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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认为投行的经济学家更有发言权，他说：“国内从事上市公司、企业集团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不过主要集中在投资银行。他们同样是经济学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更有发言权。”
赵晓此言一出，立刻“麻烦上身”。在其主持的网络论坛上，有经常与之讨论问题的人士提醒到：“你这下栽大跟头了，看人家怎么评论你。”
经济学界集体失语了吗？（2）
“写报告当然要认真，多花一点时间是应该的，但是看一个报告，也要花写报告的一样的时间，闻所未闻！一个导演可能花了一年时间拍了一部电影，如果观众走出电影院说半年以后再评论，一定会被人笑掉大牙。”有人这样评论赵晓的“拖”字诀。
8月23日，赵晓对于媒体的报道进行了补充说明，他说：“记者的描述，漏了非常重要的两句，一是我说过的‘郎咸平提倡研究后再发言，我很认同这一点。’二是‘如果没有经过研究，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郎咸平的分析，都没有含金量’。”
赵晓特意表示，他与郎没有任何个人过节。“我的好朋友易宪容是郎的好朋友，其《公司治理结构》一书由易译出，并首先送我。我对郎的研究能力很佩服，并欣赏其敢于揭露问题的勇气。但我个人秉持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原则，不会因郎的研究水平高而简单地对他的任何分析说‘是’与‘否’。除非我自信自己已经过独立思考……从学术自由严格的立场出发，他的同行亦有选择‘学术沉默’的自由。因此，郎甚至没有理由要求同行回应。”
赵晓在论坛里说，希望郎咸平的研究和讨论能在“学术”的范围内进行，不要演变成“政治”问题、“划线”问题、“表态”问题。如果从学术问题变质为全民讨伐，那既是对郎学术研究的讽刺，也标志着中国人思维的再次退化。
他认为，郎咸平所提问题的本质，是提出了中国民营化过程中的“程序合理”问题。但需注意的是，这个“程序合理”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程序合理”大不相同，“事实上任何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承认，后者要复杂得多。”
不管怎么说，郎顾之争已经超脱个人之间恩怨的纠缠，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这正是郎咸平所希望的。
当赵晓在北京回应郎咸平的同时，上海的《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两位学者对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不同意见。复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认为，郎咸平对国资、国企、国有股的一系列发问，都是经济学者们很关心的问题，但他指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而进入市场范畴，这是不严谨的，是对企业的一种不负责任。张军表示，郎做的是一种“案例分析”，是在有限的数据基础上作分析、推测，从而提出猜测和假说。“这种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深入企业内部去论证。”张军认为，郎咸平并未真正进入企业，因此，研究的结论不够成熟，还停留在猜测层面，不应该“急于求成”地公诸于众。同时，张军指出，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学者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然而，这种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
另外一位学者是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名誉院长、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汪康懋。汪康懋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自费留美，他在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和英国STRATHCLYDE大学先后取得了金融管理学硕士和金融与会计学博士学位，并获高级财务会计师证书和中国法律文凭。汪是最早几个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汪康懋作为中国旅美金融协会的创始人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时期的两届理事，他积极参与国内经济改革，并策划每年举行邀有国内改革决策者参加的研讨会，同国内改革决策者和学者交流。汪康懋是追随厉以宁呼吁股份制的倡导者，他不遗余力地在国外倡导中国企业走股份制道路，力陈股份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适应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相结合的新思路。
汪康懋明确表示，“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他指责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有失偏颇的。他认为，郎咸平对我国企业家的定位——职业经理人——并将其比喻为企业“保姆”的说法是错的，“比如张瑞敏等，这一批人应被视为‘创业者’，而非‘职业经理人’。”他认为，张瑞敏等“创业者”靠实力和本事调用各种资源，做的是把“茅草房”变成“高楼大厦”的工作；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做强后聘用的人。汪康懋建议，在产权处理上，企业完全可以采用“股权奖励”的方法，这既能达到激励企业家斗志的目的，也防止了流失情况的发生，而郎这种会伤害到企业家的做法是不对的。
后来，汪康懋还在《新民周刊》撰文《郎咸平，你不厚道》。文章说：“近期郎咸平高调把矛头对准张瑞敏、李东生等优秀民营企业家，断定他们侵吞国有资产。我作为具有郎所缺乏的10多年商界经验（其中7年任CEO）的国际学者，并做了连续3年我国1300家上市企业大样本实证研究，感到有社会责任反驳郎的观点，以正视听。我了解现在国资委管辖的160多家大型国企绝对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总裁每几年一轮换，即使企业已上市（如中石油等），也未受领过任何股份。”
汪康懋说：“郎的攻击性语言、教父式的目中无人，凡此种种，我看不到郎咸平的学术严谨。我送给郎咸平10个字：做人要厚道，有话好好说。不要亢奋，不要走极端。最后我想说明一点，国家的一系列财经政策，如稳定汇率、海外上市、大规模发行外债、出售土地使用权、保值储蓄、住宅商品化、建立股市、A股B股分设、基本面分析、证监会银监会国资委的成立，这些都不是郎咸平提出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我们的金融学者已为国家创造10万亿财富，这就是我们金融学者的学术良心和民族良心”。
杨帆的抱怨（1）
杨帆
“2004年8月20日，我正在南京参加‘东部战略研讨会’，连续接到几个记者的电话，希望我们声援郎咸平，原来他因为质疑国有资产流失，遭到顾雏军起诉。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呼吁多年，传媒很少报道，郎咸平也没有声援我们呀，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声援他？是不是因为他是美国回来的，就特别值得炒作呢？”
说这话的是谁？他叫杨帆，被媒体称为是“一个炸药包”。杨帆出身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本人毕业于北京四中。“我才是精英呢”，他后来在给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中曾经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精英，但不是现在这些人，真正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是那些做了牺牲的人”。杨帆年长郎咸平6岁，1951年生于北京。“26岁我上大学，之前我在工厂做过8年的工人，还插过队，还失业2年”。1984年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获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曾担任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杨帆一直以这段经历为骄傲，认为自己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改革进程。
后来他这样对媒体回忆，“我在天津开发区、广州开发区和蛇口工作，搞过民主竞选，搞过实践，是拼过血肉的。我不反对他们立话语霸权，但我在改革开放中是有地位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靠书本，而是靠实践走出来的。我当时是放弃了三个北京户口，全家调进天津塘沽开发区，当经济研究所所长，干了5年，和北大的张炜一起，在塘沽找了间破房子，我们搞民主竞选，章程就是学的西方的上下议院。后来搞引进外资，政府职能转换，那是我们最早搞起来的。我是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当时我要发财可以去深圳，要出国留在北京财贸所，但我一没出国二没发财，留在开发区搞实践。我是做过牺牲的，没有捞到任何好处。血肉是比文字更扎实的，没有拼过血肉，一定长不了，这是我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才会这么考虑问题，和投机取巧的暴发户不一样”。
在大学期间专攻国际金融的杨帆1989—1993年任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进出口副处长，后在深圳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工作过几个月，对于“两币流通”进行了研究；在天津开发区任研究所所长期间，对于外资企业的考察和工作经验奠定了他的研究的微观基础。90年代他回到北京，在国家物价局涉外价格司管理外贸价格，几次调整人民币汇率他都参加了算账。1994年当郎咸平就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的时候，杨帆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1995年跟随经济学家张曙光读在职博士，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每次去外面演讲，杨帆都拿出行李手推车和旅行包，装上满满一旅行包的书。杨帆说，他每次去演讲时都卖书，但他绝不会硬塞给听演讲的人，愿意就买。“我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我讲尊严而不在乎面子”，杨帆就这样拉着车放到演讲现场去卖。他平时都是自己扛着过天桥，自嘲“我是经济学家中间最刻苦的一个。”他自幼就患小儿麻痹症，右臂不能抬起，连累颈椎弯曲疼痛。杨帆嘲笑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吃老本”，自己又非常自信：“平均一年发表几十篇文章，所以，数量超过于光远是全国第一。我最大的特点是非常专，又非常广，会算账又有灵感，敢预测，而且多数准确。应该说，这经验来自实践和易经，而西方数学模型只能总结历史，却难以预测未来”。
在杨帆反问记者的背后是一段公案。就在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剑指顾雏军的数月前，已经调入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商学院教授的杨帆在网易商业频道上发表了名为《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文章。2003年7月25日，这篇文章曾经全文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海派经济学通讯》第2期（总第6期）上。在这篇近6000字的文章里，杨帆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国内学术界树立起了话语霸权，他所指称“新自由主义，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最残暴的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他指名道姓地称某些经济学家有“亲美倾向，不同情人民群众”，激烈地批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在高教领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统治，重用“海归”，甚至要打破本土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饭碗。
杨帆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学术界强调规范性，与国际接轨，年轻化，全面引进外国学科，通过破格提拔，培养了一批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且给他们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过放宽对经济学的控制，导致了经济学思维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控制。对传媒的行政控制和传媒自身的商业化炒作相配合，进一步以经济思维控制了社会舆论和思想。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了形成利益集团，也追捧一批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在官方政策鼓励下，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
杨帆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归纳为以下五点：
1。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
2。进一步对国际霸权妥协，以强制办法在国内推行接轨。
3。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
4。反对进行民主改革，主张以强权保障资本自由，把中国推向拉美道路。
5。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鼓吹无政府主义。
杨帆认为，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中国一批被新自由主义排斥的中青年学者”形成了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派”（在杨帆修改后的同一文章中，他又把“非主流经济学派”称为“社会学派”。说该学派类似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 和“制度学派”，与国际经济学的“中左翼”接轨）。他说，“我在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张祥平、刘力群、顾海兵、左大培、温铁军等人。2000年为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垄断和对不同观点的封锁，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意识贬低和妖魔化，我组织了20多次思想讨论会，并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