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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在流亡，如列宁自己尚逗留于瑞士。另一方面因兵变是工厂工人与士兵临时仓卒酿成，难免与他们的革命方针相违。孰料日后他们坐享其成，成为苏联唯一政党。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周年，由列宁建议改名共产党。
宪政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s，简称Cadets）主张君主立宪，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财产，也赞成言论集会之自由，此时担任了革命期间不少的任务。他们参加杜马之抗命于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因为当日很多人以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后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麦克继承。
3月12日晚间已有两种革命体制出现：
首先工人及叛军蜂涌到杜马议事厅，要求议会领导，由左派议员接见，当时决定成立一个“苏维埃”。苏维埃为俄语“协会”之意，1905年革命时，工人苏维埃曾一度出现，这次则包括兵工两个部门。当时最大顾虑为粮食问题，所以苏维埃之下设有粮食委员会。又怕反革命军进攻，所以也设军事委员会，此外再成立执行委员会。更有文告委员会担任新闻报道。虽说工厂军队派代表参加，主持各委员会的人物大致为有政党关系的军官、代表工人之律师、新闻从业员，有些尚是杜马议员。譬如前述的克伦斯基，此人还要在革命史内留名，过去他曾以律师身分代表工运，现任杜马议员，当场被推为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仓卒成立时，旨在维持地方秩序，所以其会址即在议会厅13号室，过去预算委员会集会之所。以后又几历沧桑，今日之苏维埃则为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组织之骨干。
夜半时分，杜马的议员决定自行掌握政权。杜马议员前军事医学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 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过去为宪政民主党发起人之一，以后他出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主张继续作战，不孚人望，此时与克伦斯基同为自杜马出面操纵群众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克伦斯基则在临时政府担任司法部长。据说当工人士兵来杜马请示时，他曾指使后者夺取邮政电报局，占领火车站、拘禁沙皇政府里的各部长。
最初这双重体制就已发生轩轾。苏维埃站在“民主”体制的立场，主张推翻皇朝。杜马议员意见分歧，有些出面维持秩序，既想保持会议合法的立场，还怕尼古拉军事镇压成功，惩罚叛兵，对他们自己不利。苏维埃既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杜马也有了一个同样的组织。以后还是克伦斯基出力调停，将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合并，执行命令时以杜马的军事委员会为领导。但是3月14日革命军逐渐掌管全城，部队归顺更多，苏维埃通过全体大会，发布“通令第一号”，成为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通令第一号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各部队得听令于杜马之军事委员会，但以获得苏维埃之同意为限。又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虽说通令乃针对当日沙皇下令弹压游行而来，在军事组织上实为破天荒。一位参与革命的杜马议员事后说：“看着它的时候，我的血液变成了冷水，这是军队的终结。”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为叛乱可以用军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将领为彼得格勒的“总裁”，抽调前方部队向首都集结。有些资料强调这将领与杜马的议员接触后，逗留于都城郊外，有些资料则强调铁路工人将运兵的列车停压，破坏了戡乱的计划。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军队也有向革命者靠拢的趋向。总而言之，总裁始终没有履土于国都，最后，他接到沙皇和大本营的电令，终止一切军事计划。
沙皇除了任命总裁之外，于3月13日决定亲返首都，他一直没有抵达彼得格勒。一路上他的火车也受到铁路员工阻碍，并且谣言叠出，或称前一站已被叛军占领，或称桥梁已被爆破。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达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约200英里，也是俄国北方军总司令部之所在。翌日他在此地接见杜马的代表，后者劝他退位，同时大本营的参谋长已与七个高级将领接触，他们一致劝皇上禅让。沙皇与杜马见面时，据称态度镇静，他自称前一日已下决心，至此让位于大公爵麦克。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后，他仍回大本营。5天之后，临时政府半由顾及他们之安全，将尼古拉一家软禁，当时的计划为遣放他们于英国，可是这计划一直没有遂行。明年（1918）内战期间，沙皇等被拘禁在乌拉尔山下欧亚交界处的城市，有陷入白军手中的可能，本地苏维埃获得中央的批准，就地解决。尼古拉夫妇、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医生和三个仆人，于7月16日夜间同时遇害，此是后话。
3月16日杜马领袖聚集于大公爵麦克的寓所内，有人劝进，也有如克伦斯基者严辞警告麦克接受皇位之危险。大公爵与杜马议长商量之后，决定逊位不就。麦克此时手下既无钱无兵，又有铁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动不得自由的经验，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没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只承认了临时政府为合法。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一天成为民国，只是各界协议之下国体问题留待以后立宪会议解决。于是各地纷纷组织苏维埃。军士独立自主，成立委员会，工人掌握铁道交通、邮政电讯，成为一般现象。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村镇委员会，更不受约束。帝俄罗曼洛夫皇朝一向靠传统与纪律存在，这两种力量在10天之内，荡然无存，那么临时政府合法与否，也无从掌握大局，事实上它尚须仰承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铺路。可是俄罗斯究竟是一个横跨欧亚，包含着亿万人民的大国，与德国的战争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间也还有一连串意外发展。
历史资料提到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俄国的社会情形，至今读来仍令人心寒。简括说来，就是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系带，此时全被割断。农民认为与地主所订各项合约至此全部无效。地主的产业被他们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独立小目耕农的产业也无可幸免。7月间临时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没收财产，可是禁令自禁令，到头总是无法执行。传教士与大学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与官僚和法官一样被卑视。大学里的会议经常有外界分子渗入。学生决议有权修改课程，干预行政，辞退教员。而尤以军队失去指挥系统之掌握问题最为严重。陆军近卫第二师的士兵被控在前线违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实，可以视作当时军令纵弛的极端情形。
经过二月革命后，该师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德兹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为主席和团代表。他过去是标准军官，4月至彼得格勒开会回团之后态度大变，官兵也唯他马首是瞻。团长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谅解，不能下命令管驭部属。德中尉检查官兵的邮件，他主张与敌兵亲善。他自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经常与士兵接触组织党支部，却不让其他军官参加。在他看来，俄国与德奥的战争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5月，该师奉令攻击。德中尉与士兵集会，决定逗留不前。事后军事当局认为，攻击失败，系布尔什维克在阵线中破坏之故。可是另一方面，参加是役之五零六团有官兵3000人，阵亡及受伤的达2513人，虽说死伤之多，不由于将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敌炮集中射击。此外各部队逃兵数目之多也骇人听闻。有人估计80万，大概他们将官兵赴后方参加苏维埃的代表算入，另一个估计竟说逃兵有200万。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俄国工厂里的工人只有300万，资本家不能出面成为稳定社会之因素。况且俄国各种工矿企业，近乎一半的所有权在外人手中。劳资双方既缺乏集体谈判的经验，二月革命之后，有关增资问题及八小时工作制（资方认为俄国工人效率低，八小时工作不能与国外竞争），只产生了一串罢工闭厂的纠纷。政府和苏维埃委员会的调解也鲜有成效。为了生活问题及战时生产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强制接收工厂自营，或交给国家管理。纵使如此，资本家仍能与银行接触，影响订货单，则接管亦无实际用场。再进一步，则只有没收私人企业，褫夺资本家经济活动的权力，作体制上的改革了。况且铁道运输负担过重，连年缺乏整备，效率显然降低，供应不及，生产因之减少，资本紧缩，也非接收和取缔所能弥补。1917年谷物的生产只有5000万吨，比一年之前减少了1200万吨，而且农民大多背粜。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面包配给，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自每人每日一磅减至每人每日半磅。卢布之购买力贬至以前的1／4。
这八个月之间，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响了历史的过程，其重要者无逾克伦斯基及列宁。
克伦斯基由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军政部长，而内阁总理，为人慷慨，善于辞令，一时极得群众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济地领导民主俄国，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说他有拿破仑的风度。攻击他的人则说他向资本家靠齐，终必放弃革命的社会色彩。他虽参加苏维埃，但对这种运动不存信心。列宁17岁时，长兄因参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对他产生绝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之一生从上学、旅行、结婚、著书、办报及被逐放，其中积年屡月无不与革命有关（虽说这不是否认他也爱好棋琴及各种运动与户外生活）。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终一致，半由他绝对愿意走极端，而且极端地武断。这种态度在当日沙星与希腊正教统治之下的俄国，知识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群众运动也无从展开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过激分子的支持。列宁对资产阶级也像对沙皇极权政治一样的痛恨。欧战一开始，他就认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应当立即导引改向为阶级战争。并且他将这种宗旨写成宣言，准备叫同志在杜马会场宣读，计划仍在讨论之中，已被警察查悉。政府将布尔什维克议员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亚。列宁本人此时逗留奥国，也一度被捕，出狱后留居瑞士。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最后之阶段。所以他不仅相信俄国之解放不远，而且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覆没在即。可是也只有极权政治能代替极权政治。俄国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需经过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即无国家。”他也说现今人类的性格不可缺乏服从。除非人民开始相安于一个没有暴力及服从的社会条件之下，当前只有“臣服于一个武装的先锋队”。
克伦斯基为人不念旧恶，他帮助过去拘禁他的政敌，他以其力之所及保护被推翻的权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权，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战的第一人。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20世纪末期的中国读者看到这些事迹，很可能钦慕克伦斯基的风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时克伦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终身流寓海外（详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称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传户晓？其间之奥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国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时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对现局作历史之解释。一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经验，一是引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克伦斯基被称为波拿已。革命的队伍不时唱马赛歌，被称为“无裤党”（sans culottes）（详上书），又有些参与的人士，自称为吉伦德派（详上节），克伦斯基的内阁也有不少实业家与企业家加入。可见得不少俄国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仑三世自此出头），初看起来，当中不无相似之处。
可是俄国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国相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一个纵宽均约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俄国的纵长即逾六千英里，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法国大革命扰乱十年之后，基层组织业已就绪，才有拿破仑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当时产业革命正待展开，第一帝国（拿破仑）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才能藉着资本主义作国家的陪衬。俄国在1917年正受到产业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农奴制度的残余尚未连根拔去，已有铁道电信等等现代设备，所以落后的社会部门更赶不上前进部门。而事实上也表现着沙皇之专制皇权，不可能在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