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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了!”老大拦住了他:“等等!我还有话说呢!”他的脸白得可怕。“平日,我老敷衍你,因为这里既由我当家,我就不好意思跟你吵嘴。这可是个错误!你以为我不跟你驳辩,就是你说对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你的坏毛病——你总以为搂住便宜就好,牺牲一点就坏。我很抱歉,我没能早早的矫正你!今天,我告诉你点实话吧!老三走得对,走得好!假若你也还自居为青年,你也应当走,作点比吃喝打扮更大一点的事去!两重老人都在这里,我自己没法子走开,但是我也并不以此就原谅自己!你想想看,日本人的刀已放在咱们的脖子上,你还能单看家中的芝麻粒大的事,而不往更大点的事上多瞧一眼吗?我并不逼着你走,我是教你先去多想一想,往远处大处想一想!”他的气消了一点,脸上渐渐的有了红色。“请你原谅我的发脾气,老二!但是,你也应当知道,好话都是不大受听的!好,你去吧!”他拿出老大哥的气派来,命令弟弟出去,省得再继续争吵。
老二吃了这个钉子,心中不平,暗中把老三偷走的事去报告祖父与母亲,为了讨点好。
妈妈得到消息,并没抱怨老大,也没敢吵嚷,只含着泪一天没有吃什么。
祁老人表示出对老大不满意:“单单快到我的生日,你教老三走!你等他给我磕完头再走也好哇!”
小顺儿的妈听到这话,眼珠一转,对丈夫说:“这就更非给他老人家作寿不可啦!将功折罪,别教二罪归一呀!”
瑞宣决定给老人庆寿,只是酒菜要比往年俭省一点。
这时候,学校当局们看上海的战事既打得很好,而日本人又没派出教育负责人来,都想马上开学,好使教员与学生们都不至于精神涣散。瑞宣得到通知,到学校去开会。教员们没有到齐,因为已经有几位逃出北平。谈到别人的逃亡,大家的脸上都带出愧色。谁都有不能逃走的理由,但是越说道那些理由越觉得惭愧。
校长来到。他是个五十多岁,极忠诚,极谨慎的一位办中等教育的老手。大家坐好,开会。校长立起来,眼看着对面的墙壁,足有三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瑞宣低着头,说了声:“校长请坐吧!”校长象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慢慢的坐下。
一位年纪最轻的教员,说出大家都要问而不好意思问的话来:
“校长!我们还在这儿作事,算不算汉奸呢?”
大家都用眼盯住校长。校长又僵着身子立起来,用手摆弄着一管铅笔。他轻嗽了好几下,才说出话来:“诸位老师们!据兄弟看,战事不会在短期间里结束。按理说,我们都应当离开北平。可是,中学和大学不同。大学会直接向教育部请示,我们呢只能听教育局的命令。城陷之后教育局没人负责,我们须自打主张。大学若接到命令,迁开北平,大学的学生以年龄说,有跋涉长途的能力,以籍贯说,各省的人都有,可以听到消息便到指定的地方集合。咱们的学生,年纪既小,又百分之——”他又嗽了两下,“之——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在城里住家。我们带着他们走,走大道,有日本兵截堵,走小道,学生们的能力不够。再说,学生的家长们许他们走吗?也是问题。因此,我明知道,留在这里是自找麻烦,自讨无趣——可怎么办呢?!日本人占定了北平,必首先注意到学生们,也许大肆屠杀青年,也许收容他们作亡国奴,这两个办法都不是咱们所能忍受的!可是,我还想暂时维持学校的生命,在日本人没有明定办法之前,我们不教青年们失学;在他们有了办法之后,我们忍辱求全的设法不教青年们受到最大的损失——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老师们,能走的请走,我决不拦阻,国家在各方面都正需要人才。不能走的,我请求大家象被奸污了的寡妇似的,为她的小孩子忍辱活下去。我们是不是汉奸?我想,不久政府就会派人来告诉咱们;政府不会忘了咱们,也一定知道咱们逃不出去的困难!”他又嗽了两声,手扶住桌子,“兄弟还有许多的话,但是说不上来了。诸位同意呢,咱们下星期一开学。”他眼中含着点泪,极慢极慢的坐下去。
沉静了好久,有人低声的说:“赞成开学!”
“有没有异议?”校长想往起立,而没能立起来。没有人出声。他等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开学看一看吧!以后的变化还大得很,我们能尽心且尽心吧!”
由学校出来,瑞宣象要害热病似的那么憋闷。他想安下心去,清清楚楚的看出一条道路来。可是,他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作为思索的起点。他嘴中开始嘟囔。听见自己的嘟囔,心中更加烦闷。平日,他总可怜那些有点神经不健全,而一边走路一边自己嘟囔嘟囔的人。今天,他自己也这样了;莫非自己要发疯?他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他质问自己。他不敢回答。他想到北海或中山公园去散散闷,可是又阻止住自己:“公园是给享受太平的人们预备着的,你没有资格去!”他往家中走。“打败了的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他低声的告诉自己。
走到胡同口,巡警把他截住。“我在这里住。”他很客气的说。
“等一会儿吧!”巡警也很客气。“里边拿人呢!”
“拿人?”瑞宣吃了一惊。“谁?什么案子?”“我也不知道!”巡警抱歉的回答。“我只知道来把守这儿,不准行人来往。”
“日本宪兵?”瑞宣低声的问。
巡警点了点头。然后,看左右没有人,他低声的说:“这月的饷还没信儿呢,先帮着他们拿咱们的人!真叫窝囊!谁知道咱们北平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先生,你绕个圈儿再回来吧,这里站不住!”
瑞宣本打算在巷口等一会儿,听巡警一说,他只好走开。他猜想得到,日本人捉人必定搜检一切,工夫一定小不了,他决定去走一两个钟头再回来。
“拿谁呢?”他一边走一边猜测。第一个,他想到钱默吟;“假若真是钱先生,”他对自己说,“那——”他想不出来别的话了,而只觉得腿有点发软。第二个,他想到自己的家,是不是老三被敌人捉住了呢?他身上出了汗。他站住,想马上回去。但是,回去又有什么用呢?巡警是不会准他进巷口的。再说,即使他眼看着逮捕钱诗人或他自己家里的人,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这就叫作亡国惨!没了任何的保障,没有任何的安全,亡国的人是生活在生与死的隙缝间的。楞了半天,他才看出来,他是立在护国寺街上的一家鲜花厂的门口。次日便是庙会。在往常,这正是一挑子一挑子由城外往厂子里运花的时候;到下午,厂子的门洞便已堆满了不带盆子的花棵,预备在明日开庙出售。今天,厂子里外都没有一点动静。门洞里冷清清的只有一些败叶残花。在平日,瑞宣不喜欢逛庙,而爱到花厂里看看,买花不买的,看到那些水灵的花草,他便感到一点生意。现在,他呆呆的看着那些败叶残花,觉得仿佛丢失了一点什么重要的东西。“亡了国就没有了美!”他对自己说。说完,他马上矫正自己:“为什么老拿太平时候的标准来看战时的事呢?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的牺牲便是美!”
这时候,日本宪兵在捉捕钱诗人,那除了懒散,别无任何罪名的诗人。胡同两头都临时设了岗,断绝交通。冠晓荷领路。他本不愿出头露面,但是日本人一定教他领路,似乎含有既是由他报告的,若拿不住人,就拿他是问的意思。事前,他并没想到能有这么一招;现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他的心跳得很快,脸上还勉强的显出镇定,而眼睛象被猎犬包围了的狐狸似的,往四外看,唯恐教邻居们看出他来。他把帽子用力往前扯,好使别人不易认出他来。胡同里的人家全闭了大门,除了槐树上悬着的绿虫儿而外,没有其他的生物。他心中稍为平静了些,以为人们都已藏起去。其实,棚匠刘师傅,还有几个别的人,都扒着门缝往外看呢,而且很清楚的认出他来。
白巡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象失了魂似的,跟在冠晓荷的身后。全胡同的人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假若他平日不肯把任何人带到区署去,他就更不能不动感情的看着朋友们被日本人捕去。对于钱默吟先生,他不甚熟识,因为钱先生不大出来,而且永远无求于巡警。但是,白巡长准知道钱先生是一百二十成的老好人;假若人们都象钱先生,巡警们必可以无为而治。到了钱家门口,他才晓得是捉捕钱先生,他恨不能一口将冠晓荷咬死!可是,身后还有四个铁棒子似的兽兵,他只好把怒气压抑住。自从城一陷落,他就预想到,他须给敌人作爪牙,去欺侮自己的人。除非他马上脱去制服,他便没法躲避这种最难堪的差事。他没法脱去制服,自己的本领,资格,与全家大小的衣食,都替他决定下他须作那些没有人味的事!今天,果然,他是带着兽兵来捉捕最老实的,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的,钱先生!
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应声。一个铁棒子刚要用脚踹门,门轻轻的开了。开门的是钱先生。象刚睡醒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些红的折皱,脚上拖着布鞋,左手在扣着大衫的钮子。头一眼,他看见了冠晓荷,他忙把眼皮垂下去。第二眼,他看到白巡长;白巡长把头扭过去。第三眼,他看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象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极快的,他想到两件事:不是王排长出了毛病,便是仲石的事泄漏了。极快的,他看清楚是后者,因为眼前是冠晓荷——他想起高第姑娘的警告。
很高傲自然的,他问了声:“干什么?”
这三个字象是烧红了的铁似的。冠晓荷一低头,仿佛是闪躲那红热的火花,向后退了一步。白巡长也跟着躲开。两个兽兵象迎战似的,要往前冲。钱先生的手扶在门框上,挡住他们俩,又问了声:“干什么?”一个兽兵的手掌打在钱先生的手腕上,一翻,给老诗人一个反嘴巴。诗人的口中流出血来。兽兵往里走。诗人楞了一会儿,用手扯住那个敌兵的领子,高声的喊喝:“你干什么!”敌兵用全身的力量挣扭,钱先生的手,象快溺死的人抓住一条木棍似的,还了扣。白巡长怕老人再吃亏,急快的过来用手一托老先生的肘;钱先生的手放开,白巡长的身子挤进来一点,隔开了老先生与敌兵;敌兵一脚正踹在白巡长的腿上。白巡长忍着疼,把钱先生拉住,假意威吓着。钱先生没再出声儿。
一个兵守住大门,其余的全进入院中;白巡长拉着钱先生也走进来。白巡长低声的说:“不必故意的赌气,老先生!好汉不吃眼前亏!”
冠晓荷的野心大而胆量小,不敢进来,也不敢在门外立着。他走进了门洞,掏出闽漆嵌银的香烟盒,想吸支烟。打开烟盒,他想起门外的那个兵,赶紧把盒子递过去,卖个和气。敌兵看了看他,看了看烟盒,把盒子接过去,关上,放在了衣袋里。冠先生惨笑了一下,学着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腔调:“好的!好的!大大的好!”
钱大少爷——孟石——这两天正闹痢疾。本来就瘦弱,病了两天,他就更不象样子了。长头发蓬散着,脸色发青,他正双手提着裤子往屋中走,一边走,一边哼哼。看见父亲被白巡长拉着,口中流着血,又看三个敌兵象三条武装的狗熊似的在院中晃,他忘了疾痛,摇摇晃晃的扑过父亲来。白巡长极快的想到:假若敌人本来只要捉钱老人,就犯不上再白饶上一个。假若钱少爷和日本人冲突,那就非也被捕不可。想到这儿,他咬一咬牙,狠了心。一手他还拉着钱先生,一手他握好了拳。等钱少爷走近了,他劈面给了孟石一个满脸花。孟石倒在地上。白巡长大声的呼喝着“大烟鬼!大烟鬼!”说完,他指了指孟石,又把大指与小指翘起,放在嘴上,嘴中吱吱的响,作给日本人看。他知道日本人对烟鬼是向来“优待”的。
敌兵没管孟石,都进了北屋去检查。白巡长乘这个机会解释给钱先生听:“老先生你年纪也不小了,跟他们拚就拚吧;大少爷可不能也教他们捉了去!”
钱先生点了点头。孟石倒在地上,半天没动;他已昏了过去。钱先生低头看着儿子,心中虽然难过,可是难过得很痛快。二儿子的死——现在已完全证实——长子的受委屈,与自己的苦难,他以为都是事所必至,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他很满意自己的遭遇。他看清他的前面是监牢,毒刑,与死亡,而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