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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但据《林伯渠传》说，罗汉只到了西安，未能到达延安。8月下旬，罗汉在南京
找到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中
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谈。9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
剑英的意见。林便打电话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
复组织关系，并给他们以工作。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
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9月9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拍发延安。10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并要
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一）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侮悟，愿
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二）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
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持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
则在上述三条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内容，转告在南
京的博古、叶剑英和上海的潘汉年、刘晓，望他们在同陈独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
中，掌握上述原则。
不管罗汉有没有去延安，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陈独秀能够实现上述三个条件，
中共中央是愿意与之联合抗日的。
然而正在这时候，王明、康生回国了。他们目睹了苏联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
满脑子都是“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之类的观念。他们一到延安，知道了中央的意
图，立即不问情由，声色惧质地表示反对。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一再批
评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高。”—还说：关于反对托派
的斗争，“过去国际曾三次电报，中共没有团答，国际很不满意，另有一电限中共
一天答复，国际不满，今后应特别慎重，一字一句都注意。”并特别强调：“要加
紧反托派斗争。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不
采取两面派的办法会使人认识。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上当。”不仅如此，王明还
在许多讲演和文章中，一再指斥陈独秀等人是“汉奸”。直到晚年，王明还在回忆
录中把反对联合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功绩加以焰耀，写道：“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
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
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对派
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与此同时，康生不甘寂寞，与王明相呼应，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
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开诬陷陈独秀等与上海的日本侦特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
的谈判”，陈等“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
0元的津贴，并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这样，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大门不
仅关上了，还落了个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的罪名。而谁都知道，当时最重、最
恶、最臭、最为人们所唾弃的罪名便是汉奸。
对于王明、康生的造谣诬蔑，陈独秀十分气愤。他于1938年3月写给《新华日报》
的公开信中说：“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
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
证据为断。”
当时的很多社会名流，也深为陈独秀不平，并由此在武汉的报纸上发生了一场
公开的辩论。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等9人在《武汉日报》上发表公开信说：“诬
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殊出情理之外，系莫须有之诬蔑。”9人之一的张西曼还
单独给《新华日报》写信说，他之所以“敢负责为陈独秀先生辩护”，就因为“由
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
当事人罗汉也出来说话了。他在汉口《正报》上发表公开信辩驳说：“以这样
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之代价成交，
真可谓极廉价之高峰……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只管
造谣的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国民党曾想利用此事做点文章。
一天，国民党要员胡宗南、戴笠专程到江津拜访陈独秀，希望陈独秀为他们正
在策动的反共活动推波助澜。按照蒋介石的嘱咐，他们不仅给陈独秀带来了贵州茅
台酒及其他贵重礼物，而且带来了《大公报》剪辑，那上面有陶希圣、周佛海等国
民党人为陈独秀的“辩护启事”，目的是以此激起陈独秀对延安的怨恨，从而大骂
共产党。不料陈独秀看了报纸剪辑后，虽然对这么多人为他辩护有些感动，并称赞
了蒋介石的抗日主张，但最后却说：“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
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可见陈独秀虽然对延安
好有一些看法，虽然穷途潦倒，却不肯充当蒋介石的反共工具。也许十年前大革命
的失败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也许他的两个儿子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对他的打击太
大了吧！
另有文章记载，周恩来后来也曾在朱蕴山陪同下拜访过陈独秀。
“仲甫先生，您身居山乡，不知日后作何打算？”周恩来关切地询问。
陈独秀苦笑道：“恩来，我已疾病缠身，还能有什么打算呢？我只想找个安静的
地方，养养身体，研究研究自己早年关注过的文字学。”
“仲甫先生，恩来这次来江津，一则探望老先生。二则还想劝您去延安。那里
既可安心从事抗日工作，医疗条件也比这里好。”朱蕴山诚恳地说。
见朱蕴山已把话题点明，周恩来接着说：“仲甫先生，您多年从事党的领导工
作，又深知抗日战争的艰难希望您抛弃个人成见，以国家民族为重，向党中央写出
个人的书面检查，争取回党工作吧。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希望您去延安
工作。”
“恩来。我主张坚决抗日，也赞同为了抗战，国共两党必须进行第二次合作。
回党工作，亦为我所愿，不过这书面检查，一时从何说起呀……”停了一会儿，陈
独秀转向朱蕴山说：“时间已过去了十年以上，中央除了思来、毛泽东，我熟悉的
人不多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我这个人又比较固执，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
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仲甫先生，中央绝无勉强之意。”周恩来赶紧说，“什么时候您愿去延安，
中央都欢迎。希望您多多保重，如欲去重庆看病，可以随时找我，一定提供方便。”
“谢谢恩来，也谢谢蕴山。”陈独秀笑了。
陈独秀终于未能回到党内，中共与他联合抗日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这当然与陈
独秀不肯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条件有关，但与王明、康生的极力反对更有直接关系。
王明、康生的行径，完全是照搬苏联大反托派的做法。他们对陈独秀的造谣诬陷，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全国民众在日军的疯狂侵略面前，正强烈要求团结对敌，
一致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人人心。但由于王明、康生的造谣中伤，
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主张抗日的人打成“汉奸”，便使
很多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提供了口实，致使中
国共产党的威信蒙受了损失。
陈独秀1942年5月病逝，临死也没有离开江津。
建国后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在谈到对犯错误人的处理问题时，刘少奇说：
“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说：“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
延安。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
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正是：
此生终老荒僻地，
是非留待后人评。
未知国共关系如何发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十八回
显风骨彭德怀报收重金 顾大局周恩来出任高官
话说第二次国共合作虽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但国民党方面始终对共产
党有戒心，总是想尽办法“消融”共产党。蒋介石在其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材中就
有这样的话：现在国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战中将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现在共
产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他在抗战中消耗三分，只余二分，将来苏联再帮助共产党
一分力量，共产党也只有三分力量，国民党还可以保持优势地位，中国还可以与苏
联平等谈判；如果共产党力量在抗战中不消耗，苏联再帮助他一分，他则将有六分
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要到莫斯科请训，，那就不好。
正是出于这种畏惧情绪与戒备心理，所以国民党始终不愿与共产党对等合作，
不愿与共产党形成统一的合作机构与共同纲领，而是想方设法企图削弱与吞并共产
党。
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抗战的时机对中共十分有利，中共完全可以在抗战中发展
和壮大自己。因此，对国民党，希望通过合作达到改造这个党及由这个党领导的政
府和军队的目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刚刚形成的时候就指出：“国民党在华北失败
以后，气焰大杀，其内部如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实力派，对国民党政策表示不
满，更由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国际形势的转变，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
完全的优势。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
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
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
一个要“消融”共产党，一个要改造国民党，两党关于合作的目标相差如此之
远不能不使合作的局面蒙上一层乌云，继而双方发生矛盾，再而矛盾愈益增大。
新的风波很快就起来了。
1938年1月1了日，国民党武汉当局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了刚刚创刊的中共机关
报《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厂。中共代表团提出抗议，国民党方面答复：这显然
是地方流氓滋事。
1月24日，又到了两党关系委员会开碰头会的日子。国共双方六位大员坐在桌子
两旁，脸上已不见了前几次相聚时的笑容。
刘健群说道：“你们的诚意到底表现在何处？很显然，苏联出兵能迅速改变时
局，你们为什么一再推诿？八路军，不，八路军早不存在了，应该是十八集团军，
从不贯彻中央军令，游击游击，游而不击，究竟存的什么心？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
交待？”
两个多月前，为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重新下达了军队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
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公布后，中共方面对民对下一直延用“八路军”这个称谓。后
国民党方面提出质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答曰：华北人民已经习惯这个称呼了，
请予允许在民间保留。这一保留不大要紧，在华北，在全国，八路军便和国民党军
有了醒目的区别。
康泽接着说：“你们应该向广西派学习，把军队交给中央，军政、人事与中央
统一，重要领导人离开军队到中央工作。”
王明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则重点谈了新四军问题。新四军已经成立一个月，
但编制迟迟未下。双方争来争去，国民党方面勉强同意新四军下编四个游击支队。
此后，两党关系委员会基本停止了活动，两党关系又采取了遇事协商、随时约
见的办法，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
蒋介石这时又黑又瘦，他正陷于南京失陷和陶德曼调停失败的忧虑和惆怅之中。
陶德曼是德国驻华大使。从1937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