村民中蔓延。
3月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深受痔疮折磨的姚立法踏上北行的列车，自费前往北京寻求帮助。
路途遥远，路费昂贵。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姚立法只能乘坐硬座车厢，到了北京后，住的是每晚只需10元房价的最廉价的地下室旅店，吃的则是市面上所能买到的最便宜的方便食品。
听完姚立法的情况反映之后，湖北代表团的梁建国代表随即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湖北省潜江市民政局应该督促董滩村依法重新选举的建议》。这份议案引起不少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
3月14日，姚立法联系到《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前来采访。继楚天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北日报》之后，这是第三个前来董滩村进行采访报道的新闻媒体，而且是个湖北省外媒体。
陪同记者前往的姚立法在村里遭到村干部的围攻。一个村干部抓着姚的衣领，质问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不是我们村的代表，跑到我们村来做什么？”另一个村干部的媳妇儿则把姚立法堵在路上，破口大骂了半个多小时。
竹根滩镇政府某主管宣传的官员打着官腔，对记者说：“你们是北京的记者，不能在湖北随便采访。有没有湖北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有他们的介绍信才能进行采访，我们也会给你们安排衣食住行。否则，对不住了！”
根据记者的调查，《中国新闻周刊》很快就刊发了封面文章《草根民主——中国农民民主欲求比城里人强烈》，对董滩村三选村官的怪事进行了客观、翔实的报道。报道中写道：
从近年我国乡村的“海选政治”过程中，人们已经看到了农民参政的政治热情，但是他们朴素和热切的期盼，总是遭到农村现有体制和持续膨胀的农村官僚私欲的冰冷阻碍；而目前整个社会仍然有一种顽固的习惯思维，既包括许多城市人仍在嘲笑农民的民主要求。在这种可悲可怕的一种环境里，农民的民主进程艰难而缓慢……
全国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并最终把一直深藏幕后、懒于作为的市人大法工委和市民政局推到了台前。
3月底，由潜江市人大法工委、市民政局、竹根滩镇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董滩村1999年村委会换届选举情况进行了详实的调查。
市民政局公布调查结果为：董滩村在1999年的换届选举过程中，村民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候选人的产生、参选人数、流动票箱的设置等等，未能按照《湖北省村委员会选举办法》法定程序实施，选举整体无效，应进行重新选举。
一个只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就能界定清楚的违法选举行为，却是在姚代表和董滩村村民长达一年的漫长申请后，并“搬来”全国人大代表和媒体这些“救兵”的情况下，才做出界定。这应该不是“工作效率”几个字能解释清楚的。
4月6日，董滩村宣布重新选举开始。
4月9日，各小组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4月28日，董滩村海选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
5月5日将进行正式选举。
一切似乎都依法按照既定的程序有序进行。然而，正式选举的前一天，再次出现险情。
5月4号的下午，竹根滩镇政府将选票送至董滩村。
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某村主任候选人坚决要求退出竞选。原因是自己竞争不过，与其丢人现眼，不如提前撤出。这个候选人丢下一句恨话：谁他妈的再把我的名字印在选票上，谁就断子绝孙。
一个候选人的撤出，意味着所有印着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名字的选票都将作废。
选票必须重印。竹根滩镇政府的意见是，重印选票的事儿村里自己解决。
可是，怎么解决？印刷厂已经下班了，到哪里去印选票？没有选票，第二天早晨8点的选举将无法如期举行。
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火急火燎的姚立法找到潜江市民政局负责此事的科长，希望他能立刻协调并解决此事。
科长两手一摊，一脸苦笑，说：“你看都下班了，我能有什么办法？算了吧，老姚，你我都尽力了，没人会追究我们的责任。”说完，他塞给姚一本村民自治方面的宣传材料，上面印有选票的样式，然后转身走人。
选票的事儿，镇里撂挑子，市民政局不管，现任董滩村干部冷眼旁观，村民们束手无策……
4号，潜江市下起了瓢泼大雨，没有间歇过。
一身湿漉漉的姚立法回到家，顾不上吃晚饭就开始设计选票。可是，一千多张选票！打字、排版、印刷怕是真来不及了。
如果5号早晨8点，因为没有选票而无法进行选举，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儿。之前，已经有村民发牢骚说，这次再选不成，非要砸烂那个王八蛋镇政府不可。
必须先稳住村民的情绪，姚立法琢磨着。
雨下个不停。
董滩村至今没有一户人家安装电话，一直热心帮助董滩村民的严老师家也没有电话。只能跑一趟了。
晚上十一点，他披上雨衣，推开家门，走进了噼里啪啦的大雨里，朝严老师所住的乡间走去。雨实在太大了，还夹杂着隐隐的雷声和闪电。泥泞不堪的田埂，早已经烂得象稀粥一样，踩一脚下去没了脚脖子。
乡间的路是没有路灯的，姚立法凭借微弱的手电光，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严老师家。叮嘱严一定要在5号早上8点前赶到董滩村，稳定村民们的情绪。
雨一夜没停，姚立法也一夜没睡。
家里没有电脑，凌晨3点多，姚敲开了打字人的店门，打出选票的票样；5点钟，姚敲开印刷厂负责人的家门，求爷爷告奶奶，负责人总算答应召集工人替他印刷所有的选票；早晨7点多，姚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董滩村；8点，村民们欣喜地看见姚立法出现在了选举的会场。
一夜没睡，又在雨里来回奔波，痔疮一直没好过。姚立法看上去很憔悴，也很疲惫。
村民说，那天的姚代表，脸又黑又瘦，眼睛熬夜熬得通红，嗓子也是哑的。
选举的会场安排在村小学的操场上，会场很是热闹。有村民主动地站在操场的入口处，将成群企图进入会场“破坏”的鸡鸭鹅挡在了外面。
市里、镇里都来人了，几辆警车停在会场的周围。全村男女老少，也都早早的来到这里，等待着神圣一刻的到来。
几千年了，董滩村的老百姓是第一次自己做主，选举村官！村民说“我们真的是翻身作了主人了。”
5号的早晨，天下着蒙蒙细雨。一个八十岁的老大爷，家里没有雨伞，把最厚实的棉袄穿在身上。说是这厚棉袄能挡寒、挡雨。淋湿了棉袄可以在太阳下晒晒，误了选举可是大事儿。
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说自己实在太高兴了，给众乡亲邻居唱首歌热闹热闹吧。她唱了一首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歌，赢得了村民们的热烈掌声。
8点20分左右，选举正式开始。
尽管在选举的过程中，发生了村里老干部故意断电致使扩音器不响和抢选票、砸票箱、老干部儿媳妇现场撒泼骂街的事儿，但是都得到了及时的制止。
一直不屈不挠的“老上访户”曾详均当选为新一届的村委会主任。在有效票933票中，他得了795票，逾8成半的村民把支持的一票投给了他。老干部们则全部落选。
当选举结果宣布的时候，董滩村长久的响起了喜庆的鞭炮声。
新当选的村干部激动地发表当选感言：感谢姚代表，感谢各级领导。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董滩村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公正的选举。
关于这次选举，竹根滩镇政府向上级递交了一份充满溢美之词的总结报告，但其中，只字未提市人大代表姚立法所起的积极作用：
我镇董滩村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在市人大法工委赵主任和市民政局王局长、戴科长等领导的亲临指导下，成立了以党委副书记郭杰同志牵头、镇政府副镇长田龙同志具体负责，有组织、信访、劳动人事、民政、公安派出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村委选举工作指导组，从4月6日开始进驻董滩村，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有序进行操作，于5月5日正式选举成功。
经过艰难的抗争，董滩村终于如愿选出了自己满意的村官。
两个月后，村民对前来采访的某南方媒体记者说：最大的变化是去年的这时，夏征已经开始了，村里鸡飞狗跳，人人自危，但是今年就安静祥和多了。姚立法则对记者总结了自己的“董滩经验”：
一、农村是迫切需要民主的。因为民主对于农民来说不是玄妙的理论，而是争取切身利益的手段。借口农民“素质低”，不肯将村民自治的权力实实在在的赋予他们，是错误和荒谬的。
二、民主的细节比民主的口号更重要。村委会直选、村民自治的宣传不能流于形式。应当让村民们掌握选举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的操作方法，是选举利器牢牢的掌握在村民的手中。
三、对村民自治，外界有必要引导，但是不能包办。农村里有很多优秀的、有能力的村民，能够领导大家实现村民自治。应当鼓励、发动广大村民自己去实现村民自治的理想。
四、农民通过推选候选人、填写选票的行为，逐步学会了少数服从多数、有事共同商量的办事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选村干部是克服愚昧无知、进行民主训练的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实现自治后的村民，把一个村的事情管理好了，逐步就会管理好一个镇、一个县的事情，直到学会管理好一个市、一个省，乃至整个国家。这将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意义深远的一件事情。
此后，很多董滩村民成了姚立法家的常客。如果进城了，就像走亲戚一样，村民们总也忘不了去姚代表家坐坐，带些时鲜的蔬菜给姚代表尝尝，还经常留在姚家吃顿饭、喝点小酒。
不仅与城里的教师、下岗工人和小商小贩们交朋友，姚立法也赢得了这些乡下农民坚定不移的友谊。
多年后，当已经离开人大代表岗位的姚立法陪同我前往董滩村采访的时候，村民老大远就打招呼“姚代表，来了？”
我说：“他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你们还这么称呼？”村民回答说：“习惯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人大代表。”
“一个好的人大代表。”旁边一个村民大声说。
《南风窗》冲击波
自从当选为人大代表后，姚立法大胆直言，默默行事，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出名，出大名。
2001年7月1日，《南风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隆重推出记者陈初越采写的长篇报道《为人民呐喊——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参政传奇》，全景式展现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为董滩村农民、穷苦百姓和选民的利益奔走呼号、不畏权贵的参政故事。
《南风窗》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政经类杂志之一，在杂志每一页的左上方，都醒目的标着这样一行字“一份有责任感的杂志”。
在这期杂志上，同时刊发的报道还有《沈阳腐败窝案浮出水面》，说的是震惊中国的沈阳市长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的腐败问题；《神化的王志东和坚硬的新浪》，报道轰动IT界的CEO王志东从新浪出局的重大新闻事件；《港人西进》，探讨香港企业界到中国西部发展业务，政府能否为履行合约提供法律保障的问题。
这三篇报道所涉及的新闻事件，在当年都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几乎占据了中国大多数政经类平面媒体的重要版面。但是，《南风窗》却将最重要的版面留给了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一个读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来自小地方、名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