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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相对公正的程序和规则实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推进这种改革的同时，有一个重造改革标准的问题；二是承认利益社会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承认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且在制度上设立利益表达和不同群体利益的安排；三是利益的合作不仅仅是竞争，而且是合作，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劳资上形成合作主义的安排，这可能是合作主义现实体制当中的重要内容。
他最后说：“如果把郎咸平和张维迎双方对立的观点简化一点的话，做一个调查，民企的老板绝大部分支持张维迎，私人下岗职工说找郎咸平，所以不在于是学识、利益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由于利益的问题，把本来能够形成共识的问题，变得对立，其实如果两派争论得非常激烈，面红耳赤，针锋相对，有些东西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与会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曾经发表过许多公开信，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方向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中国的改革应该从过度地追求效率转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但是他主张中国应该转向一个人道的市场经济，就像发达国家转向人道资本一样，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
在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侯若石教授。他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长期从事国际经济关系和外国经济制度研究，现供职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在郎咸平炮轰顾雏军之前不久，侯若石在2004年第6期《开放导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3名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认为他们的改革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侯文同时尖锐地指出，3名经济学家鼓吹的英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绝对不适合我国国企改革的模式。一石激起千层浪。侯文的发表，立即在经济学界和有关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高度重视。这篇文章除在网上不断大量被人转贴外，《前线》、《社会科学报》等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和报纸也纷纷转载或邀其另行撰写了内容相近的文章发表。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呼吁“善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侯若石又在网上著文，认为张维迎主张国有企业民营化，违反宪法规定；而张维迎把社会捐赠当成企业社会责任，也有违经济学常识。所以他奉劝张维迎 “学习宪法，也学学经济学”。
侯若石在会议上直言：鼓吹贫富差距合理的经济学家有害无益。他指责有些经济学家拿落后的产权制度、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骗人。“说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说这个话有什么用？什么叫善待？我们对犯人才叫善待！谁不善待了？提点意见就不是善待了？”很明显，这是在驳斥张维迎。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路子走得太单一了，经济学界的主流派把效率看得高于一切，忽视了社会公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到底如何搞？他主张国有企业要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也要改革，但是要尽量争取效益的公平，要谋求效率、公平的平衡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是专门研究政府问题的，着眼点在政府治道变革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郎咸平的判断中，有些是正确的，但从个别判断一下走到全面判断，对民营资本进行全面清算，停止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并不是好判断，也不是好政策。对民营企业家违法行为的“清算”，应该是司法过程的清算。以司法的正义，取代道义的正义，以司法的程序，来取代革命的程序，是现代社会的一大进步。在对企业家的违法行为方面，无论是外来的企业家，还是国营的企业家，都应该与民营企业家一样，受到各个方面的严格监督：侵吞国家资产，就对其进行公诉，如果侵害公民利益，则让其通过主张损害赔偿的形式对其提起民事诉讼。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止。
中央编译局研究院东欧处处长金雁女士是对东欧和俄罗斯有相当深刻研究的学者。她从俄罗斯东欧的改革中得出结论，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有缺陷，关键在于公平问题。金雁在发言中提到：“对于改革当中的公正问题，我和秦晖很早就注意到了”。
秦晖就是金雁的丈夫。郎顾之争以来，许多学者期盼着这位著名学者发言。
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1）
秦晖
郎咸平对几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质疑，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在经济学家们激烈的争辩中，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的名字被屡屡提及，因为早在十几年前，这位从研究农民史转而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就已在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不公正性。
挺郎的“非主流”人士纷纷回顾自己过去也批评过这场瓜分国家财产的盛宴，但与他们相比还是秦晖最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商官倒现象、价格“双轨制”下的以权谋私和承包制下的“公产私用”已经引起社会不满，也使研究农民史的秦晖产生了改革可能遭扭曲的忧虑。1990年左右，许多人断言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将会终止，但是他从历史上许多类似过程中感到改革过程反而会加速。果然，1992年后改革很快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形势的发展迫使他从“经济史”走入了“经济”。1992年股市急遽升温直到发生深圳10月骚乱，第一波“圈地运动”也澎湃而起。为此他在深圳股潮后不久写了长文《危险的第一级火箭》，提出了“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到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等问题——这其实就是11年后郎咸平所讲的“保姆占了主人财产”的现象。
尤其是1992年8月，原官员身份的深圳罗湖区时代实业有限发展公司总经理叶启明（叶挺将军之子）提出个人集资2000万元购买本公司，成为见诸报道的首例法定代表人购买自己企业的“自购自”案例，这也就是今天成为时髦的“MBO”。秦晖写了《“叶启明现象”辨析——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的“自购自”问题》一文指出，无论这一个案中的叶启明作为经营有功的企业负责人应该如何给予奖励，在中国现状下作为一般性问题，企业负责人“按自定价格或至少是以此为基础的非市场性价格购买自己所管企业，并使之转为自己所有的做法”不能提倡。“在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中‘自购自’的方式是不应允许的。”产权改革“只能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公开拍卖不失为其中的一种选择”。秦晖认为，11年后郎咸平对MBO的看法与他大致相同。
1994—1996年间，秦晖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刊出了“四论公正至上”，对经济转轨中的公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1997年之后，在“国企改革攻坚战”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比“分”和“卖”更刺激的做法。如对大型国企实行“靓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权力直接把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即所谓MBO）。他在《财经》杂志上对此提出批评。据后来媒体综述，当时对“长沙模式”的质疑以秦晖最为激烈。2002年后，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管理者控股的呼声大涨，风传次年将是“MBO年”。他为此写了《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与《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级管理”不能改变政府只是国民资产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质，国有资产的处理必须先讨论并经过立法（这也是郎咸平此次的主张），并必须有公共参与与有关利益各方的公平谈判机制。至于管理者控股，他认为如果在公开公平的竞标中实现，那当然可以。但是在非竞争条件下用政治力量推进这种做法，乃至搞大轰大嗡运动式的“MBO年”，是决不可以的。
这些文章让许多人认为秦晖是一个经济学家。其实不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秦晖的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更新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秦晖被誉为这个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出生在广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有一次他谈到身世时说自己“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因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他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他辗转了全国许多省的医院，最后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做了眼科手术。他感叹地说：“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虽然动了手术，但他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他没有受到过多少课堂教育，实际上只在“文革”前上过6年小学。1969年开始下乡，在农村待了9年，之所以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与他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时体检总是不合格。有一次他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知青们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秦晖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他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他不愿求着他们要自己。
他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他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他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只要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他，但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成。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演唱材料。当时中国各级的文工团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是有专业的创作组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就打算留下他，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成。在那段时间里，他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于是有机会看到了“只给县长看的书”。小学毕业就跟着潮流闹革命的青年秦晖，开始了“真正的思想成长历程”。
秦晖回忆说，“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中的藏书也很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农村那几年，我也学到了不少人生经验，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在农村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又有了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学校都不是太好。25岁的秦晖虽然当时在县里是文科第一名，或许当时他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第一次没有被录取，他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他就没有去。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秦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却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都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或者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只有他一个。
秦晖大洋彼岸来信：要天平还是要尺蠖？（2）
秦晖至今对他的研究生导师——中国农民史学开创人赵俪生先生，心怀感激，“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