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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恣纵恶桓帝即位前，梁冀贪赃枉法，作恶多端，已被比为“豺狼”，视为“跋扈”，许多人加以声讨了。桓帝即位后，不仅未能出台禁恶的办法，反而晋爵加赏，这无疑助长了他的作恶之风。建和二年（148）三月，桓帝随同皇太后到大将军府上看望他的舅公（又是大舅哥），仪仗威严，浩浩荡荡。这些无疑又给梁冀集团放纵私欲、恣行秽恶，打了一支强心剂，使之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
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梁冀与妻子孙寿在街对面各占一块土地，比着建造高宅大院，大兴土木，尽掠珠宝。两人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奇禽异兽飞来奔去，都是人工所为，却有自然之景。两人常常让人用辇抬着在苑圃里面游玩观赏，仿佛神仙。
汉代朱雀衔环铜杯
暴虐无道，贿赂公行。梁冀专擅朝权，暴虐日甚。四方贡献之物，都要先给梁冀，挑剩下的才送到皇帝处。朝廷百官升迁，也要先往梁冀家里拜谢，临行前梁冀会告诉官员到任地方后要照顾什么人，有不听话、不办事的官员，马上会被杀死或毒死。年仅19岁的青年才俊袁著当时在朝中任郎中，上书皇帝要求梁冀收敛威权，马上被梁冀派人追杀。袁郎中不得已装病诈死，让家里人抬棺行葬，最终仍被梁冀的家丁搜出，活活鞭打致死。
依仗着姐姐梁太后和哥哥梁冀的势力，皇后梁莹也是恣极奢靡，仪服宫殿都超过前世任何皇后。而且她妒嫉心特别强，极力限制桓帝宠幸其他嫔妃。她侍奉桓帝多年，但没有子嗣，因而特别嫉恨别的嫔妃怀孕，宫人如有妊娠迹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梁太后死后，梁皇后宠衰，桓帝逐渐疏远冷落她。她气恨交加，于延熹二年（159）病死。
残害忠良，罄竹难书。欲行邪恶，必然要残害忠良，清除障碍。太尉李固正道直行，在立君问题上，曾多次进谏，要立长重德。这与梁冀立幼掌政的思想格格不入，于是与太后一沟通后罢免了他。建和元年（147），清河王刘文与南郡刘鲔谋反，事败被杀，梁冀借此诬告李固和杜乔参与其中，李固当时即被下狱，门生与朝官数十人为之诉冤，才被太后赦免。李固出狱那天，京城市里皆呼万岁。梁冀听说后，非常震惊，他怕李固将来东山再起更会不利于自己，于是再一次诬告，最后李固慷慨死于狱中。杜乔亦为铮铮义士，被诬后，太后了解杜乔的忠心，未准追责。梁冀杀掉李固后，威胁杜乔说：“早识时务，或可保全妻子老小。”杜乔没有屈从，后来也被梁冀找借口杀掉。梁冀不仅加罪杀害了他们，而且将他们暴尸城中，还口出狂言：“有敢临者加其罪！”
如厕议事汉桓帝本初元年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建和元年（147），太后临朝听政。和平元年（150），梁太后临死前，才下诏“归政于帝”。但实际上此后，汉代鎏金银铜竹节柄薰炉一直到延熹二年（159）梁氏集团被消灭前，朝政仍然把握在大将军梁冀手中。
前几年是梁太后，后几年是梁将军，汉桓帝很少亲自决策。朝廷上下，到处都是梁冀的亲朋故旧；宫廷内外，到处都是梁冀的亲信党羽。于是皇帝的“禁省起居”，“纤微毕知”，一切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中，甚至连他的私生活也在梁氏的监督之下无法放纵。
桓帝对梁冀一手把持朝政，连自己都无法参与的情况，心中也感到不平。延熹元年（158）五月二十九日，出现了日蚀。太史令陈授说了一句“这次日蚀之象原因在于大将军梁冀”，梁冀知道后便陷害陈授，下狱处死了他。太史令是皇帝的近臣，梁冀竟敢这样轻率地处置，这让桓帝有些愤怒，决定除掉梁冀。这是他执政以来做出的第一次重要决定。但到处都是梁冀的人，这一决定与谁商量？在哪里商量？无奈之中，桓帝走进厕所，并随口叫进来宦官唐衡。
谁能想到，除掉梁冀集团的几个骨干人选，竟是汉桓帝刘志和宦官唐衡在厕所中确定的呢？这“如厕议事”何尝不是汉桓帝在梁冀集团专权时期的一个缩影呢？
第三部分对宦官：百依百顺
汉桓帝与唐衡商定可以依靠的人是：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桓帝当即召五人入内室，共谋诛除梁冀兄弟事宜，桓帝在单超的胳膊上咬出血来彼此盟誓。
延熹二年（159）八月初十日，桓帝亲自到前殿，召集各尚书上殿，开始部署除奸之事：派尚书令尹勋持符节带领丞、郎以下官员，拿着兵器守住省阁，收取各种符节，送到宫中；派具瑗率领骑兵、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共一千多人，与司隶校尉张彪，一同包围梁冀住彩绘神人纹龟形漆盾
宅；派光禄勋袁盱（xū）持符节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为比景都乡侯。梁冀与妻子孙寿自知罪大恶极，当日双双自杀。又收捕梁氏、孙氏所有内外宗亲下狱，无论老小尽皆处死。其他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的官员，死了几十人。亲朋故旧、宾客门生免官的300余人，以至出现了“朝廷为空”的局面。
至此，长期把持朝廷，统治长达20余年之久的梁氏集团土崩瓦解。
按常理说，桓帝这时已经28岁，完全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而多年外戚控制朝政的压力，也应该爆发成一种独立执政的动力。所以“天下想望异政”，希望能够翻开东汉历史新的一页。但事实是，桓帝完全依靠更加腐朽的宦官势力，使“权势专归宦官”。于是朝政依旧黑暗，社会依旧混乱，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加封赏在诛除梁冀势力的行动中，宦官是首功，因而得到重赏。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均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2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1万户，世称“五侯”。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jiān，细绢），桓帝赐以关内侯，不久又进封为高乡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越忠等8人为乡侯。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一任肆虐宦官五侯贪婪放纵，震动朝廷内外。延熹三年（160）单超死时，桓帝赐以东园棺木以及棺中玉器，出殡时调动五营骑士、将作大匠建造坟墓。其他四侯更加有恃无恐，骄横朝野，他们竟想建筑宅第，互相攀比华奢，其兄弟亲戚，无恶不作，行同盗匪，暴虐天下。当时有一首民谣讽刺他们的势力：
左回天，具独坐，
徐卧虎，唐两堕。
意思是左悺（ɡｕàｎ）有回天之力，具瑗有独尊之势，徐璜有猛虎之强，唐衡有降雨之能。这首民谣把宦官势力的强大非常形象地描绘出来。
第三部分东汉“东门市”画像砖
徐璜的侄子徐宣任下邳令，非常暴虐。他曾经向汝南太守李皓的女儿求婚，遭到拒绝。于是他带领吏卒到李皓家，把他的女儿抢上车拉回来，百般戏辱后将她射杀。东海相黄浮听说后，把徐宣一家老老小小都抓了起来，一一拷问。他的属下极力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得罪宦官，他却说：“徐宣是个国贼，我今天就杀掉他，即使明天就判我死罪，我也可以瞑目了！”当即就定了徐宣的死罪，立即处死，并暴尸原野。于是宦官们向桓帝诉冤，桓帝不仅不明察，反而大怒，诏令治狱，黄浮被判了髡钳重刑，谪入左校做苦工。
百般回护宦官们被封赏后，更加“负势贪放”。延熹二年（159）九月，借着“灾异数见”的机会，白马令李云公开上书，认为“今官位错乱，小人谄害，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矛头指向宦官政治。桓帝览奏后非常震怒，让有司逮捕李云，并诏使黄门北寺狱办理此案，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调查处理，当时弘农府属官杜众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桓帝更加气愤，把他们一同下狱。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均上疏言“其意归于忠国而已”，也被桓帝下诏“切责”，并免官遣归乡里，甚至连宦官管霸都说：“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愚而刚直，不足加罪。”但桓帝却不依不饶，最终将二人处死。此后，“嬖宠益横”。
桓帝如此回护这些宦官，是有其原因的。
一是这些宦官在消除梁冀势力、夺回领导权的过程中，为自己立了大功，不能亏待了他们。
二是近臣除了外戚就是宦官，外戚既已清除，便只有宦官，依赖的思维定势和平庸的政治素质，使他只能倚重宦官。
东汉酿酒画像砖
三是宦官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享受。梁皇后在世时非常专横，再加上有梁太后和梁将军的势力，刘志不敢轻举妄动，甚至连宫中嫔妃都很难接触。梁皇后死后，他又先后立邓猛、窦妙为皇后。这两个人虽然也嫉妒成性，但无奈没有了梁皇后那样的后台，桓帝也就不再以为意。所以邓皇后与郭贵人争风吃醋，桓帝干脆废掉了邓皇后，让她在暴室中忧愤而死；继立的窦皇后不满于他总是临幸其他嫔妃，桓帝干脆再也不到她那里去了。桓帝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那些贵人、嫔妃以及新选的采女身上，而宦官们投其所好，便从全国各地挑选来大量的采女供他享乐，历史记载，他的宫女竟至五六千人！
第三部分对党人：百种非难
自从东汉发生“党锢之祸”后，“党人”一词才广泛地流传开了。其实，这一词的最早使用是屈原的《离骚》，诗曰：
惟夫党人之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意思是说就是因为那些朋比为奸的小人们苟且偷安，所以楚国政治的道路才越来越黑暗危险。“党”是结党营私的意思，因而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汉桓帝时期，由于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特别是后期宦官专权，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一些正直官僚和太学生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他们臧否（zàng pǐ）人物，抨击时政，成为一个与宦官相对立的群体。这些人被以宦官为代表的人们诬称为“党人”。
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既阻碍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也伤害了士人的忠正之心。于是他们面对现实，或消极隐遁，或积极抗争，从两个不同角度抒写自己的人生。
汉代金饼
隐逸避世这是逃避现实，明哲保身，也是不苟同，不愿合作。李固、杜乔被害后，其弟子郭亮、董班、杨匡一同归隐，“终身不仕”。延熹二年（159），桓帝征召安阳人魏桓，乡人劝他应召，他说：“干禄求进，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后宫数千人，能减少一人吗？马棚中有万匹马，能牵走一匹吗？皇帝身边近臣权豪众多，能去掉一个吗？”都答：“不能。”魏桓于是慨叹道：“既然如此，让我活着去，死了回来，有什么用呢！”于是隐逸不出。这反映了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心理。
与世抗争官吏如李固、杜乔，学者如郭泰、贾彪，他们迎面直上，拯世救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人在桓帝时期，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这就是要革除弊政；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就是要挽救王朝的命运。
对于前一种人，朝廷觉得很放心，有时资助他们一下，有时也拿来表彰表彰。
对于后一种人，汉桓帝采取了两种对待方式：
不理不睬。如永寿元年（155），司隶、冀州等地发生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太学生刘陶上疏痛斥桓帝“妄假利器，委授国柄”，朱穆、李膺等人“履正清平，贞高绝俗”，“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但奏书上达后，并没有引起注意。延熹九年（166）太尉陈蕃上疏抨击宦官“肆行贪虐，奸媚左右”，为蒙冤的官员鸣不平，劝谏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也没有被采纳。
不依不饶。延熹八年（165），陈蕃任太尉，李膺复职，二人均不满宦官执政。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张朔惧怕李膺威严，逃往洛阳，藏到哥哥家。李膺亲自带领吏卒到张让家搜查，在夹墙中搜出了张朔，投入狱中，把案子审理清楚，就把张朔杀了。张让向桓帝哭诉，桓帝立即召来李膺，责以“不先请便加诛”。李膺力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就不便再追问了。但张让心中却增加了一分仇恨。由于李膺、陈蕃、王畅执政清廉，打击宦官的力度大，所以太学生都把他们当作榜样。当时太学之中传诵着这样的歌谣东汉朱雀羽人飞龙彩绘陶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