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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同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就所谓“原始存在”(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的涵义而吾,
父母乃是孩子的“亲在”。父母完全代表着生活,从而成为孩子当然的、唯有的移
情对象。只有通过与父母同化,儿童才有可能融入广大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
自我扩张,构建神化工程。换句话说,所谓与父母的同化,正是儿童所特有的一种
移情形式。
生存论心理学的移情思想,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卡夫卡的生存悲剧。
其实,在内心深处,卡夫卡在畏惧和敌视父亲的同时,也对父亲充满了仰慕之
情。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父母是他的移情对象。父母。尤其是父亲这位“身影庞
大的人”,代表着广大的世界,代表着生存和成功的法则,是生活的强者。融入与
父母的美好关系,实现与他们的正常同化,应该是他本能的选择。
事实也是如此。进入成年后,卡夫卡表现出一些重要的行为和心理倾向,充分
说明他在儿童期不仅存在着向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移情,而且还有着相当的强度。
对于这一点,他后来的终生朋友马克斯·布洛德曾经作过这样的回忆:
从我对青少年时代的卡夫卡的印象来看,父亲赫尔曼对池的影响之大,实在令
人吃惊。而卡夫卡的生性又使赫尔曼的形象更为巨大,大得简直过分了。……卡夫
卡很早就觉得自己对父亲的秉性十分陌生,但从生动性和力量这两点来看,父亲的
秉性又是最值得赞赏的。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弗兰茨在以后的生涯中,一
直把父亲的赞许当作至高无上的福音,而事实上,父亲没有给他过任何赞许。……
他把自己写的一本书《乡村医生》送给了父亲,而父亲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放到床头柜上去!”这回答肯定不是恶意的,但弗兰茨后来经常引用这句话。
卡夫卡很早就意识到,父亲的世界控制着决定他能否成功的一切物质条件。很
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他在考取大学后断然放弃了以写作为职业的志愿,几经周折
后选择了法律专业,最终成为一名法学博士,以律师身份走向社会。
大学毕业后,卡夫卡曾在意大利里雅斯特保险公司布拉格分公司谋职。
这家外国公司激发了他去国外工作的理想,甚至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调往公司
总部工作。为此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还要坚持听意大利语课。后来由于诸多原因,
他才离开了这家公司,进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供职。那是一家犹太人难以进
入的半官方机构,卡夫卡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去世前两年才因病被迫离职退休。尽管
卡夫卡对承担社会职业有着众所周知的抱怨情绪,但仍然不时表现出“男子汉”的
雄心,显示出儿童时期移情的潜在作用。据报道,虽然自己的写作负担很重,父母
身体欠佳时还要承担额外的家庭负担,但是,他在公司上班从来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一丝不苟、努力进取,甚至在工作之余自愿到大学补习保险专业课,以谋取更
大的发展。凡此种种深得上司好评。他的顶头上司在鉴定表中写道:卡夫卡“做各
项工作都十分努力,有持久的兴趣。在上班时间之外仍积极为公司服务,有出色的
工作能力。该职员作为优秀的起草人员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卡夫卡则格外敬
重这位上司:“我在办公室的上司以其无限的坚定沉着给我力量,我不能听懂他的
话,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又在更大程度上无意识地模仿他。”有资料表
明,为卡夫卡所倾慕的上司不止一人。在他十分钦佩的马尔施纳尔博士升任公司总
裁时,他甚至还代表公司全体职员发表了正式的祝贺演讲,对这位上司作了高度赞
扬。
卡夫卡不仅欣赏上司“经商的积极性”,而且敬重生活中的一切能人和强者。
他曾深深赞许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因为这位主任“能用打字机飞快地写作”。他对
衣着的合身和协调十分讲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体面大方,风度翩翩。他热爱健美
而训练有素的体魄,为此特别注重饮食保养,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并经常不定期住
进疗养院,在那里寻求纯粹以保健为目的的、非治疗性的疗养。他反对药物治疗,
坚持自然疗法,提倡亲近自然,坚持素食,一般拒绝吃肉,只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
与此相应,他对任何有违健康的小病小灾都极为敏感,身体上任何小小的不适,无
论是长疖子、鼻塞或是脚趾上的问题,甚至是长头皮屑,都会让他饱受折磨。环境
中的噪声更是令他痛苦不堪。也许正因为忧患如此,严重的神经衰弱追逐了他一生,
令他失眠、头痛、消化不良……
在他中学同学的回忆中,“他充满了男子汉的气质”。幼时的卡夫卡虽然在父
亲面前无地自容,但是却仰慕父亲高大的身躯,即便在游泳池中那种无地自容的时
光(见第二章第五节),“我对我父亲的躯体也是感到骄傲的”。
对生活中那些像父亲一样“身影庞大的人”,他常常会大加赞赏。如果这些
“身影庞大的人”恰好又像父亲一样是善于经营的老板,他更是格外仰慕。
他这样为一位胖子辩护:“难道您不知道,只有胖子是值得信赖的吗?只有在
这种外壳坚厚的容器中,一切才可能煮熟、煮透。只有这些占有空间的资本家……
才不至于被忧愁和疯狂所侵扰,能安静地去干他们的事。正如有人曾经说过,只有
他们才是全球可以通用的真正的地球公民,因为在北方他们会发出热量,在南方他
们可给人遮荫(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过那样就不真实了)。”他不仅欣赏和仰慕,
而且身体力行。1911 年底,卡夫卡的妹夫在布拉格开办了一家石棉工厂,卡夫卡
对此事极为热心,设法向父亲借到钱,作为不介入经营的隐名股东参加了该厂的投
资,并自愿为之四处奔忙,有时还抽空亲自到厂里工作,甚至设想要完全摆脱保险
公司的工作来办好这爿工厂。
1922 年,卡夫卡被诊断为肺结核已经3 年了,经过长期休假,病情却未见任
何好转。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反复的体格检查,最后鉴定:
即便继续长期休假,也很难恢复健康,他已丧失继续在公司工作的能力。他在健康
时,私下里曾无数次抱怨公司的工作令他不堪负重,但在“向死而生”、面临永远
的告别之际,他反而犹豫了。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向公司提出了“暂时退休”的申
请,并得到了批准。
写作,是卡夫卡内心认为最具个人性的事情,是一种“祈祷”,是他的私人宗
教,与他人、与欲望等都没有关系。然而,即便在写作的问题上,卡夫卡仍然表现
出相当程度的成就欲。在他后来的一次恋爱中,他一面充分表现自己的自卑感,一
面出不忘暗示对方自己诗人和作家的身份,以显示自己并非是微不足道的人。每当
有新作问世,他照例都要向父亲呈献一册,而父亲的口头禅“把它放到床头柜上!”
则总是令他耿耿于怀,乃至成为他写作《致父亲的信》的重要动机。
然而,关于移情问题,卡夫卡在婚姻方面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正如我们后面
将看到,婚姻问题将成为卡夫卡生命中一个重大的“综合症”。他一方面极其恐惧
婚姻,认为一旦结婚,就不得不浪费许多精力,甚至于整个儿消耗在“人类生活的
血液循环中”。另一方面,他又三番五次身不由已卷进婚姻事务。按照他自己的说
法,这一“综合症”,其症结刚好就在父亲身上。
在他就此所作的自我分析中,他对父亲的移情通过辩证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
:
在结婚尝试这个问题上,同时并发了在我对你的关系上的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
的东西,其程度之激烈,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毋庸置疑,结婚是最
明显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证。一结婚,我就会有一个家庭,在我看来,这可是一
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峰了,而且,这也是您所已经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
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凌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移情问题不仅体现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他的小说表现出相当突出的重商倾向。最初几篇小说的展开尤其以经济生活为依托。
《乡间的婚礼筹备》中关于火车上见闻的那段描写,不过三千字左右,却充斥了
“商品”、“做买卖”、“老板”、“货物”、“顾客”、“价格”,“商人”、
“做生意”、“集市”、“制造商”、“小商贩”、“大商人”、“女商贩”等词
汇,以及更多的间接描写。短短的《判决》也几乎一开篇就满眼都是“商店”、
“买卖”、“生意”、“经营”、“商业”、“商行”、“鸿运高照”、“职工人
数”、“营业额”、“兴隆”、“分号”等字眼。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拥有收入
不薄的、甚至常人难以企及的职业身份,如银行高级职员、土地测量员、乡村医生、
优秀猎人、参议员外甥、以及负有特殊使命和权利的旅行家等。无论这些人内在的
命运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在自我和他人眼中都拥有明显优越的地位。
有关的事实从不同侧面表明儿童时代卡夫卡移情的事实及其强度。不难理解,
在潜意识深处,他与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渴望谱写出在世人眼中堂堂正
正的“移情英雄诗”,也许只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他才“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
只能说,就儿童期的移情而言,他的“移情英雄诗”是失败的英雄诗。
卡夫卡的悲剧在于,一方面,父母的疏离和粗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与父母
的能量对比)使他难以安全地融入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未能正常地实现同化。另
一方面,父母的强大(实际上也是能量对比)又使他难以有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之
感。换句话说,他的移情过程受到阻碍,神爱和爱欲两大孪生的存在动机受到重创,
生死恐惧无法缓解,相反过早暴露在这压倒一切的恐惧之前。此时,父母不再表现
为保护性的力量,不再表现为实现神爱和爱欲的对象和自我扩张的基础。父母真正
成了“生活的代表”,体现出生活无情的存在本性。
在这一不幸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能量对比的确是至关重
要的因素。正如《反抗死亡》一书所指出:一一方面,“人所拥有的自我力量越小,
恐惧越多,移情就越强烈。”另一方面,对象越强大,就意味着对象越是具备着世
界的自然力量,体现着生活的本来法则,因而越令人恐惧,进而也使得移情越是强
烈。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破坏了正常的移情过程,最终导致严重的存在性不安。
我们曾经指出,通过移情,人既想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实际上是一种
不可能解决的悖论。只是,正常人可以设法“绕过”这一悖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
父母同化正常完成了移情过程的人,有能力在生活中选择适当的对象,去谱写自己
的“移情英雄诗”。他们的移情对象可能是一位神祗,一位“老大哥”,一面旗帜,
一场运动,一场战争,一系列性征服,一套伦理或人际关系,或者与之对应的一份
存款,一辆车,一套住宅,一种游戏,一门技艺,一位可人等等。凭借这样一些移
情对象,他们的神爱和爱欲得到正常的满足,从而得以顺利地进行自我扩张,扩建
神化工程。
卡夫卡却很难“绕过”他的移情悖论,相反,这一悖论会趋向深化,表现为一
种“恐惧… 渴望”的恶性循环。由于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在儿童期的受挫,他
将比常人更渴望摆脱孤独,同时也比常人更渴望保持孤独。他将格外地渴望融入无
条件的神爱,同时也将格外渴望出类拔萃、标新立异。换句话说,他对移情对象将
要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对象具有母亲与神的双重本性,既能给他无条件的庇护,让
他舒适地融入,又能帮助他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不难理解,寻找这样的移情对象,
需要相应的自我能量。然而,卡夫卡最缺少的,恰好就是通常意义的自我能量。他
是这个世界上“最瘦的人”,自我能量是那么可怜,以至一切对于他都是障碍,一
切障碍都在粉碎他,使他不安和恐惧,又怎么可能完成向美好对象的移情?就像一
个极度瘦弱的孩子,由于瘦弱而极度饥饿,但由于瘦弱又极度消化不良。如果把这
个孩子置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