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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及其影响”。关于这一点，他对比父亲作了特别的强调：
当时，只要一看见您的身躯，我心就凉了半截。譬如，我们时常一起在更衣室
脱衣服的情景，……我瘦削、弱小、肩窄，您强壮、高大、肩宽。在更衣室里，我
就觉得我是够可怜的了，而且不单单在您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可怜，
因为您是我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呀。后来从更衣室出来走到众人面前，我拉着您的
手，一副小骨头架子，弱不禁风，光着脚丫子站在木板上，怀着怕水的心理，您反
复给我做游泳的示范动作，我却一点也模仿不了。此时此刻，我的心灰冷了，在这
样的时刻，我在各个领域取得的一切令人不快的经验显得何等的协调。……您似乎
没有觉察我的困惑，我对我父亲的躯体也是感到骄傲的。再说，我们之间今天仍然
还存在着相似的差异。
卡夫卡意识到自己与父亲之间能量的对比，他与父亲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只不
过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弱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而“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这是
（生命的基础及其影响除外）您的教育和我的顺从的产物”。
他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之所以破碎不堪、一分为三，他之所以被判决生活在
“奴隶的世界”、被种种“单为我发明的法律”所约束，他之所以在三个世界之间
无所适从、左右为难、惶惑不已，其中的原因并不全在父亲，也在自己。在《致父
亲的信》中，他多少有点含糊其辞地表达了这种所谓“孩子的感觉”：
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眼从您的命令吧，是耻辱，因为这些命令是单为我而
发的；我倔强吧，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对您倔强呢。要不就是由于我譬如
不具有您那样的力量、您那样的食欲、您那样的能力而不能从命，尽管在您看来，
您要求我的，都是些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以办得到的事；这当然便成了我最大的
耻辱了。这些想法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过是孩子的感觉罢了。
他还以父亲与费利克斯（卡夫卡妹妹的儿子）的关系为例，说明在自己与父亲
的关系之间，自身的独特素质所要担负的责任：
您对他＇ 费利克斯＇ 也是用的类似的手法，哦，您甚至对他采用一种特别令人
可畏的教育方法。……不过这也许……对费利克斯的确无伤大雅，因为对他来说，
您充其量不过是个举足轻重的外祖父罢了，而决不如您之对于我那样，是主宰一切
的人。况且，费利克斯生性头脑冷静，现在就有某种男子汉的气概，……决不会长
期听凭自己受人摆弄。
的确，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反例表明，仅仅父亲单方面的原因并不必然导致儿
子无法“挺住”而“垮掉”。相反，生活中不少孩子反而被粗暴专制的父亲锤炼得
格外强悍和坚忍。与生活中许多父亲相比，卡夫卡的父亲并不见得就更粗暴。卡夫
卡自己也承认：“您几乎从来没有怎么认真打过我”。
无论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双向关系：卡夫卡自己天生的“羸弱、胆怯、迟疑不
决、揣揣不安”与父亲的专制、粗暴、野蛮相互呼应。这种情况正好像卡夫卡自己
格言中的隐喻：“一只笼子在找一只鸟。”其实，这一隐喻不仅适用于他与父亲之
间的关系，也普遍适用于他与生活的各种关系。真正最瘦的人并不一定陷于不幸的
存在性不安；然而，卡夫卡自认“最瘦的人”这一心态，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存在
性不安因素。
当然，“最瘦的人”本身也包含有神经过敏的自我夸张成分。对我们来说，
“最瘦的人”这一短语是一个隐喻，它既意味着卡夫卡的不幸，也意味着他感受不
幸和痛苦的神经过敏的方式。
我们并非想要为父亲和生活辩解，也并非想在卡夫卡身上就事论事，寻找原因。
实际上，我们迄今所作的一切，包括所谓“最瘦的人”这一讨论，不过是继续卡大
卡自己的路线，试图尽可能全面地理解卡夫卡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存在性不安因素，
理解生活对卡夫卡的各种剥夺。指出卡夫卡自身的原因，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
为了指出所谓“不安”和“剥夺”中更深一层的涵义。就每一单个的个体而言，人
的生命从无到有。就此而言，孩子对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没有责任：无论是最初的
“原始存在”，还是后来的“继发性存在”，无论是先天遗传的素质，还是后天获
得的条件和成份，无论幸运与否，是否有安全感，是否为恐惧所困扰，是否被剥夺
成为“最瘦的人”，等等。进而言之，最终的原因也不在父母或别的确定人物身上。
要说最终的原因，那只在整个的生活本身，在包含所有因素的生活本身，在那涵盖
一切、运化一切的生活本身。
诗人说：痛苦并非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而所有生生世世的痛苦，该由谁
来承担？只能是生活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是生活造就了我们每一个人，
是生活选择了——卡夫卡。
第六节 一份综合报道
1889 年9 月15 日，在厨娘的护送下，卡夫卡前往布拉格旧城肉市附近的德
语国立… 公立小学报到。从这一天起，他要在这里度过4 年的小学生涯。
肉市附近那座小学属于当时常见的一类德语… 犹太语学校，按照早先一项帝国
法令由犹太人组办，德语作为法定教学语言，也用犹太语讲授传统的犹太文化内容。
哈布斯堡王室的本意是要在复杂的民族冲突中争取犹太人这支社会力量。后来，随
着犹太文化的相对衰落，学校的教育向德语一边倒。于是，学校内非犹太学生和教
师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这原来的一方“净土”最终不免成为是非之地。
肉市附近那座学校，外观阴冷森严，连同它周围的环境，正好可以作为当时卡
夫卡命运的某种象征，反映出他复杂而微妙的存在性不安。32 年之后，卡夫卡对
此作了详细的侧面报道。有必要指出，这则报道包含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丰富内容。
实际上，它是一则极为重要的“综合报道”，从中不仅能了解到卡夫卡小学生涯基
本的阴暗色彩，还能看出更多的东西。
在这段报道的开头，卡夫卡作了一个提纲挈领的“导论”：一遇到“大人物”，
他就会糊涂起来。例如，玩笑和严肃本身并不难区分，但在那些能决定他命运的
“人物”面前，他“眼睛会因此变成显微镜似的”，并因此反而“糊涂了”。结果，
“即使在我强大的时刻也不强大”：
比如在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的女厨子每天早晨领我到学校去。地是个瘦小而干
瘪的女人，尖鼻子、高颧骨、黄脸，但却有主意，有热情，有头脑。我们住的房子
位于内环城路与外环城路之间。我们先要穿过环城路，走入泰恩巷，再走过一个拱
门进入肉市巷，一直朝着肉市场的方向走下去。这样每天早晨重复一次，持续了足
有一年之久。女厨子在走出家门时说，她要告诉老师，我在家是多么淘气。那时我
也许并不很淘气，只是固执，不听话，好伤感，爱生气，但这一切综合起来在老师
眼里却有某种可爱的地方。我知道这一点，但对女厨子的威胁不敢掉以轻心。开始
我确实以为到学校去的路长得不得了，而且路上还会发生许多事（由于路并非长得
不得了，这种表面性的孩子的轻率便渐渐衍成了一种畏怯和死心眼式的认真）。至
少在旧环城路上行走时，我怀疑这女厨子（她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这只是在家
庭范围内）在老师这种为世人所尊敬的人面前，会不会连话都不敢讲。记得我对他
说过这样的话，这女厨子总启合着她那毫无怜悯心的薄嘴唇，简短地回答道，信不
信由我，反正她会说的。大约在肉市巷的入口处（它对我具有一种小小的历史性的
意义……），对这威胁的畏惧占了上风。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威吓，而现
在女厨子还要对我加重这种威吓。我开始央求她，她摇头。我央求得越厉害，我所
求的事情便越使我感到可贵，而同时感到的危险也越大。我站着不走，求她原谅我，
她拽着我走。我用父母的报复来威胁她，她大笑了。在这里她是万能的。＇ 着重号
为原文所有＇ 我抓住商店的门，抱住墙角的石头不放，她不原谅我，我就是不走。
我抓着她裙子往回拽……但她仍然拽住我住前走，嘴里还说，也要把这些说给老师
听。时间晚了，雅阔布教堂的大钟敲了八点，学校的钟声也响了，其他孩子都奔跑
起来，我最怕迟到，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跑起来。
我一边跑一边想：“她会去说的，她不会去说的吧”——后来呢，她什么也没
有说，自始至终没说过什么，但这种可能性始终握在她的手里，而且在不断上升
（昨天我没有说，今天我一定要说），而她永远不放手。＇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有
时候……她发火了，在我前方的路面上跺脚。有时有个贩煤的女商人在旁边什么地
方看着我们。……我和这一切——女厨子、威胁和那纠缠了三十八年之久……
这则报道透露出卡夫卡阴郁不安的小学生涯：“学校本身对我来说已构成一种
威吓”。在那段经历中隐藏着噩梦般的存在性不安，给他后来的人生阶段投下沉重
的阴影。对此，他在30 年后作了伤感而绝望的回忆：
我以为，我永远过不了小学一年级这一关的，咦，我通过了，甚至还受到了奖
励；九年制中学的入学考试，我肯定是通不过了吧，咦，我居然通过了；那么，我
在中学一年级肯定要留级无疑了，咦，我没有留级，我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升上去
了。不过，这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信心，相反，我始终确信……我现在愈是顺利，
到头来结局必将愈是糟糕。
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教授们在开会的可怕情景（九年制中学不过是个最能说明
问题的例子，而其实我周围处处都是相似的情形），我恍惚看见，我顺利念完了八、
九年级，他们便集合在六、七年级，我顺利念完了六、七年级，他们便会集合在四、
五年级，如此类推，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的是研究我这个独特的、闻所未闻的例子，
研究我这个最无能、无论怎么说也是最无知的人，怎么竟然能够步步高升，偷偷爬
上这个年级去的。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他们自然会立即把我从
那个年级里剔出来，以博得所有从这个梦魇下解放出来的正人君子们的欢呼。——
生活在这样的想象之中，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
我还有什么心思去上课呢。谁能在我心中点燃起一丝热情的火花来呢？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则报道揭示出卡夫卡心理上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对某种
“悬而不决”的折磨十分恐惧，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对捉摸不定的东西的一种
完全捉摸不定的恐惧”。在这种恐惧面前，他无法“挺住”，相反随时准备“垮掉”。
其实，这个特点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过了解。当父亲大喊大
叫、满脸通红、急急忙忙解下吊裤带威胁要揍他，却又始终“悬而不决”时，他感
到几乎比真的挨打还令人难受。他用被处绞刑者的死亡体验为例，想说明“悬而不
决”的死亡恐惧之折磨比干干脆脆的死亡本身更可怕。如果干干脆脆被处了绞刑，
那也就一死了之，“倒也就没事了”。倘若让一个人明明白白知道自己要被处绞刑，
又让他亲眼目睹为处绞刑而作的一切准备工作，只是在绞索套上脖子的最后时刻给
予赦免，“那他可能就会受罪一辈子。”后来，在快到30 岁之际，在他与第一位
未婚妻认识前夕，卡夫卡对自己这一心理特点作出了总结，明确认为自己是一个
“在遇到看不到底的东西时会马上垮掉的人”。对看不见底的“最后”的东西，他
会产生恐惧和神经症的回避。这也意味着“放弃”。
只是，在“垮掉”之前，他多半会像克尔恺郭尔一样“永远地三心二意”；像
哈姆雷特一样，在两种对立的选择之间、在“对”与“错”之间、在是与否之间、
在结婚与否之间、在“美人与野兽”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在“活或者不活”之间
无休止地痛苦和徘徊，随时可能因为垮掉而放弃。
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在各种存在性不安的综合作用下，一个6 岁儿童的自我
感觉是何等卑微。即使在家中的女厨子面前，他都无法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信心，甚
至一个卖煤小贩的旁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