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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蔡：就算你不認為李敖是英雄，我想你的人生也會有你所認定的英雄，也許你所認定的英雄跟傳統定義上的英雄已經非常不同了，可是找到你所認定的英雄的類型，開創你自己的神話的意義，這個是恐怕是你在活下去、活的理直氣壯，或者覺得意義豐足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我希望『英雄的旅程』這一本書，可以打開這麼一扇窗戶，讓你知道神話跟我們的人生依然是有關聯。
李敖談文學
问：您的作品中充满了大量思考性的东西。现在文学流派很多，您觉得文学本质上应该是什么？
答：有一个英国文学的流派，尤其２０世纪后半叶这种流派，觉得文学不是一些故事，不只是情节，也不是长篇大论，文学是要表达美，为文学而文学，（表达）心境的，甚至意识流，内心的状态。这种说法变成文学的主流，我不以为然。你看ＨＥＮＲＹＪＡＭＥＳ写的那个《奉使记》，我觉得好无趣，它只是内心的那些东西，翻来覆去，我们北方讲叫“倒磨”一样，驴拉磨一样，转来转去，我觉得很无趣。
当然，那是一种（流派），根本就没有情节，老围着一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一种表现方法，可是我觉得那种小说很无趣，并且他太狭窄了。象美国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人家问他说你的书读不懂，读了三遍还看不懂，他说那你读第四遍。象高行健他们说，我们没有主义。可是他们有主义的，他们的主义就是我的小世界，请你不要侵犯我的小世界，ＬＥＴＭＥＡＬＯＮＥ，就这个小世界。所以我骂那个川端康成，日本当时他同一代的文学家都开始出来关心普罗大众了，关心军阀的霸道了，结果别人被牺牲掉了，他孬种，他就关心女人大腿，很细腻地描写女人大腿，结果他存活下来了，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高行健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当然，我承认，人有他的小世界。这也是文学的一支。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高级的文学家，他应该关心到这个……
问：应该关注整个人类。
答：对，不能够完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过分狭窄。可是那种关怀不当也会变成教条，变成教条文学，也是不好的。
问：不能沦为为政治服务。
答：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认为有一个空间去发展这种类似１９世纪小说的这种结构。你看我的小说就这样子。人家说，你的小说里面怎么有一两页的讲话？我说你去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连讲了８页，一共，我给数了，７９００个字。那你说，你李敖的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人在讲话，一个人在演说似的。我说，你看萧伯纳剧本，就一个人演说。又有人问，你李敖小说里面很多对话与说理，没有情节。你看一下海明威写的那个《ＫＩＬＬＥＲ》，《杀人者》，全是对话与说理，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客观的描写，全都靠对话组成。所以对我如果有所批评的人，我必须说，他对文学史不了解。他不熟悉，所以才会少见多怪。
问：您怎么看目前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状况？
答：我觉得台湾不要谈了，台湾不足看。我一再讲过，这个文学、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跟你人一致。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讲中国画画也这样子，你画家的画，如果你没有那种人文的训练，你画不好的，你是一个画匠，你不是一个画家。台湾的这些文学，我跟你讲，过去一直被国民党控制，“中国文艺协会”，然后军方的，军中的文艺，军中的写作团体，政府的控制团体，报纸，《中央日报》，《联合文学》，都是这团体。所以你一个人必须加入一个帮口。你要写诗，你要投奔什么台湾余光中的门下，否则你就没什么希望。
问：永远不得其道。
答：不得其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做人成功，做文失败。文章写得很烂，可是人很好，我给你写书评捧你，你过来捧我。这怎么会有好的文学出来呢？余光中一天一首诗，“天安门，我们来了”。哪里天安门（笑）？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你变成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了。台湾（文学）不足看，不够看。
问：那大陆……
答：大陆的部分，我觉得除了考古、历史，好比标点《二十四史》这一类，嗯，还好；社会科学呢，就不敢讲了。小说部分呢，过去国民党时代留下一批小说，象茅盾这批人，这批人其实很烂的一批小说。那里面比较好的只有老舍，比较好一点。（其他）其实很烂的一批人，文字都很糟的。你看茅盾的文字跟琼瑶文字差不多的，那种很烂的文字。然后又出来一批“大阳红”这种文字，后期歌颂的这一批东西。然后就是“伤痕”文学，“文革”以后这批东西。我承认不好，我认为不好。
问：现在有一批青年作家好象还是不错的……
答：你讲上海的这一批？
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看。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深看。我老是犯那个毛病，就是我觉得闻这个蛋臭的时候，不需要吃它（笑）。
问：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个人的思考或经验。
答：在社会演变到某种稳定的时候，或者文化水平或者经济上的水平起来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文学出现，就是我讲的伪饰的文学就会出现。它也关心内心的细腻，也关心感情的生活，希望革命之声绝耳，不要再革命了，什么救国救民，狗屁了，他们不要谈这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躲开的话呢，这个文学就是高行健的文学（笑）。
问：就没有力量了。
答：这就是萨波夫说的，小孩子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们这样最注意人类精神层面的这批人，工作者，你们都逃避了，这还得了吗？你们就代表人类的良知的一部分，如果你们都逃避了，那还得了吗？
问：您的新作《上山·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是，完全不同。《北京法源寺》是写历史背景，那里面都写英雄人物，只有一个女人，还是坏女人，就是西太后。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为背景，女孩子是可爱的，虽然它是以台湾为背景，我认为它的面很宽，因为它涉及很多哲学层面。好比说，这个女孩大腿给你看到，它给你看到的，还是你看到了它？这在哲学里面是重要的唯心论的题目。象王阳明说，一朵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花，花就不存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说。它的优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好显出我自己的写作幅度多么宽。我可以写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台湾的，去大陆了，叫做於梨华，她小说里只有一个主题，翻来覆去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８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２０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
我是天安門
我的名字叫天安門，我是一大棟雄偉的建築，我不是人，人們當然也不以為我是人，但我實在是人，雖然人們不知道我會說話。
今天我忍不住了，在多少年來，多少人在我身上、在我面前，說了多少話以後，我要把所有人撇開，說幾句話。
早在七百年前，十三世紀晚期，元世祖建設京城大都的時候，我就誕生了。那時候我是大都南面正中央的城門，叫麗正門。我因為居高臨下、視野寬廣、又長命百歲，所以首先看到了元朝天下的興亡。
在我誕生一百多年以後，十五世紀早期，明成祖又建設京城北京了，他把大都的南面城牆更向南推了一公里，我身邊的元朝城牆給拆掉了，牆址變成了後來的枺鏖L安街，我由元朝的大都南門變成了皇城的紅門，改名叫承天門了。
兩百四十多年過去了，明朝的天下，又在我跟前消逝了，清世祖帶兵進了北京。八年以後，我又改名叫天安門了。這個名字，一叫就是三百三十八年了。
八十八年的元朝天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天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天下，一個個都過眼煙雲以後，中華民國的五色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日本帝國的太陽旗、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一個個城頭變換、大王備出，真令我目不暇給。雖然如此，在我眼花撩亂之時，卻有著一股神氣中的惆悵。
我神氣，為的是我老眼平生空四海，看盡了一個個朝代的興亡，固一世之雄也的天下，在我跟前，無不一個個淒涼以去，只有我巍然獨存、雄視百代：我惆悵，為的是我越老越看清了中國政局的真相，原來不是那麼簡單的誰打倒誰的公式。中國人民的眼睛，還有待進一步的雪亮起來。
遠的不必說，即以在我跟前的為中國而流血的事件而論，不論被殺的、殺人的，還是在台灣、在海外粉拳繡腿淚眼疾呼的，對他們說來，這是一個鮮紅的新聞事件的問世；但對我說來，卻是一個紫紅的歷史事件的翻版。——中國歷史在我眼前走過，我是活的歷史，我有資格下這種論斷。
你們只看到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但你們不知道，就在六十三年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我這天安門前，發生過什麼事。
那一年啊那一月那一天，國民黨聯合了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下，由國民黨北京特別巿黨部出面，在我這天安門前，召集了十多萬學生與群眾，舉行反北洋政府的活動，他們的囗號是：「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反對軍閥的賣國行為。」在個個熱血沸騰、氣憤填膺以後，他們派出請願團，朝執政的段祺瑞的執政府請願。可是，執政府為了保護政權，終於開了槍，四十七個人被打死了、兩百多個人受傷了，成為有名的「三一八慘案」。同時通緝了國民黨共產黨要員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孟餘，認為他們煽動群罛去送死；並指摘他們「率領暴徒數百人，……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
六十三年過去了，在我這天安門前，歷史又重演了。同樣的熱情、同樣的流血、同樣的禍首、同樣的罪狀、同樣的辯解理由。所不同的，是血流的多少、是時間的長短、是痛苦的溕睢２贿^，當毛澤枺暮勒Z——「誰去鎮壓學生邉樱恐挥斜毖筌婇y！」言猶在耳的時候，北洋軍閥死而有知，他們會向我浮Α�
六十三年前的抗議者，如今變成了開槍者，中國人民只會被殺殺人，不會明白。只有我明白。
中國古人的賦裏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我想，中國人民必須有暇自哀，以此為鑑，知道了自己的對錯，然後抗議者和開槍者才都各得答案。否則的話，不論賢或不肖，終歸於盡。長則百年、短則數載，在我這天安門前，依舊周而復始、改朝換代而已。
多可憐呀！
中国人的名教思想
名教一词，最早是用来描写汉朝末年的清流人士李膺的，见于「世说新语」。原文是：「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过在「