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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和谈演义 (第二部)作者:马辂-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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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立即反驳:“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 
  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蒋介石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把汪精卫晾在一边。 
  11月20日,汪精卫密派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谈好了条件:在日华共同 
排斥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中方承认日本军队驻扎,承认满洲国等。 
  汪精卫自觉以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蒋介石,决心出走,借日本人的力量收拾蒋 
介石。日本人也正在等着汪精卫出逃。 
  12月8日,蒋介石提前从桂林回重庆,汪精卫这一天没走成。第二天,汪只好硬 
着头皮参加在重庆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12月18日,汪精卫准备在蒋介石飞西安开军事会议时出逃。谁知这天西安天气 
不好,蒋介石没走,改在重庆向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怕日久生变,冒险于这一天 
飞到了昆明。同行者有他的老婆陈璧君以及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人。临走前, 
汪给蒋介石留下一封信,上面有两句莫名其妙的话:“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从昆明飞抵河内。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出逃十分震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 
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 
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自觉回头耳!”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闻讯,大喜过望,立即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开 
篇便说:“日本政府……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 
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进而具体地阐述 
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实际上就是灭亡中国的条件。 
  12月24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重庆,当天即对顾问端纳说;“请你通知英、美 
两国大使馆,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想到和日本谈和,并且在 
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发表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演讲。他说:“在日寇咄咄 
逼人、决心亡华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国只有抗战求生,不能妥协求存。如果我们还 
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 
痴人说梦。精神已经屈服,就将万劫觉沦,锁链已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我们 
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种地步?世办上岂有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 
灭一个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 
轻易受人威协,以至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因此,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 
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 
  身着军装的蒋介石走出会场,立即被记者们围住了。 
  一个女记者问道:“汪主席离渝到了河内,是不是投降日本人呀?” 
  蒋介石微微一怔,旋即以轻松的口吻答道:“汪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 
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昧。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 
政府亦皆无关系。” 
  不料三天后,在河内“休养”的汪精卫发来了一份“艳电”,口气大得吓人, 
要求国民政府根据22日近卫声明,在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 
与日本交换政府意见,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作出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汪 
的一切职务。各党派、团体、部队纷纷发出通电,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愤怒声讨汪 
精卫。 
  汪精卫叛逃一事,既使蒋介石感到两党合作的重要,又给了他一个启示:信仰 
乃立党之要旨,信仰的不同解释,必致大乱。因此,他认为在信仰问题上再也不能 
向共产党让出一步。 
  12月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请蒋从根本上解决华北指 
挥关系、增加八路军军饷等问题。蒋颇为冷淡,什么问题也没有答复。 
  周恩来也奉中共中央之命去见蒋介石。他对蒋说:“近一个时期,各地都出现 
了反共捉人的事,我们认为问题很严重,需要校长出面讲几句话。这种现象不予制 
止,于两党合作不利,于国家也不利。” 
  “有这种事吗?”蒋介石反问道,“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为怪,这么 
大个国家,出点事也是正常的吧!汪兆铭投降了日本,谁事先能想得到?” 
  周恩来列举了几起包围八路军、活埋共产党员一类的事件。然后说:“校长, 
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亲口告诉我,宣侠父是你下令抓的,这事恐怕不是偶然吧? 
宣侠父几个月来毫无音讯,该不会已经死了吧?” 
  宣侠父两个月前已被秘密处决,但蒋介石没有这样回答。他铁青着脸说:“宣 
侠父是我的学生,却不听我的话,这还了得,给他一个教训也是应该的吧?至于宣 
侠父是死是活,我能管那么细吗?恩来呀,你我见面应该谈两党合并的大事,这才 
是党国需要亟待解决的事情嘛。” 
  周恩来摇摇头:“还可以商量别的办法,你上次说的合并办法是不可行的。” 
蒋介石两手一摊,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常感不安,影响 
上级意志。” 
  话外之音十分明白:合并问题不解决,下面再闹出反共事件就不可避免,我也 
没有办法。 
  周恩来悻悻而归。 
  这时,蒋介石已在准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了。汪精卫叛变,国民党自然要开个 
大型的会议,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同时,他准备从这次全会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策 
略。 
  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 
  正是: 
    虽有指墙花影动, 
    切莫疑是玉人来。 
  要知蒋、周如何会谈,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二十三回 
限制异党月晕而风 制造磨擦础润而雨      
   却说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恩来呀,明天就要开全会了,延 
安可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向会议提出?” 
  周恩来说:“我立即把校长的意见告诉他们。” 
  “两党统一的事,还有无可能?”蒋问。 
  “没有这种可能。”周答。 
  “你们是毛泽东说了算,你投问他,怎么就说不可能呢?你再发个电报问问嘛。” 
  “用这么急吗?” 
  “你知道,要开会了。会上要是形成什么决议,以后就不好办了。” 
  “好吧,我发个电报。” 
  第二天,周恩来即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告与蒋谈话情况,认为“其意盖 
欲我党对国民党全会有一具体让步,以塞众口,以利防共”。据此,他向中共中央 
提出两条建议:一、对国民党的全会,中央应有一表示。二、拍一密电,提出我党 
的具体意见,“指出我党愿与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但目前事实如捕人、杀人、封报、 
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救急办法, 
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 
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一步具体合作办法。” 
  这天夜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第二天,周 
恩来的请示电到了。毛泽东带着一双熬红的眼睛出席了专门为此电召开的书记处会 
议,最后敲响了定音鼓:“给敬爱的蒋先生复一电,想取消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绝对 
不可能,要他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24日,中共中央拍发了致国民党蒋总裁暨五中全会电。第二天,周恩来将这一 
密电转给了蒋介石。 
  电文写道: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 
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 
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 
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 
其他任何政党。 
  言词掷地有声,毫无变通余地,蒋介石实在难以咽下。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 
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声称:“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 
们对中共不好像民国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 
严正管柬、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 
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了《限制 
异党活动办法》,确定成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激进分子的言行。 
稍后,蒋介石又秘密批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 
法草案》,严令执行。 
  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 
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的,并没有完全公开出来。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五中全会可以说是蒋介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正 
如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分析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走“向下发展 
的道路”,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眼光由看前线和沦陷区转向看共产党的后方,开 
始着眼于“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 
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 
古,磨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 
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限之限制, 
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 
  于是,国共合作告别了温情脉脉的蜜月,进入了磕磕碰碰、磨擦丛生甚至发生 
激烈冲突的时期。然而合作仍然存在,关系没有破裂,这种若即若离、时亲时疏的 
状态一直继续到抗战结束。 
  国共两党的军事磨擦最早开始于河北。 
  抗战初期,国共双方在山西战场上实现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忻口战役和反九 
路围攻的胜利。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大军纷纷南渡黄河,西过汾河,八路军则深入 
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不甘心,便盘算着怎么从八路军手中“收 
复”丧失于日军的失地。八路军当然不会拱手相让,于是磨擦便不可避免了。 
  1938年5月,河北的抗日武装以吕正操部为主,在冀中38县创造了抗日根据地, 
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以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部队为主,在冀南20余县建立了抗日 
政权。为合作抗日,中共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鹿钟麟去河北省担任省政府主席。 
  鹿钟麟是冯玉祥的忠实追随者。早在1914年,冯玉祥当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 
鹿即入该旅任职。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出任国民军总司令,鹿任第一军第一师师 
长兼北京警卫总司令,具体负责操作驱逐清废帝博仪出宫。1918年,冯玉祥任南京 
政府军政部长,鹿任常务次长。次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为讨好已和他闹僵的冯 
玉样,委任鹿为军政部长。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鹿没像冯玉祥其他部下那样 
背叛他,而是放弃军政部长之高位,潜逃至冯玉祥那边出任第二、三方面军前敌总 
司令。几个月后,他和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在天津做了7年寓公。抗日战争爆发, 
冯玉祥再次出山,鹿于1937年底继冯玉祥担任了3个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2 
月,他被调任军法执行总监。后在冯玉祥的努力下,蒋介石才给了他河北省主席一 
职。同时,蒋又对他不大放心,由其军统特务系统推荐了河北一支反共武装的头目、 
自号河北民军总指挥的张荫梧出任河北省民政厅长。 
  1938年6月,鹿钟麟怀里揣着河北省主席的委任状上任了。为安全计,他取道山 
西,请八路军护送,通过日军封锁线,前往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在路过山西 
长治时,鹿钟麟访问故县镇八路军总部,与彭德怀举行会谈,议定了这样三条:一、 
原八路军建立的冀中、冀南行政专区分区政府人员不变;二、为统一民运决定组织 
河北总动员会,以鹿为主任;三、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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