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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时再行反驳。
5月初，因国际形势好转，毛泽东指示各方面暂时不要刺激国民党。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已经在党内完成了组织上的所有准备工作。
毛泽东发动整风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一元化领
导的重要意图。实现最高领导层的调整配备，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刘少奇的地位引人注目地急速上升了。
刘少奇本是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5月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国后
一直从事工运领导工作，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五中全会人选政治局候
补委员，但屡屡被批评为“右倾”。遵义会议后，刘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到陕北
后即被派往天津领导华北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开始后，刘力倡独立自主和开展
华北游击战争，与毛遥相呼应。刘主持华中局工作后，新四军工作亦开展得有声有
色，因而备受毛泽东的欣赏。
到1941年9月会议时，刘已被党内众多领导干部视为毛泽东以外另一位正确路线
的代表。陈云称赞“刘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王稼祥说：
“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
任粥时、康生也都将刘与毛相提并论，认为当年如果临时中央由刘少奇负责，白区
的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此，当时的会议已经认为，“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
高”。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在起草“决议草案”时，也特别点了刘的名字，称赞
其在白区工作时的贡献。10月，毛泽东更两度电召刘少奇来延安工作。只是因为刘
一行通过日军封锁线颇费周折，再加上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之间出现矛盾，毛泽东令
其暂留山东帮助解决，所以才耽搁下采。
1942年的最后一天，刘少奇辗转回到延安。两个月后，仍担“总负责”之名的
张闻天也被召回延安。政治局很快进行了三次讨论，由任粥时拟定机构精简调整方
案，刘少奇提议毛为主席，大家一致拥护，遂于1943年3月20日正式通过了《中央机
构调整及精简决定》。
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
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
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
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
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粥时三
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
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与此同时，政治局决定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归口管理各类党的部门。前者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人组成，毛为书记；
后者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粥时8人组成，刘
为书记。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完全确立了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权威，不管是
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成了至高无上的第一把手。而刘少奇作为得力副手，毛泽东产
生了如虎添翼之感。所谓“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正是指此。
引人注目的是，张闻天、王明均正式失去了原来的位置。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周恩来也离开了书记处。当然，也可以用周自己说的“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
太少了”来解释，但理由总不是那么充分。
在中共中央刚刚形成新的领导核心之时，一场飓风随即刮来了。
5月20日，毛泽东收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共产国际执
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
议，并将意见告知。”
毛泽东迅速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此提议，
待提议公开后，中央再作决定。
据当时莫斯科派驻延安的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存
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条件和需要，因此是该解散了。还说，毛泽东特
别批评了党内那些不听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的人们。据说王明告诉
俄国人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
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
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
5月24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
政策，请你即回延安。”
5月26日，收到《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讨论
通过了一份这样的决定：“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
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命，
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的援助。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
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
产党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坚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
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
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得到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立即兴高采烈起来。在他们一贯
的观念里，中共如果没有苏联撑腰，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便会一事无成，甚
至顷刻瓦解。这时，他们对国共谈判更加失去兴趣，反而酝酿借机发动第三次反共
高潮。他们呼喊：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也应该解散。在具体
处理办法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
另一种主张要共产党同国民党合并。两种意见，纷纷扬扬，无法统一。
6月4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说：“何应钦称前方磨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
须搁一搁。”
周恩来说：“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中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回延安，什
么时候谈可再来。我自己也打算回延安，以便延安了解外间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
办法。并希望同林彪再见蒋先生一次。”
张治中将情况报告蒋介石，三天后，蒋即会见了周思来和林彪。这次见面纯粹
是礼节性的，未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不过蒋倒是痛快地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
这是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蒋第一次答应周的回延要求。
6月9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回延宜速，勿耽搁。
就在这一天，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
甘宁边区。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一时间，战云密布。
正是：
夏日恰似小儿脸，
风雨阴晴在瞬间。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部） 第三十二回
重庆兴兵未战即退 延安整风再掀高潮
话说6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林彪、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
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
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
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6日，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发以万万火急电报给蒋介石和何应钦、徐永
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萧劲光分电国民党方四个军长、十四个师长，呼吁制止
内战。当晚，毛泽东再电董必武：“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掉，以防突然查抄。”
就在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这样一条新闻：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
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
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这条消息，无异于军事行动前的政治宣传战。
7日，毛泽东告知彭德怀：“不得已时恐须一战。”这天下午，胡宗南部的几发
炮弹已落在关中分区八路军驻军的前沿阵地8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攻势，同时
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国民党可能的进攻。
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
战，保卫边区，并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正巧这一天，周恩来、林彪一
行到达西安。毛泽东急电林、周：“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
回延安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
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同日，毛泽东决定从速抽
调14个团支援边区。
在这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再次犹豫了。他没想到这次军事进逼的计划
会这么快地泄露，他更没想到毛泽东竟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各方面的准备。眼下，已
不能达到通过军事进逼迫使中共作原则让步的目的了。延安动员大会一开，晋察冀、
晋绥、晋冀鲁豫等地也纷纷开会，发表通电；国民党元老、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
范亭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中国民主政团致函蒋介石，正告他“正应共同抗战，
共同建国，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而达到将来世界之大同，尚何凭借武
力以内争之有”？在这种沸沸扬扬的舆论中，如仍按计划发动进攻，政府威信和个
人威信岂不损失太大？而且中共已有充分准备，其必拼死一搏，短时间内岂能解决
问题？这两天，美、英、苏三国大使轮番前来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看来事情复杂了。
蒋介石经过再三权衡，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取消进攻延安的计划。次日，蒋介
石、胡宗南复朱德6日电，声明中央绝无进攻的意思。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撤退一
个师及两个军部。
周恩来、林彪在西安停留5天，先后拜会了胡宗南、熊斌、邓宝珊等要人，于了
月16日回到延安。
乘蒋介石犹豫之机，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
7月12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质问国民党》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
向国民党提出一连串的质问，警告它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反共军队，纠正一切
错误。
第二天，毛泽东又亲自撰写这样内容的新闻稿：“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
和蒋介石将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不大满意。最近熊
式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
同日，毛泽东电示董必武：“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
9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
我方之强硬态度，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7月18日，中共的宣传战火力开始指向蒋介石四个月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
这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
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
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19日。毛泽东改定陈伯达作为理论家的成名之作《评＜中国之命运＞》，致信
博古、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
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
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
21日，陈伯达的这一长文见报了。毛泽东喜不自禁，继续精心运作。他代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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